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聊城大学文学院 陈奇

国民党第一秘书陈布雷工作经历
——1934-1948年解读

文/聊城大学文学院 陈奇

陈布雷素有蒋介石的“文胆”“智囊”“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作为蒋介石的秘书，他忠心耿耿为蒋服务长达22年。本文通过爬梳陈布雷1934年-1948年的秘书工作经历，系统呈现陈布雷在这一阶段作为名人秘书的经历与成就。通过陈布雷的秘书经历侧面呈现蒋介石侍从室的设立与作用，既深化中国秘书人物及秘书史的研究，丰富秘书陈布雷及蒋介石侍从室的血肉关系，又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陈布雷；蒋介石；秘书；民国时期

陈布雷（1890-1948）一生经历了求学、新闻工作、教育工作及秘书工作等阶段。陈布雷共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可分为1927-1934年初与1934-1948年这两个阶段。本文的研究对象——陈布雷的秘书工作经历，即发生于1934-1948年，陈布雷全身心辅助蒋介石的这一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陈布雷全身心服务于蒋介石。作为蒋介石实际上的私人秘书，陈布雷为蒋介石草拟了不少文告。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陈布雷任侍二处主任，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后侍从室被撤销，陈布雷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依旧担任政治上出谋、文字上执笔的角色，直至去世。本阶段根据陈布雷的职务将其1934-1948年的秘书工作经历分为以下阶段：

一、1934年秘书角色初定位

1934年5月，陈布雷抵达南昌。蒋介石欲于行营成立设计委员会，主要作研究、设计、审议、调查等工作，其成员主要是蒋介石搜罗的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由陈布雷担任主任委员，助其笔札，负责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为其顾问。这大大提高了陈布雷的政治、学术地位，蒋介石也进一步达到了一箭双雕笼络陈布雷与尊重名士的目的。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回南京参加中央军官学校10周年纪念，撰写《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一文。7月，陈布雷随蒋介石驻牯岭，每天给蒋介石修改讲稿。9月，日本侵华野心毕露，全国各界抗日热情高涨。蒋介石欲说服日本，并表明中国的立场，委托陈布雷作《敌乎？友乎？》一文，“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陈布雷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终于完成洋洋3万余字的长文。1935年1月，此文以“徐道邻”的名义登载在《外交评论》10月号上。各报转载，“徐道邻”名噪一时。

二、1935-1944年稳居侍二处主任

侍从室是蒋介石身边的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权力很大，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侍从室成立的初期阶段并无多大权力，地位并不显赫，仅为侍卫与秘书性质的事务机构。1936年1月，依据当时国内的形势和蒋介石的政治、军事部署，侍从室进行了正式改组，由侍一处、侍二处和侍卫长3个单位组成，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其组织结构与内部分工大致为：侍一处掌军机，侍二处掌政治、党务。1940年又扩充了侍三处，掌管人事。侍从室侍二处中，核心是第四组，负责党政要务的上传下达，机要文件及重要函电的往来，重大人事的任命、调动，重要机构的设立、裁撤，巨额经费的开支、调度等，包括最高当局的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的起草和代撰等等，都是这个组的工作范围。蒋介石通过这一核心幕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包揽了一切，而具体事项负责人则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幕僚陈布雷。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布雷当选中政会副秘书长，并由候补监委成为中央执委，进入国民党高层领导圈。

1936年2月，陈布雷赴汉口，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一职，奉命兼第五组组长。自此，陈布雷开始了其在侍从室长达10 年之久的工作。在1936年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章多篇。5月，陈布雷承蒋介石之命，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数经修改，于8月发表。10月31日为蒋介石50岁生日，为避免过于铺张，蒋介石意欲作华山之游，并事先口授陈布雷撰写表达忠孝的《报国与思亲》一文，于生日前发表。“七君子”案发生后，沈钧儒等人被拘，引起全国极大反响，陈布雷颇为为难。蒋介石指示：“以严正剀切之词复之。”并命陈布雷撰写《肃清汉奸与扑灭奸匪》，将红军与汉奸相提并论。12月上旬，陈布雷随蒋介石到洛阳巡视。为宣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陈布雷为其撰写了《为扫除汉奸剿灭残“匪”告民政书》《论国事今后之希望集中力量自立自强》《“剿匪”总部政训处告国人书》《救国之中心工作》等。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回南京后，印发了由陈布雷为其撰写的《对张杨之训话》。从1937年到1940年，陈布雷为蒋介石写的文章，主要是抗敌御侮的内容，慷慨激昂的文字感染力极强，给蒋介石带来了好名声。1937年，蒋介石让陈布雷替其撰写《西安半月记》：“把事变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了解我如何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喻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了；还要讲明如何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的。”陈布雷有点为难，尽管他未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很清楚，但他从侍从室一些随从人员口述中知道得比较清楚。要把蒋介石被迫承诺的条件编造成“领袖”的“训词”，陈布雷倍感耻辱。陈布雷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你们飞黄腾达，更不希望你们做官，只要求你们平凡正直，尽忠于国家，自立于社会。惟平凡乃能安于清贫，不争名、不趋利；惟正直乃能摒除私念，守正不阿！”

