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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者:对《嘉莉妹妹》中“家庭”缺失的研究

2017-11-26吕舒婷

文教资料 2017年21期
关键词:嘉莉妹妹自然主义

吕舒婷

摘 要: 美国自然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在首部小说《嘉莉妹妹》中将两位主人公从家庭中抽离出来,创造了一种 “家庭”的缺失。通过对这种缺失的描写,作者揭示了19世纪晚期美国都市生活中人们的家庭观被物质主义侵蚀,家庭成员彼此疏远,终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残酷现实。

关键词: 《嘉莉妹妹》 自然主义 家庭缺失 物质主义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被视为美国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家,其首部也是最成功的小说《嘉莉妹妹》(1900)出版于自然主义运动早期,被誉为“美国都市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1]。该作品中有一个有趣现象,即“家庭”元素的缺失,主人公嘉莉和赫斯特伍德与家庭的纽带均被割断,亦未能建立起新家庭。本文旨在探索作者如何通过家庭缺失的描写,揭示19世纪晚期美国都市生活中人们的家庭观被物质主义侵蚀,与家庭疏离,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残酷现实。

一、“家庭”的缺失

(一)嘉莉与家庭

先后沦为德鲁埃與赫斯特伍德的情妇之前,嘉莉先后在两个家庭生活过——父母家和姐姐家,而她与这两个家庭的纽带均被割断。

1.父母与乡下老家

嘉莉父母与乡下的家似乎被有意忽视,甚至省略,仅在嘉莉离开家乡投靠芝加哥的姐姐时被简略而模糊地提及:

“和妈妈吻别时,她就掉下了眼泪。火车卡塔卡塔地驶过爸爸白天工作的面粉厂时她又哽咽了。看着车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村子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她伤感地叹了口气,那维系着她与她少女时期和故乡的纽带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割断了。”[2]

当姐姐在火车站接到嘉莉时,这种省略则更明显:

“怎么样,家里人还好吗?”她姐姐开始问,“爸爸妈妈好吗?”嘉莉边回答边向后张望[2]15。

自这次简短询问后,对老家和父母的描写就寥寥无几了。当嘉莉因鞋厂的机械劳作累垮之时,“她又想到了哥伦比亚城和在家快乐的时光”[2]61。当她失去鞋厂工作而没法找到新工作时,姐姐姐夫逼着回她老家,一想到要“重新过那种狭隘的旧生活——她几乎要厌恶地叫出声来”[2]100。

相继沦为德鲁埃与赫斯特伍德的情人后,除了一些凄凉痛苦的回忆外,嘉莉从未想起过父母和老家。“家”与“父母”是“辛苦劳作”与“贫穷”的代名词,这正是她一心想要逃离的东西。在她留下一张小纸条就离开姐姐后,书中并未出现她父母寻找年仅18岁的小女儿的描写,可见他们对嘉莉并不关心。对于这种冷漠的父母与家庭,嘉莉即使成名后也从未想过接济。

2.汉森夫妇

迫不及待地离开乡下老家和父母后,嘉莉又与城里的姐姐家决裂了,但这次是出于无奈。刚到芝加哥,嘉莉满怀对都市生活与“新家”的憧憬,但她发现第二个“家”只是一套“狭小和乏味”[1]49的公寓,简直是城市版的乡下老家,她一心想要投靠的姐姐和姐夫简直是城市版的乡下父母。这一点,她一下火车、感受到姐姐米妮敷衍的拥抱时就察觉到了:

“嘉莉立刻感觉出情感氛围的变化。置身于这困惑、喧嚣和新奇中,她感到冷酷的现实正抓着她的手。那是一个没有光明和快乐的世界,没有乐趣的生活。从姐姐身上能看出为生活奔波的艰辛和劳苦。”[2]15

米妮埋头于无休止的家务,顺从丈夫且被剥夺所有形式的娱乐,她根本没有精力履行一位姐姐的责任。“她请嘉莉来,不是因为想念,而是因为嘉莉对老家的生活不满,并有可能会在这里找到工作,有钱付在这里的食宿费”[2]21。她丈夫是个沉默、忧郁又多疑的男人。除了向嘉莉收房租外,汉森夫妇对这位妹妹毫不关心:

“她从汉森的举止和米妮被压抑的神色看出这整个公寓的气氛,这里的思想保守,除了辛勤劳动之外的一切都不属于这里……他们希望她做些什么呢?她明白她得先找份工作,让自己安定下来,好有钱每个月交食宿费……”[2]19

嘉莉与姐姐姐夫的关系仅靠房租得以维系,她在第二个“家”中只感觉出“生活的贫困勉强”[2]17与亲人间的冷漠。失业后,她被无情地赶出了第二个“家”。这标志着她与家庭的最后一条纽带也断裂了,此后,汉森夫妇就未在她生命中出现过。

