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云

摘 要： 《十八春》与《大淖记事》分别为张爱玲与汪曾祺的名篇，二者在讲述人物的爱情命运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善良无辜的女主人公的爱情皆遭遇了恶势力的迫害，结局都给人留下了光明与希望。作品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十八春》虽有亮色，但改变不了小说苍凉的基调，《大淖记事》中的人物虽然历尽苦难，但掩盖不了其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两部作品的这些差异是由创作主体人生经历与创作理念的差异造成的。

关键词： 《十八春》 《大淖记事》 爱情故事 创作主体

《十八春》是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30年代的旧上海为背景，讲述了都市年轻人顾曼桢与沈世钧的情感纠葛，以及周围几对年轻人错位的婚姻。《大淖记事》是汪曾祺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了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姑娘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两部小说分别以都市或乡村为背景，情节上不乏相似之处：心有所属的无辜女主人公在爱情刚刚萌芽之时，骤然被龌龊之徒玷污，她们都没有消沉自弃，而是勇敢地继续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这两部作品都着力于表现人性，或自私邪恶，或纯真善良。

一、《十八春》与《大淖记事》爱情故事之比较

《十八春》与《大淖记事》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无辜的，她们经历了同样的愛情悲剧——在美好的爱情刚刚萌芽，心有所属的境遇之下被恶人强暴，但随后在残酷命运面前她们所呈现出的那一份坚韧及对爱情的无限信任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一）《十八春》：悲悯温情掩盖不了苍凉的人生底色

《十八春》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爱情故事：自幼丧父的顾曼桢靠姐姐顾曼璐做舞女完成学业，毕业后与富家少爷沈世钧相知相爱。曼璐嫁给了纨绔子弟祝鸿才，因不能生育，便设计让曼桢替自己给祝鸿才生个孩子，孩子出生后，曼桢设法逃走，不久曼璐因病死去，曼桢为了照顾孩子，回到祝鸿才身边。世钧因误会而另娶他人。十八年后，曼桢和世钧又在上海相遇，但已物是人非。张爱玲罕见地在她的苍凉世界里展示了一抹难得的人性亮色，呈现出了以往小说难得一见的爱情、亲情、友情，让读者有一丝安慰[1]。

女主人公顾曼桢出身社会底层，性情温柔，纯洁善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里能够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她和沈世钧之间的感情，正如夜空中那枚“莲子似”的月亮，饱满而纯洁。顾曼桢身上不仅有传统女性的坚韧与耐劳，而且有新女性不惧世俗、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优良品质。

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悲剧直接导致书中几对年轻人错位的婚姻：曼桢和世钧相爱，却不得不天涯两隔，一个委身祝鸿才，一个娶了石翠芝；翠芝和叔惠有意，却不得不擦肩而过，一个嫁给沈世钧，一个北上革命；豫瑾倾心曼桢，却不得不另娶旁人……可以说，这一群最平凡的青年男女中，似乎没有一对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这样的安排符合张爱玲一贯“苍凉”的风格。

小说最后，张爱玲人为添加了一抹政治的亮色，似乎在告诉我们，翻天覆地的时代大变革下，个人的儿女情长和恩怨情仇都是不足为道的，光明就在前方，“投身到社会主义时代建设的潮流中去，人生就有了新的希望”[2]。但无论作者如何添加，这抹亮色始终只能以文字的形式浮在小说的表面，改变不了这个爱情故事深层苍凉的底色。

（二）《大淖记事》：苦难阻挡不住未来的美好

《大淖记事》主要讲述的是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之间的爱情故事。民风淳朴的大淖和巧云，两人相互吸引，然而爱情却屡屡受挫，“一家要接一个养老女婿，一家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块”。巧云的妈跑了，父亲半瘫在床，小锡匠的妈守寡多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仗势欺人的刘号长介入，他不仅玷污了巧云，还带人把小锡匠打得半死，在以老锡匠为首的锡匠帮的帮助下，刘号长被逐出大淖，巧云也肩负起养家的责任，照顾自己的父亲和受伤的小锡匠。这是一个爱情悲剧，读来唯美感人却不凄然，字里行间洋溢着美丽、坚强与暖意。在整个故事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对纯洁美好爱情的坚贞不屈，以及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

《大淖记事》中的女主人公巧云美丽善良，如顾曼桢一样性情温柔，她深得大淖人们的爱护，少年们的倾慕，但姣好的容颜同样为她带了灾难——自己被玷污，爱人被打伤，但她没有被苦难压垮，而是义无反顾地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的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加坚定了，她由一个姑娘变成了能干的小媳妇”。

小说的结尾，巧云勇敢而自信地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成为当地一名女挑夫。“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这振奋人心的话语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让读者坚信这一对苦命鸳鸯历经了磨难之后，会得到光明、幸福的爱情。

