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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初期群星谱(下)

2017-11-25陈远

椰城 2017年9期
关键词: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燕京

文=陈远

燕大初期群星谱(下)

文=陈远

陈远,河北武强人,历史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代表作《燕京大学1919-1952》。

刘廷芳和洪业:格局初现

亨利·路斯的加盟,解决了司徒雷登的财政赤字,但司徒先生还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延揽人才。这个人就是刘廷芳。

刘廷芳既是司徒雷登的老朋友,也是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任职期间的旧同事。

在燕京大学还没有创办的时候,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如今华东师大美丽的校园,就是当年圣约翰的旧址,而现代中国的金融人才,大多数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刘廷芳的大学生涯,就是在圣约翰度过的。

虽然是基督徒,但刘廷芳对于教会学校的表现并不满意,他在报纸上撰文批评教会学校的弊端,恰巧被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看到,于是司徒请人引荐结识。后来刘廷芳赴美留学,司徒曾居中安排,为其争取奖学金。

刘廷芳对于司徒的感激,转为对司徒事业的支持,他许诺回国之后,定到金陵神学院服务。1919年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正是用人之际,刘廷芳决定赴京辅佐司徒。

当时,刘廷芳因在留学时期的表现,已然是时代的潮头人物。1920年他刚刚坐船从美国返回故国,就被当时各个大学争相延揽,东南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北京大学,先后对其许以心理学系主任的职位。

司徒雷登为了让刘廷芳加盟燕京,也下足了功夫和本钱:由燕大所隶属的教会任命刘廷芳为教会驻燕大代表,这样的任命,等于在更高一个层级上赋予了刘氏显赫的身份。在薪酬上,司徒雷登也毫不吝啬,许刘廷芳与西方传教士同样的酬金和住房。

尽管教会内部对此颇有微词,但刘廷芳耀眼的资历在那里摆着:

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1913年赴美,先在乔治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读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双料博士。在西方宗教界,刘廷芳也有美名,曾经在耶鲁神学院深造,自1919年起便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担任宗教教育权威乔治.A.柯教授的助教。在过去,这一荣誉从没给过一位非协和神学院出身的学者。

执掌燕大这样的教会学校,司徒雷登不仅要面对中国的环境,还要面对美国教会,在教会保守派的眼中,司徒雷登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在燕京大学创办之前的争论中,司徒雷登甚至差点被赶出教会。让刘廷芳这样一个被教会所接受的人物加入燕京,其观点又与司徒雷登高度一致,可以让司徒在摆脱教会掣肘时,有一个有力的助手。

一个事件,往往可以有两方面的效果。让教会任命刘廷芳这一事件,便是其一。

刘廷芳长袖善舞,自称不善筹款,但深谙罗致人才之道。加盟燕大之后,便发愿要“使世界各国的导师先知也能闻风来此集会”。像是陈垣、吴雷川、赵紫宸、简又文等一干名流,就都是在刘廷芳的努力之下,才云集于燕大的。

为燕大学术奠基的洪业,也是在刘廷芳的介绍之下,从美国学成来到燕园,成为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多年以后,司徒雷登的自传完成,请胡适写序,胡适在序言里评价燕京学术时,特意向洪业致敬,说洪业“功劳特别大”。

刘廷芳感情容易激动,天马行空,洪业却有着学者的严谨,两个好朋友因此不免隔阂,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洪业在燕京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提升燕大学术水准,背后的“撑腰人”,正是刘廷芳。

洪业以极为严苛的态度在燕大建立起学分制。不符合标准的学生,会被他不留情面地“请出学校”。洪业之所以如此严厉,与当时社会对于燕京大学的看法有关,当时的燕大,恰如清华创办之初的情况:空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

作为教务长,洪业必须“狠”。甚至狠到动了校长的人:傅泾波。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从洪业来到燕大后,这所大学的格局就初步形成:司徒雷登总揽全局,刘廷芳负责延揽人才,洪业负责学术。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在燕大初期,校务主要是由他们三人主持。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背后的人

司徒雷登在中国长大,他深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要在中国做成一件事情,仅靠在内部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外部打开局面。

现在,燕京大学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傅泾波,被洪业开除出燕京的学生。洪业在晚年说起这件事,“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傅泾波有个特殊的本领,无论在任何政治局势下的重要人物,他都有办法接近。有时是通过这要人的儿女,有时通过姨太太,他总之有办法。”

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傅瑞卿与司徒雷登早就熟识。

傅泾波认识司徒雷登的时候,已经18岁了,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结交五都雄”,在沙滩红楼,处处都是他的朋友,说出来吓人一跳: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连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傅泾波也是常常出入。

这并不是傅泾波交际圈的全部,后来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的李石曾和吴稚晖(加上蔡元培,傅泾波认识四分之三)、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都和他有密切的来往。

最神奇的是,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溥仪。

对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司徒雷登,傅泾波一见如故,司徒雷登也惊喜地发现,傅泾波身上,“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

初次见面之后没有多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

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道:“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

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

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

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

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傅泾波的条件,也正好符合司徒雷登的设想:要打通中国社会,事事以燕京大学的名义并不相宜,但这个人,又必须能充分代表司徒雷登。傅泾波对自己与燕京若即若离的关系设定,恰如其分。

一个系统的运转,常常需要一个游离在系统秩序之外的人。对于燕大来说,这个人就是傅泾波。

1920年,司徒雷登到燕大已经快一年了,财务、人事、和专业方面的布局已经完成,他需要打开局面了。傅泾波为他在盔甲厂(燕京大学旧址)的住宅里召集了一场12个人出席的晚宴,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几乎一网打尽。

教育界知道了一个叫司徒雷登的校长,他正在带领刚刚创办的燕京大学,向一流大学迈进。

司徒雷登,也在用这场晚宴向教育界宣告:我来了!