7月7日，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决心抗日，于19日在庐山公开发表陈布雷为其撰写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亦称《最后关头》，这篇文章掷地有声，影响深远。8月初，蒋介石命陈布雷写告官兵书六七件。体弱多病的陈布雷深觉脑力不济，特别是写《告空军将士书》，虽然仅两千余字，却也花费16小时方写成。他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蒋介石留置不报。陈布雷再上书，无果。9月，中共中央《共赴国难宣言》，蒋介石又命陈布雷起草《告国民书》。

1938年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设干事会与监察会。蒋介石自任团长，指定陈布雷为常务干事。

陈布雷在抗战中为蒋介石写了不少文章，颇为得意的数《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一文。这篇文告由广播电台向国内外以中外五种语言广播。海内外各报，一致放在头版头条刊出，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8月，又为蒋介石起草《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10月，日军已迫近武汉外围。日机终日盘旋，陈布雷一直跟随蒋介石，起草了诸如《胜利须赖长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谈话及宣言类稿件。12月26日，陈布雷又为蒋介石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

1939年二三月间，陈布雷为蒋介石撰拟文字以此时期为最多，《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皆此时期所作。而各种纪念文字如《新运周年纪念》等文，写来亦觉顺利，却累得犯了病。在重庆期间，体弱的陈布雷有几次休养，虽在休假中亦有相当工作。5月份，陈布雷为蒋介石撰《科学的群众时代》之讲演，并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7月初，陈布雷又为蒋介石撰拟并修改《七七告军民书》《告友邦书》《告敌国民众书》及激励将士通电和若干对外函札等。

1940年至1945年，陈布雷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及中宣部副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主持宣传小组工作。

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陈布雷虽然有兄弟阋墙之感，但他忠于他的主人。打内战，搞摩擦，不能自圆其说，文电也顿显乏力了。1941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转折阶段，盟军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指挥中、泰、缅境内盟军作战。蒋介石派兵入缅，于1942年命陈布雷模仿《出师表》写了—份《告入缅将士》电稿，情文并茂。1944年末，日寇为挽救在南洋的孤军，又发动了一次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陈布雷的侄儿陈迨、儿子陈迈和陈适报名参军，陈布雷为此写了一首《送儿迈从军至璧山》的五言诗。抗战期间，陈布雷确实做到了全家抗日，共赴国难。

陈布雷与侍从室同始终，他一直跟着蒋介石，非常熟悉蒋介石的意图，也深得蒋介石信任。若遇重大事件，蒋介石时常召陈布雷密谈，有时谈至深夜；若要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的讲话，蒋介石事先总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蒋介石在安排侍从室的人事配备和任免上，手段非常高明。侍一处人员更替频繁，主任一职更是7易人选，任期一般只为1至2年；而侍二处人员比较稳定，尤其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十年一贯制”，从未更换，就连各下属组长任免也在这10年中变动不大。可见，掌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工作的侍二处，有自己的忠实幕僚陈布雷坐镇，蒋介石十分放心。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他处处留心，凡是侍一处、侍二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亲自审阅，务求准确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身体羸弱的他，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常常因熬夜处理公务累倒，对蒋介石可谓是鞠躬尽瘁，忠心不二。

三、1945-1948年深陷矛盾漩涡

自1945年侍从室撤销后，蒋介石委任陈布雷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国府委员，这些都是虚职，实际工作并不多，此时陈布雷的身体每况愈下。但蒋介石如有需要，陈布雷依旧为其起草诸多公告。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3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他意识到，民族矛盾已解决，国共矛盾凸现。《双十协定》签字后，陈布雷对民国政府非常失望。1947年，蒋介石发起全面内战。陈布雷对国民党的情形大为反感。于7月去庐山休养。1948年7月，蒋介石召开了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会议，陈布雷意识到国内已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财政经济危机，但抱着献身的精神去挽救这架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机器。无奈国民党大势已去，回天乏术。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他起草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军事上的失败令他大为沮丧，精神上的沮丧使得身体日益衰弱。11月13日，陈布雷心力交瘁，写了10封遗书，自杀亡故，终年59岁。

四、结语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秘书工作不仅在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1934年后陈布雷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蒋介石对外发表的重要文件多出自陈布雷之手，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的一些文告，在国内外赢得了较好的名声。侍从室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门，陈布雷在其工作10年之久，充分承担了蒋介石的参谋助手职能。

陈布雷是一位典型的秘书工作者，本文站在秘书学的角度剖析他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就理论层面而言，对陈布雷秘书工作的解读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民国时期的秘书工作及其发展历史，探究这一时期的秘书工作特点及规律，从而更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民国这一古代幕僚与现代秘书的过渡期，深入认识秘书职能的现代转变。就实践层面而言，通过学习陈布雷的秘书经验，高校师生及秘书工作者能够以史为鉴，汲取秘书工作与公文写作的经验教训，为做好当下的秘书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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