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王佳豪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江苏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基金资助。

摘 要：作为当代文学先锋作家三驾马车之一的格非，在2011年十年磨一剑完成了“江南三部曲”的创作，并且很快在2012年推出新作《隐身衣》，两个系列作品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创作时间间隔甚短，联系甚多，作家理念和思想意识的嬗变蕴含其中。

关键词：格非；江南三部曲；先锋；转型；隐身衣

作者简介：黄泽（1996.10-），第一作者，江苏江阴人；王佳豪（1997.5-），第二作者，江苏苏州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3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2011年秋出版后不久的2012年4月，另一短篇小说力作《隐身衣》也出版了。作为80年代先锋小说“三驾马车”之一的格非，一向被认为以一种“学院派的精致”区别于其他先锋派的作家。“江南三部曲”和力作《隐身衣》作为格非在新世纪的转型之作，体现了他从八十年代叙事技巧上的创新开始转向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思想内容层面的尝试。

透过“江南三部曲”，格非将中国百年的时代转型折射于三代人的故事身上。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格非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与追问，其先锋思想有转向关注现实的迹象。

可是，当我们以为格非从宏观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叙事角度即将向我们揭露现实的伤疤，或者将带领我们反思人性现实的底色时，一部《隐身衣》却向我们展露出作者选择回避和隐身的消极思想回潮。山东理工大学张艳梅教授分析认为“格非算是理想高地的坚守者”，“他从先锋到现实，从知识分子写作到反思知识分子意识，始终致力于祛除历史与人生遮蔽，而那对隐形的翅膀，是否可以唤醒我们飞越中国式疯人院，还有待时间给我们更清晰的答案。”[1]

然而时至今日，格非给我们的答案应该很明显，他没有像贾平凹阎连科一样关注并揭露社会底层真实，也没有像方方一样用真实的笔端展现普通个人生活的五味杂陈，他没有从先锋走向现实，而是从先锋选择了隐身。作为象牙塔中的学者型作家，“现实”作为格非创作中的一次漫长尝试，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一、“江南三部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江南三部曲”又被称为“乌托邦三部曲”，其中的人物形象不难看出格非自身的观念投射与影子。正如格非自己所说，“端午这个人物是不是有我的影子，我固然不能否认。但我想说的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有我的影子。我把自己的情感和想说的话，通过某种特殊的处理，分摊到了每个人的头上。”[2]从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角度可以观察到格非十年磨一剑的写作过程中的思想转变。

（1）《人面桃花》──构建“乌托邦”

《人面桃花》的故事背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前后的中国，无论是陆侃的“桃源梦”，王观澄的“花家舍”还是陆秀米张季元的革命梦想，都是在乱世之中从无到有构建理想社会的过程。他们游离于乌托邦的理想实践和退避归隐的传统抉择之间，他们对现实失望不满，对理想执着到疯狂，更存在一种激进的变迁。无论是陆侃和王观澄这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桃源梦境的追求还是秀米和张季元这类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革命理想的追求，社会大环境都是民不聊生，黑暗腐朽的，因此知识分子的追求是有力的是疯狂的，也是对现状的大胆反叛。

（2）《山河入梦》——建设“乌托邦”

《山河入梦》中秀米之子谭功达身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比起上一辈人有着较少的束缚和领导的权力支持，但仍在追求自身乌托邦理想时面临各种各样的现实矛盾。

在这一阶段，社会的总体环境是安定完整的，因此对乌托邦世界的追求是从有到优的“建设”。但是即使如此，小说中谭功达身上洋溢的激情和梦想仍显得另类疯狂，作家没有将这种现实与乌托邦的矛盾在一开始就完全激烈的暴露出，而是以一種充满阴影和变故的方式表现在主要人物谭功达和姚佩佩精神的挣扎还有与命运的抗争。建设“乌托邦”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知识分子疯狂的梦想最后同样陷入了困境。

（3）《春尽江南》——禁足乌托邦

如果说之前的两代人关于乌托邦的追求都是构建新的社会或者建设新的世界，那么《春尽江南》一书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则显得不伦不类。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时代的先锋，时代也似乎不需要知识分子来指引什么方向，八十年代思想的浪潮短暂而尴尬，思想的快速退潮让很多知识分子没有做好退幕的准备，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思考来产生新的有力的理想追求。“乌托邦”再也不是一个追求，而变成了他们中一部分赖以藏身或禁足的梦境。

在《春尽江南》一书中，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现实大潮下异化、被挤压的存在，前者如守仁，吉士，地方志办公室谈《庄子》的冯延鹤，后者如家玉，绿珠等；第二种即像端午这样活在过去，禁足于自身梦境理想的“正在烂掉的人。”