(二)赫斯特伍德与家庭

作为嘉莉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赫斯特伍德与嘉莉同病相怜——未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嘉莉和家人都在贫穷中挣扎,但赫斯特伍德不一样,他是“美国上层社会里很受欢迎的一个人——仅次于顶级富豪”[2]67。可他和妻子朱丽亚、一双儿女共同生活的豪宅并不温馨:

“温馨的家庭氛围是世界上最温柔最娇贵的一种花,没有什么能像它一样陶冶人们的品性,使他们变得坚强正直……赫斯特伍德的家庭就没有这种温馨氛围,它缺乏宽容体谅和漠视家庭的存在。”[2]126

这个豪宅代表的只是一个体面的伪家庭,赫斯特伍德的爱情与亲情在此处无处安放:

朱丽亚是个冷漠虚荣的女人,一心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2]128,夫妻间并无爱情可言。她不择手段地让丈夫把财产写在她名下,这让赫斯特伍德既无法离婚又无法保留自己的财产。她总想着通过女儿的婚姻“提升她自己的地位”[2]128,或凭借儿子的成功事业“在人前炫耀一番”[2]128。得知丈夫出轨后,她并不伤心,而是通过威胁起诉他,让他名誉扫地而失去工作,从而敲诈他一大笔钱。赫斯特伍德的女儿是个虚荣的17岁女孩,性格“冷漠独立”[2]127,“满脑子就想着恋爱,想着过富贵的生活”[2]127。他二十岁的儿子“相当的虚荣,喜欢寻欢作乐”[2]128,“并不让家里任何人了解他内心愿望,他也没发现家里人对此特别关心”[2]128。

与妻子“同床异梦”[2]132,与儿女话不投机,赫斯特伍德视这个家为枷锁,而家人却很享受这种只有他挣的钱而没有他的爱的生活。后来他不顾一切跟嘉莉私奔就不足为奇了。离家后,他唯一一次想起家人是在纽约混得不好的时候,抱怨家人不配挥霍他的积蓄,而他的家人当时却继续在豪宅里过着舒服日子,从未想起过他。对赫斯特伍德的家人来说,只要有钱,他在或不在,生活都一样继续。endprint

(三)徒劳的家庭追求者

相遇之前,嘉莉和赫斯特伍德都未有过温暖的家庭,走到一起后,两人都希望建立起一个新家庭,却失败了。

嘉莉对家庭的追求体现在她对婚姻的执着。与德鲁埃同居后,她为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良心不安。她要求德鲁埃娶她,对方不断拖延让她很生气。后来,尽管已爱上赫斯特伍德,她仍明确提出:“如果你不娶我,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2]1225得知对方无法娶她时,仍苦苦追问婚期。评论家托马斯.P.瑞吉欧(Thomas P. Riggio)在《嘉莉的忧伤》(Carries Blues)一书中指出:“她对婚姻的欲望如此强烈,这让她选择无视他重婚的事实,这种压抑的心理让赫斯特伍德(包括很多读者)很难理解……但她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安定下来了,且在世人眼中是正当的存在。”[3]嘉莉对婚姻的执着实乃对家庭的渴望。她与两个男人的复杂关系其实是她对“家庭”义无反顾又绝望无助的朝圣之旅。虽不像嘉莉那样热衷于婚姻,但赫斯特伍德渴望与嘉莉一起生活,与她建立起新家庭,为此他甘愿放弃辛苦打拼出来的一切。

但两人对家庭的追求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嘉莉终未能成为赫斯特伍德合法的妻子,而后者甚至在冬夜都没有一张可以睡的床铺,就更别提幸福的家庭了。

二、德莱赛的意图

在首部小说中设计这种家庭的缺失,作者的意图值得探索。

(一)金钱腐蚀家庭

其实嘉莉与赫斯特伍德对家庭的追求注定失败,因为他们执着追求的不过是假象。嘉莉以为德鲁埃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可他只是贪图美色而“不想结婚受任何法律的束缚”[2]202的男人。与赫斯特伍德在一起后,嘉莉又以为钱势将永远伴随这个男人,当他在纽约潦倒时,嘉莉才意识到她错了。赫斯特伍德则把嘉莉当成纯真女孩,尤其是当她在舞台上扮演劳拉,深情地说出以下台词时:

