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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煜词风“愁”的感情基调与南唐政治文化关系

2017-11-25

长江丛刊 2017年9期
关键词:词风亡国后主

周 臻

浅析李煜词风“愁”的感情基调与南唐政治文化关系

周 臻

纵观后主李煜留下的30余首作品,除了艳情一类,其余触目处满是愁苦的字眼。无论是贵为帝王还是沦为囚徒,李煜都以其作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愁氛围。而细品其诗词作品,根据南唐亡国前后政治局势的变化,又可以进一步将“愁”内容含义分为闲愁和悔恨之愁两种。由此,本文选取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文化作为切入点,重点从“愁”的感情基调和南唐的政治文化这个角度来对李煜作品的词风作简要的分析。

李煜 词风 愁 感情基调 南唐政治文化

当唐诗走完了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当晚唐的最后一抹霞光也已悄然逝去,词——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大放异彩。

“金陵物华悠悠,许他文采风流;汴京月隐重楼,锁他一院清秋。”他曾是南唐国主,在玄武湖畔吟赏繁华;不想风云突变,竟一夜之间成为了北宋囚徒,被迫肉袒出降。从此以后,他成为了千古愁宗。他的词也再没有了一丝喜悦,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让人痛彻心扉。他就是李煜,一位绝代才子,悲情帝王。作为“好声色,不恤政事”的国君,李煜无疑是失败的。然而,正是帝王的失败成全了词人的成就,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赵翼《题遗山诗》)。如果没有经历从帝王到囚徒的人生剧变,他的词作就不可能有那种深沉的生命体验。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才子、词人,而难以成为“词中之帝”。

一、“愁”的感情基调和南唐的政治文化

纵观后主李煜留下的30余首作品,除却艳情一类,其余触目处尽是愁苦的字眼,吟诵处皆是痛苦的呻吟。醒亦愁,梦亦愁;朝亦愁,暮亦愁;东风添愁,夜雨引愁;乐时亦惴惴不安,愁时则肝肠寸断;旧愁不断,新愁复生;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引起李煜愁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觉得导致李煜如此愁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由此,本文粗略地将李煜的词作分为了两个时期:亡国之前和亡国之后,并分别联系了当时南唐的政治环境作简要的分析。

(一)亡国前的家国之忧

南唐从李昇篡位建国(公元937年)到后主亡国(公元975年)仅历三主共38年。在此期间,南唐仅有十几年相对安稳富足的时间。从公元956年周世宗亲征南唐,到公元975年宋军攻陷国都江宁,这期间南唐一直都处在向周、宋两国割地称臣纳贡的尴尬局面中。南唐的国势总的来说是进不可攻,退不可守。一方面,当广袤中原苦于兵戈扰攘的战乱时,南唐可以凭着长江天险——这个天然屏障,相对富庶而安定。另一方面,这个天然屏障却也只能抵挡一时。南唐国力弱小,军力不强,吴越之民也是尚文厌武,自古便是“多才子而少将才”。然而,强国却时刻窥视在侧。这也就注定了南唐的偏安一隅是极不稳定的,就如同风浪上的一叶扁舟,倾覆只在旦夕之间。

公元960年,北方政权已经落入了一代英主赵匡胤手中。紧接着,北宋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排山倒海之力平定了一个又一个割据国家。后主李煜就是在南唐被迫撤去帝号、岁岁纳贡的危难关头即位的。作为南唐国主的李煜,对于自己亡国的命运应该说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明白大厦将倾、积重难返,不论自己再怎么励精图治,也是回天乏术,无法力挽狂澜。面对日渐急迫的国家颓局,李煜一方面试图用纸醉金迷的生活来麻痹自己,另一方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又不无忧虑,再加上他高度敏感的诗人气质,所以即使是在亡国之前的君王生活中,他也写下了不少抒发闲愁,伤春悲秋、惊时感逝的词。例如《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