在日后的岁月中,正是因为有了傅泾波,司徒雷登才和中国政界的各路人马,建立了联系,并由此带动了燕京大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燕京大学为什么成功

1952年,院系调整在中国展开,这场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教育走向,对于教会大学来说,面临的是被撤销的命运。当年10月,北大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燕京大学”成为历史的名词和数代燕京人不能忘却的旧梦。

在此之前的1946年,司徒雷登由于多年主持燕京大学所获得的国际声望,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傅泾波跟随他一起离开燕园。

长袖善舞的刘廷芳,之所以不介意“好兄弟”洪业的暗中较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志不止于燕京。

1925年,刘廷芳以其在宗教界的巨大声望,促使孙中山的葬礼以基督教仪式举行,与公子孙科接下缘分,1936年,应孙科之请,刘廷芳出任立法委员,离开了燕京大学,转入政界。

亨利·路斯,在燕京大学搬入新址的1926年,身体每况愈下,于次年挂冠而去。

洪业,1946年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因中国内战爆发,留居美国。

风云际会之后,各奔东西。再次相聚之时,已经是在司徒雷登的葬礼上。

早在1919年,在司徒雷登从南京到北京赴任的路上,关于燕京大学的想法已经形成。在之后的岁月中,作为创始人,司徒雷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一步步靠近自己心中设置的目标。他的坚持和妥协,皆源于此。

他拉着老朋友亨利·路斯陪他去北京考察,回想起来,恰恰是未雨绸缪,帮助刘廷芳赴美争取奖学金,也是。

司徒雷登不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但他有一种本事:总是能敏锐地发现身边人的长处,并能使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燕京存在的33年里,根据燕京存留的学生档案显示,先后在校的学生总数不足一万人,但现代中国各个领域内的顶尖人物,多出于此:

以代表中国科技最高学术水准的中科院和工程院而言,燕大出了57个两院院士;

在医学界执牛耳地位的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都是出自燕京的医预系;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竟然都是燕京同窗;

外交方面,燕大的成就更加令人咋舌,做过外交部部长的黄华,曾经为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立下汗马功劳的周南,还有负责澳门回归事务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陈滋英,都是燕京学子。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的中国精英,其中就有7名当年的燕京学生。

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家冰心、许地山、凌叔华,物理学家袁家骝、英国籍女作家韩素音、以及活跃在当下学术思想界的余英时、江平和资中筠诸多大家,也悉出燕京门下;

…… ……

人们习惯于把燕京的成功归结为当时的大环境,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同样的大环境下,为什么独独是燕京大学?为什么独独是司徒雷登?

只有不懂得方法的人,才把别人的成功归结为大环境。

司徒雷登的起点,是在顺境之中吗?

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还有教会的掣肘,以及中西文化的隔膜……还有,在燕京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有三次生死存亡的关口:在中国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回收教育权运动,中日战争爆发之时,日本人对于燕大又虎视眈眈。

面对困难和危机,司徒雷登的选择是找出相应的办法,使之变为有利因素。司徒雷登用他的行为,诠释了一个成语——“顺势而为”。

没有钱,他找到能帮他找钱的老朋友亨利·路斯。

缺人才,他找到了善于发现人才的刘廷芳。

得财和得才,是燕大成功的基础。

使燕大进一步走向成功的,是得势。

在这方面,帮助司徒雷登的人是傅泾波。

早在燕京大学创办之初,司徒雷登就“努力着手同中国官员交朋友”,以便获取这些掌握着广泛资源的政治人物的支持。

有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几乎没有见不到的人:陕西军阀陈树藩、北京政府总理颜惠庆、山西省省长阎锡山、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奉系领袖张作霖以及少帅张学良,还有当时最显赫的蒋介石。

张学良改旗易帜,司徒雷登居中出力甚多,这让他与蒋介石结下了厚谊,蒋介石两度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而《时代》创办人正是司徒雷登的老搭档亨利·路斯的长子。

默默耕耘,总会有收割的时刻。1928年,经过与哈佛联袂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已经是一所驰名中外的大学,但是燕大学生毕业之后求职时却常常被政府部门拒之门外。有一次,蒋介石请司徒雷登为他和韩复榘做调停人,司徒雷登乘机向蒋发出抱怨。

聪明人之间,常常有一种不用言明的默契。蒋介石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场演讲。虽然蒋介石因事未能亲自主持,但是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悉数出席。其规模之隆重,即使接待外国元首,也不过如此。

从此之后,对于燕大的毕业生,南京政府各部门争相录用。

人们常常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一个人对于一项事业的投入,但是在回忆起创办燕大的时候,司徒雷登却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给身处燕园的人们一个环境,一个“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

“什么都没干”的司徒雷登,就这样创造了一所大学的辉煌。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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