“不管你所倾心的女人是富有智慧还是爱慕虚荣,不管她是漂亮还是普通,贫穷还是富有,只有一样东西她真的可以给你或者不给你——是她的心。”[2]280

“她的美貌,智慧与成就,她可以把这些全卖给你。但她的爱是财富,无法用金钱来衡量。”[2]280

可嘉莉并不单纯,她的信条是“金钱,就是别人拥有,我也必须拥有的东西”[2]95。两人所看到的对方都不真实,这预示着他们共同组建家庭的计划必将失败。

《嘉莉妹妹》中的家庭均被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所侵蚀。生活中的一切都基于金钱,亲情也不例外。嘉莉对老家和父母的灰暗记忆是因为父母必须不停劳作以填饱肚子,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关心女儿。在城市中勉强度日的汉森夫妇一心想攒钱改善生活,所以除了房租外,嘉莉的一切他们都不关心。家庭中的爱被金钱代替,人们失去了爱亲人的能力。

除了贫穷的家庭外,富有的家庭也难逃物质主义的魔掌。赫斯特伍德挣的钱并不能让妻子儿女满足,他们总是想要更多钱。贪婪破坏了家庭生活中本应有的温馨氛围,家沦为一个空壳。

物质主义亦无情地吞噬了嘉莉与赫斯特伍德一心想要组建的新家庭。他俩自以为已建起一个基于爱情之上的家庭,一个与之前家庭截然不同的幸福家庭,但这只不过是梦一场。随着赫斯特伍德因为年老和之前偷窃的丑闻而无法在纽约立足时,那个光鲜亮丽、魅力十足的男人形象彻底崩塌了,嘉莉的爱也消退了。作为补偿,赫斯特伍德开始为嘉莉分担家务,可这却让嘉莉更绝望。随着嘉莉外出工作并向赫斯特伍德支付生活开销,两人在家庭中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变。他们彼此之间的冷漠像极了他们与之前家庭中家人的关系。自私和虚荣的嘉莉开始把所有的钱留给自己,而且她越来越希望赫斯特伍德不要在她日渐有起色的生活和事业中碍手碍脚。她先是离开了赫斯特伍德的床,之后直接离开了他的房子,从而给他俩的关系画上了悲伤的句号。可见,嘉莉的爱情是有價码的,这个姑娘并不能在逆境中与赫斯特伍德相濡以沫。她的离去让赫斯特伍德建立温暖家庭的梦想破灭。

(二)无家可归者

创造出如此多无爱的家庭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作者的意图可在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中一探究竟:

“德莱赛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人类在都市环境中的生活和行为。当他在1899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时,他把故事的背景往前推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美国现代生活已经被当时很多事物改变,而这种改变无法变更。《嘉莉妹妹》中故事发生的两个城市——芝加哥和纽约在那个年代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发展;正如德莱斯所认为的,这种发展之所以重要并不仅因为它让城市变得更大,而因为它让美国人口结构从以农村人口为主转变为了以城市人口为主。”[4]

可见德莱斯把人物放置在19世纪末美国都市这一环境中是为了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城市化让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变大。在嘉莉出生和成长的农村,贫穷与焦虑取代了平静的田园生活,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民被迫寻找新出路。城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农村大批单纯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涌入城市,离开了乡下老家和家人:

“1889年的芝加哥……吸引了许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们前往此处,其中不乏一些年轻姑娘。这里大量已有和潜在的工作机会使之名声远播,这股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有的踌躇满志,有的孤注一掷……这是个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有着成为人口百万大都市的野心、勇气和行动。”[2]22

正如嘉莉,这些年轻人是怀着非要在城市打拼出财富、地位和一个更舒适的家庭的决心和野心进城的,可至于以什么途径实现,他们并无头绪。一心想要往上爬的年轻人被盛行于大城市的物质主义腐蚀的同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已失去了可爱的家庭及与生俱来的爱人的能力。正是洞察到了这种病态的社会价值观,德莱赛在《嘉莉妹妹》中刻画了一系列典型“病人”——难以抵抗物质诱惑的嘉莉、冷漠无情的汉森夫妇及赫斯特伍德贪婪虚荣的妻子儿女。

三、结语

通过分析《嘉莉妹妹》中两位主人公嘉莉与赫斯特伍德与之前家庭的决裂,以及两人共同建立新家庭的失败,本文探索了德莱赛如此设计的意图——通过描绘“家庭”缺失批判19世纪美国都市盛行的物质主义与病态的社会价值观。这一主义在当时扎根于人们心中,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与家庭疏离,终成无根无家的流浪者。

参考文献:

[1]Donald Miller. City of the Century: The Epic of Chicago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M]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45.

[2]西奥多·德莱赛.嘉莉妹妹:中英对照全译本[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3]Thomas P. Riggio. Carries Blues[M]. Beijing: Pei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103.

[4]Maureen Reed. Interpretive Notes on Sister Carrie[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2011:99.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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