“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词的上半首工于写景。开篇“遥夜亭皋闲信步”,点明了时间“遥夜”和地点“亭皋”,简约而明白,仅仅七个字便将一个月夜无眠、独自在水边散步的词人形象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其中“闲”字颇具深意,看起来是闲逸、闲适,而实则却是心中烦闷又无法排遣,无奈之下只好信步游走,是闲极而烦之意。“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按理说清明刚过,正是春和景明,可是词人却已经开始“伤春暮”了。他究竟为何会如此烦闷呢?原来词人已经感受到了春天即将离去。“乍过”与“早觉”相对,笔意相承而词意相反,表现出词人的心境与现实情景的反差和对立。“春暮”在这里不是实景,而是指词人的心境。伤春即是伤己,所以“闲信步”和“伤春暮”等句,皆是词人独自感伤、无奈心情的客观映照。后两句词详细描写了词人看到的景色:雨随风住,风卷云收;云拢月淡,云散月出。这样的描写生动、形象,而又极具神韵,尤其从中可见词人心随风雨、情如云月的伤春情怀,淡雅有致而又曲意绵延,直为情语。难怪俞陛云要赞其“殊妙”[1],而沈谦《填词杂说》则更认为,虽同是佳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2]

词的下阙写词人感慨春暮、无法聊以自慰的悲愁情怀。“桃李依依”本是春光明媚、正值百花争艳开放之时,但美好的春光却悄然而逝,就如同人生中岁月的流逝总是无可挽回。 “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词人用该句的动态和上句中的静态形成对比,借以突显他欲静而不能的心情。这样的对比和反差是巨大的,春光虽好却偏要溜走,他人欢情而唯“我”独伤。最后二句“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更是直接抒情,张口即出。词人有千愁万恨在心头,可是人世间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排遣。存心之愁,而宇宙虽宽,竟无容处!词人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语尽而情不绝,言收而意更进。

公元971年,北宋灭掉了南汉,屯兵汉阳,直接威胁到了南唐王朝的生存。李后主害怕宋军南下,为求得一隅之安,迫不得已让弟弟从善入京求和。谁知从善刚一入京,就被赵匡胤扣为人质。李煜多次上疏请求北宋能让从善回国,但是宋太祖不仅不允许,反而下诏逼迫李煜也北赴。此时后主更加感觉到了国家的危在旦夕,他的感伤、忧愁也就更加强烈了。这首《清平乐·别来春半》便是作于此时: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这首词是李煜思念远方故人之作。开篇“别来春半”,词人直抒胸臆,道出了郁结于心的离愁别绪。“触目愁肠断”,因为词人内心的痛苦不堪,所以他所见之物就全都带有了愁苦之意。“砌下落梅”两句是写景:面目憔悴的词人痴痴地立于一棵梅树下,空中纷纷扬扬飘落而下的梅花,落满了台阶,也落满了词人的衣襟。“砌下落梅如雪乱”,其实乱的不只是落下的梅花,还有词人自己的心境。后主心中所乱的不仅仅是弟弟从善的安危,还有对国事的担忧。落梅“拂了一身还满”,可见词人独立在花下很久很久,透露出了他伤春伤别的情绪。

欲偏安而不得,知亡国而无计。歌舞升平下深藏着无奈,红巾翠袖间掩不住哀伤。李煜亡国前的词作中不时散发出一种愁苦、伤感、凄清的情调和氛围,这与当时南唐国势渐衰、强敌日兴的政治大背景显然是分不开的。

(二)亡国后的悔恨之愁

后主李煜用岁岁进贡、割地忍让换来的苟且偷安的生活美梦,终究还是在宋太祖“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统一大势中被彻底粉碎了。开宝八年(公元97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南唐国都金陵城陷,李煜被迫“肉袒降于军门”。在不惑之年,他开始了悲哀凄凉、屈辱悔恨的囚徒生活。从一位封建帝王,一下子沦为了一个受人蹂躏、任人宰割的阶下囚,这天堂地狱般的鲜明对比,此般血淋淋的现实,可以说是彻彻底底地震撼了李煜的整个心灵。这样一种常人少遇的生活巨变和角色转换,真的使他尝尽了人世间的深悲剧痛。