二、《十八春》与《大淖记事》创作主体之比较

《十八春》与《大淖记事》虽然在人物的爱情命运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作品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十八春》虽有亮色，但改变不了小说苍凉的基调，《大淖记事》中的人物虽然遭遇恶势力的压迫，但掩盖不了小说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两部作品存在的这些差异，是创作主体差异的折射。

（一）张爱玲的苍凉爱情

张爱玲儿时经历了父母的不睦、家族的败落，生活给了她一双灰色的眼睛和一支苍凉的笔杆。张爱玲少年时代生活中的两个男人——她的父亲与弟弟，总是让她无比失望，成名后她爱上了胡兰成，可惜胡兰成却用情不专。《十八春》中祝鸿才也是一个无耻的男人，没钱的时候，对曼璐百般讨好；有钱后，又看不上曼璐，转而对她的妹妹起了邪念；在用卑劣的手段得到曼桢后，他又“好像受了骗一样”，逐渐对曼桢失去兴趣，去外面寻欢作乐。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样无耻、贪婪、自私的男性不在少数。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花凋》中的郑先生，《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男性是极度失望的，她的爱情也是绝望的、苍凉的。

“作为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张爱玲深深地渴望着女性能够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重重枷锁”[3]。她着眼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所以她笔下的女性总是充满着无奈与悲凉。但是在《十八春》中她却塑造了一个具有女性独立人格的理想女性——曼桢，曼桢的身上不仅有着传统女性的坚韧与耐劳，而且有着新女性的不惧世俗、敢于追逐。“尽管作家在曼桢身上寄予了理想与希望，她仍然是旧时代一个饱受不幸的女子，张爱玲在曼桢身上寄予的是一种光明和理想，但同时又有着救赎无望的无奈与惆怅”[4]。endprint

张爱玲的《十八春》与她的其他作品稍稍有些不同，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曼桢、世钧、翠芝、豫瑾等人响应时代的号召去往東北，投身大革命，有一丝时代的亮色。《十八春》是张爱玲小说中少有的对政治的投降，而她于晚年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后，故事就又恢复她一贯悲凉、绝望的风格了。

（二）汪曾祺的温情人生

汪曾祺（1920—1997）生卒年月虽然与张爱玲（1920—1995）惊人相似，但他的人生经历显然与后者不同，汪曾祺虽然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了生母，可是她的第一任继母却对他关怀备至，该有的母爱他一点都没有缺少过。汪曾祺的祖父、父亲都是文质彬彬的文人、儒生，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良好启蒙的同时，也对他美好乐观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乐于和儿童玩耍，在父亲的陪伴下，汪曾祺度过了美好难忘的童年[5]。这些对他的创作和人生态度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他致力于发现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让“正能量”鼓舞人心，朝气蓬勃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大淖记事》最早在发表在1981年，“文革”刚过，在一片苍凉、深刻、悲观的浪潮中，汪曾祺却坚持一贯的纯美风格，不写激烈的政治情绪，也不着眼于深刻的悲剧剖析。他只是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这个爱情故事无关革命，无关反思，无关生命中的大是大非、大彻大悟。读汪曾祺的作品，我们感受不到时代之痛、生命之重，更多的是一种贴合自然、贴合生活的自然与平淡，让人身心感受到放松和惬意。

汪曾祺认为，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是本色，因而对生活中的苦难与艰辛，无须大惊小怪。他为巧云和十一子设置了苦难，但他的本意却是用健康、美与诗意的虚构生活，鼓励现实中的人们在苦难中前行，所以他又给了读者无尽的希望与美好，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生活虽与苦难并行，但“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但不是悲凉”[6]。汪曾祺用鼓舞人心的笔尖让我们相信，生活虽有众多不如意，有这样那样的磨难，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来临。这是一个乐观的人道主义者希望通过作品传达给我们的最积极的人生态度。

《十八春》与《大淖记事》两部作品所讲述的主人公的爱情命运及作品背后的创作主体，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差异。两部作品女主人公的纯洁爱情都遭受了恶势力的破坏，但《十八春》里时代的亮色掩盖不了故事苍凉的底蕴，《大淖记事》却在苦难中亦难掩温情与喜色，作品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这些差异应该归因于两位作家生平经历与生活态度的不同。

参考文献：

[1]杨永英.苍凉世界的一抹亮色[J].文教资料，2011（09）：13.

[2]林素琴.从《十八春》到《半生缘》改写的意蕴解读[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86-88.

[3]涂登宏.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分析与思考[J].大家，2010（13）：307-308.

[4]李枫.张爱玲《十八春》中女性意识的新指向[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1）：68-70.

[5]汪曾祺.忆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59.

[6]王凤仙.冰心早期创作中的生命美学观[J].贵州社会科学，2005（02）：121-12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