乌托邦的理想热情在第三部《春尽江南》中骤然消褪，格非用现实的语言勾勒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现状。从先锋向现实的转型尝试在本书中达到了最高处，却也是格非的支持者们最难以适应和接受的：这些琐碎而日常的生活场景怎么和他之前的风格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看到崇高理想追求的悲壮失败，乌托邦的梦想去了哪里？

但是格非本部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在于此，本书作为对知识分子精神和心灵的反应，寄托着格非对存在知识分子现状的哀叹和自怜。“纵观整部小说，似乎没有一个成功者，而是由一群沦陷于物欲横流时代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哀世之书。”[3]这部哀世之书流露出格非对知识分子精神现状的探索和反思意识，但很遗憾，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就湮没无声了。

（4）从“疯言疯语”到“失语”的共同归宿

从“江南三部曲”截选的三个时代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与现实和社会环境的对抗和挣扎中，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从“疯言疯语”到“失语”的精神状态。

知识分子时对时代起启蒙作用，而他们作为行高于人的先行者，作为典型的“疯子”常常会发表一些“疯言疯语”，如果说能夠发表疯言疯语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责任的追求之心还存在着，那么知识分子逐渐“失语”的结局是否也意味着理想追求的破灭，最终意识到自身处于社会边缘化的无力感？

二、《隐身衣》中知识分子形象

（1）《春尽江南》与《隐身衣》的重叠

抛开《春尽江南》和《隐身衣》发表时间临近的关系不谈，新浪读书等很多媒体在解读这本《隐身衣》时认为“延续《春尽江南》的现实主题，《隐身衣》是格非在‘三部曲后继续实现自己‘描写现实、超越现实的文学野心的作品。”[4]显然没有注意到作家现实主义精神的消落和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精神抬头。

无论是病重时家玉发出恨不得有一件“隐身衣”的信中感慨，还是《隐身衣》主人公“我”作为制作胆机的音乐发烧友身处于这个世界的隐秘核心，知识分子的形象不再像《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那样疯狂而热烈地追求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梦想，而是对“理想”一词产生了漠然的态度。尤其是在《隐身衣》中仅仅拥有高中文化的“我”，披着隐身衣冷眼旁观着北京海淀的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人物设定，不难看出这种隐身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在狭义上“知识分子”思想倾向流露，更成为普遍的社会生存和生活状态。

（2）《隐身衣》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变迁

如果说“江南三部曲”向我们展示的是知识分子以一种悲壮的“疯言疯语”追求自身理想，或者“失语”的孤独状态，那么在《隐身衣》中知识分子形象则是被嘲笑和虚弱化的存在。长篇大论喋喋不休的教授整天抱怨的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之类愤世嫉俗的话题，而格非用带有自身形象象征意味的主人公“我”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眼闭一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5]，尤其是那个有意思的动作细节“站起身来，把裤腰带往上提了提，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语调对教授说。”

在《隐身衣》一书中，江南作家格非更多的成为了久居北京海淀的刘教授，成为了古典音乐发烧友和对“知识分子群体”包括自己本身戏谑的嘲笑者。当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春尽江南》中展现出的是“异化”和“失语”两类，在《隐身衣》中则分为“向商业化靠拢”和“隐身”两类，这两种分类的标准大同小异，唯独缺少的缺少传统知识分子如鲁迅针砭时弊的形象。格非作为大学教授，在自己的小说中以戏谑的口吻嘲笑大学教授的怨天尤人和吹毛求疵，是自我的无奈和嘲笑，也做出了自我精神价值的最终选择。

三、从先锋到隐身的滋味

“隐身”不仅是对于“现实”的退缩，更是未经尝试而主动放弃的“隐身”，并没有直接面临现实挤压和打击后的束手就缚。

端午的形象远远没有家玉有力和饱满，他既没有体现出像哥哥王元庆一样与时代抗争失败后自己禁锢于医院的决绝，也没有像妻子家玉一样尝试顺从社会却依旧保持了原来的本性柔软。端午太聪明又显得太无能，他不温不火，聪明地不去挣扎，守着《五代史》守着地方志办公室的一隅，也似乎体现了作者格非的自我关照，端午不就是自始至终披着“隐身衣”么？即使在面临花家舍成为销金窟，即使在面对绿珠生活的各种折磨之后，即使在面对妻子出轨，家庭繁杂争吵的时候，他无一例外选择的都是闭上自己的双眼，退守到自己的一方天地间。