这段时期李煜的作品,在内容上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情的现实,迫使他再也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去随性地描写“佳人舞点金钗溜”般纸醉金迷的生活,也不可能再把“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的嫔妃宫女当成写作的对象。他唯一能抒写的只能是“垂泪对宫娥”这般亡国之君的惨象。李煜亡国后的词作中,充斥着悲剧性的绝望和哀鸣。被俘入宋后,他再也没有了欢乐,有的只是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对未来的深深绝望。泪水浸泡着他的灵魂,也渗透在他的词作里,如《望江南·多少泪》: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五句词,三处“泪”,可以想象“泪”究竟有“多少”了!满腹的“心事”本就难说,也无人可说,更不能诉说。“凤笙”等乐器也无心再吹。孤独、寂寞、压抑、痛苦,唯有独自吞咽,独自承受。人间的欢乐,他丝毫也感受不到,就像朱自清先生说的“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肠断”一句,实乃说尽了词人心中的悲哀。难怪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会说此词“真伤心垂绝之音也”。

也许只有在“梦里”,他才能卸下囚徒的身份,不顾一切地享受那片刻的放松与欢娱,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五更梦回,薄薄的锦缎被子丝毫抵挡不住晨寒的侵袭。重重帘幕外,是淅淅沥沥的春雨,是寂寞零落的残春。这种环境氛围使词人倍感凄苦。“梦里”两句,词人似乎是在自嘲,面带着眼前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也只能在梦里贪恋着片刻的欢娱。“言梦中之欢,益见醒后之悲”,谁知半生的富贵,醒来却只是一场梦呢?梦是短暂的、虚幻的。梦境可以慰藉心灵的痛楚,却代替不了真实的生活,也抚平不了心灵的伤痛。词人只有在梦境里才能获得欢乐,这也昭示了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沉重,更增添了词作的悲剧之感。

下片跳开了春夜梦醒的黯然神伤,转而抒发词人白天的寂寞心境。可是词人为何会感叹“独自莫凭栏”呢?原来南唐为北宋所灭之后,李煜被俘至北宋的汴京。“在这里,即使‘凭栏’,他也看不见故国的‘无限江山’,更何况当年见到的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而现在——一个牢笼似的小院,便是他的所有空间了。”独自“凭栏”只会引起心中无限的伤感。“别时容易见时难”,李煜在这里所说的“别”,并不仅仅是指亲友之间的离别,更是指他与故国“无限江山”的分别;至于“见时难”,抒发的则是词人在亡国以后,自知再也无法见到故土的悲哀之感。“流水”两句,叹息着春归何处。词人长叹水流花落,春去人逝。这不仅是此词的结束,亦暗示了李煜一生的即将结束。

李煜率真、坦诚的词风特色使他的词作历来被后人称颂,可也就是因为无所顾忌的坦诚、率真,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在后主亡国后的词作中,频频出现了“故国”、“愁”、“恨”等字眼,这在宋太宗赵光义的眼中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叛逆行为。于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开篇便是两句摄人心魄的诘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流露出了太多太多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其中“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两句更是让宋太宗勃然大怒,顿起杀心。最终以御赐美食的名义,用牵机药毒死了李煜。

二、结语

李煜,以一代词宗的身份,留给今人的,是无数传唱至今的或曼妙或哀伤的词作。如今“水仙已上鲤鱼去,一夜芙蕖红泪多”(李商隐《板桥晓别》),前朝的帝王词人早已羽化而去,然而他呕心沥血的词作却得以长留人间。

后主李煜有着传奇的人生,其独特的身世和经历几乎具有不可重复性。无论是贵为帝王还是沦为囚徒,李煜都以其作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愁氛围。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南唐政局的混乱是导致李煜如此愁苦、如此痛心的主要原因。对后主词与南唐政治文化关系的细致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煜词风的形成、把握其亡国前后词风的一致性。

[1][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清]沈谦.填词杂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常州市实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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