在这一系列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格非的追求和理念在逐渐缩小，他建构的乌托邦梦想世界逐渐坍塌，到了《春尽江南》之后尤为凸显，端午的理想仅停留于自己诗意的栖居，《隐身衣》中变成了逃避现实生活的音乐发烧友这一身份的自我认同。对现状的顺从和逃避成为格非作为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开出的解决方案，他对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态度走向虚无，人物形象披上隐身衣何尝不是长期寓居象牙塔中的作者自己对现实问题尝试无果后，自身主动“隐身”？

隐身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呢？用古典音乐作为自我隐匿的寄托，用《五代史》作为蔽身的翳叶，即使甘心身处社会的边缘，也需要有所寄托，而“寄托物”就是披在身上的隐身衣也是遮羞布。知识分子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也丧失了启蒙作用的力量，用“古典音乐”来作为隐身之所，作为自己划分“高贵独特”和“庸碌的芸芸众生”之间的依据，这无疑是把音乐或者诗歌的文化趣味的标志无限拔高，隐身者以“隐身”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暗自还包含着自己给自己建构出来的高贵感，而远离社会，安于社会边缘，好歹也少了被扯下遮羞布和隐身衣的几率。

四、隐身的代价

我们无法轻易地判断这种“隐身”思想的滋长到底是好是坏，从文学创作的形象本身来说，“隐身”的知识分子形象可以算得上是创作的一种成功，因为格非的笔触在描绘当代知识分子时，突破了“背叛传统的异化”与“坚持传统下的毁灭”两种常见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隐身者”具有独特的冷眼旁观和置身之外的冷静与疏离。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以及‘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6]，按照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秀米可以划为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谭功达则应划为“十七年一代”，他们都属于前后三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拥有更多的社会关怀，也处在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夕，考虑的重心更多在于如何实现社会政治变革和社会建设，他们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而无论是90年代以后的谭端午还是《隐身衣》中的知识分子们，都开始对社会和政治兴致缺缺，甚至直接选择隐身。

知识分子没有了“先锋精神”和“启蒙意识”的责任感，“隐身”的思维看起来还算完美，能够避免自身时代背景下的迷失和异化，也能够保持面对现实压力下仅剩的思想和立场的独立，然而这种隐身的代价却是值得玩味的。

端午能够安于《五代史》的精神世界离不开异化了的妻子“家玉”的内心煎熬和奔波，让端午不需要操心生计与家庭的责任，否则，忙于生存的端午又有什么条件去隐身于“高贵”的古典音乐和诗歌世界中呢？忙于各种活动和组织想法的绿珠能够挣扎于“自己为什么而活”，在新时代去追求自己的“乌托邦理想”，离不开“可恶”的姨夫老弟的资金支持。同样，守着“古典音乐发烧友”身份自我认同的崔师傅“我”，面对姐姐姐夫的现实生活压力时也无计可施，捉襟见肘，“隐身衣”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在真正直面现实的时候，知识分子“隐身”的思想常常是无力的，依靠某些小众爱好圈子营造的狭小“自我乌托邦”抵挡不了现实的冲击，即使加上“事若求全何所乐”的心理自我安慰来试图割断自身与现实的纠葛也常常无能为力。只有身处社会边缘的人才能披上隐身衣，而这件隐身衣在真正面对现实时常常又无计可施。

知识分子能够达到隐身状态的代价常常是被忽略的，这需要现实不那么咄咄逼人，需要自我甘心地放逐于社会边缘，需要消减自身欲望，巧妙机智地维持现状，也同样要回避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否则，一旦被现实大潮冲掉蔽体的“隐身衣”，恐怕也难逃“异化”或者“毁灭”的结局。

端午对家玉的怜悯和家玉对端午的嫌弃其实是一对矛盾的悖论，这无解的矛盾中看似“隐身”是一种绝妙的关注当下安稳的人生哲学，其实是先锋作家发现自己对于现实改变无力感后的妥协和自我麻痹。即使格非已经意识到作家身上的反应和反省现实生活的责任感，也因为无可奈何的局限选择了隐身。这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无力感，即使冷静观察现实如格非者，也无法改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缺乏文化巨擘，缺乏石破天惊的启蒙思想的困局。愈清醒看见现实愈发无力，于是格非们选择了从先锋到隐身。

注释：

[1]张艳梅.格非——从先锋到现实[J].名作欣赏，2013，25，（1）.

[2]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2（2）.

[3]张亮，现代知识分子的“哀世之书”——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J].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报，2014.

[4]新浪读书.“乌托邦三部曲”后格非再推新作《隐身衣》[EB/OL].2012.6.11http：//book.sina.com.cn/news/b/2012-06-11/1909299593.shtml.

[5]格非，《隐身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88.

[6]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