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丽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从“刘勋出妻”初探弃妇诗

张玉丽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弃妇诗，并不是建安诗人的发明,从建安往前诗经中、汉乐府中都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许多作家写过很多的“弃妇诗”，这其中很多都是以“刘勋出妻”为题材，为什么这些弃妇诗在同一时间出现且数量之多，足够引起探究兴趣。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三方面因素：刘勋人物背景；汉代“无子出妻”制度；五言诗女性题材兴起。

刘勋出妻;弃妇诗;女性题材;建安五言诗

近日在看曹植、曹丕、王粲等人的作品时，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以“刘勋出妻”为题材写过弃妇诗、弃妇赋，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为什么这一题材能引起作家们这么大的关注度？

以曹植《弃妇篇》和曹丕的《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为例：

两首诗都以“刘勋出妻”为题材写弃妇诗。曹植诗，运用比兴和比拟手法极力铺陈女主角的痛苦遭遇和哀伤之情，表达曲折，情感哀怨缠绵；曹丕诗，诗人代妇人立言，又以床帐自比，感情委婉深沉，语言浅显自然，有民间乐府诗的朴实本色。曹丕、曹植兄弟是建安诗坛上的领军人物，两人的弃妇诗写作都把关注点集中到了这一事件上，足见这一事件在弃妇诗题材上的影响力。

1 刘勋其人

刘勋，字子台，琅邪人。活动时间为东汉末年，兴平元年(194年)任庐江太守，后遭孙策袭击，大败，于建安四年(199年)投奔曹操，获封平虏将军。关于“刘勋出妻”史料并无记载，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内容都是从建安文学那里得来的。刘勋的身份是其出妻事件引起关注的必要条件，身为曹魏的平虏将军，必然能够进入到以三曹为首的文人集团的视野中，“出妻”必能被诗人所捕获。另外，作为将军，能够与三曹有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三曹对其是有一定了解的，这也是这一事件引起诗人们普遍关注的原因。

2 “无子出妻”制度

根据程树德所编的《九朝律考》汉代无子出妻是被允许的。“妇人有七弃三不去，无子弃，绝世也”①可见在当时无子是何等人生大事。在当时社会对于“无子出妻”普遍是持认可的态度。这就使无辜的无子妇女陷入任人宰割的地步，她们本身在男权社会里，就没有权利可言，这一制度合法化使得男子为自己的弃妻移情找到了合礼法的借口。刘勋与王氏婚后多年一直无子，并没有出妻，但他一旦看上了司马氏，立即以此为借口出妻。汉末与魏初紧紧相接，社会风气并不会有大的改变，“无子出妻”依然还会受到社会认可。所以，“无子出妻”的礼法化是“刘勋出妻”发生的社会条件。

王氏的遭遇悲哉痛哉，诗人们有着细致、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当这一事件进入到诗人的视野，诗人能够迅速抓住女主人公的遭遇及其悲痛的心理，用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一事件。

当然，“无子出妻”在那个时代是合礼法的制度，那就意味着出妻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刘勋出妻”却可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刘勋任平虏将军，能够进入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的视野？诚然，这一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

继续看“无子出妻”《周易·同人·六二》郑玄注“天子诸侯妇人，无子不出，则犹六出也。其天子之后虽失礼，亦不出。”②通过这段话，可见“六出”也是仅限于天子诸侯。所以作为统治集团塔顶的三曹是没有“无子出妻”之可能的。天子，是一国之主；诸侯，指中央集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刘勋投奔曹操后被封平虏将军，列侯，并不在诸侯范围,其出妻是可能的。

3 五言诗女性题材

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写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共经历了两次高峰写作时期，一次是以唐五代温庭筠花间词人为代表的女性题材写作；另一次就是建安诗人五言诗女性题材写作。“中国诗史真正可以确认时间和作者的五言诗女性题材写作，是从建安时期曹丕、徐干开始的。”③木斋进而将女性题材写作演化为女性视角写作，社会必然原因和三个偶然原因。“阮瑀丧妻、清河挽船士新婚别妻、刘勋出妻，这是这三个似乎偶然的事件，才有了建安时代的女性化写作。”④“刘勋出妻”作为一剂催化剂催生了诗人的女性视角写作热情，使得女性题材顺利向女性视角转变。从前文的曹植与曹丕的诗来看，两首作品都是替弃妇代言，曹植诗，用石榴、桂树做比喻，全诗笔调哀怨，叙述了弃妇的不幸遭遇和悲伤之感；曹丕诗，以帐来叙述，借陪伴之帐抒发了被遗弃之后的哀怨与难舍难分之情。

同时，根据木斋老师所说，这一时期建安初五言诗女性视角并没有完成，“譬如曹丕、曹植、王粲等，于建安十七年写作阮瑀故去的寡妇题材时，还局限于赋体和骚体，写作清河挽船士与妻子别离的题材，则发生了由曹丕的原型写法到徐干的脱略原型，转为新婚离别的典型场景写法，但其女性视角的写作还没有完成。”⑤也就是说作为五言诗女性视角写作转变的三个偶然事件，前两次事件并没有真正的使其转变，而是在“刘勋出妻”之后，徐干的《室思诗》才算的上是女性视角的转变。

综合这两方面的内容来看，“刘勋出妻”事件一方面催生了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写作发展，另一方面它也适应了文人五言诗女性题材向女性视角的转变。正是这种双向的作用，使得这一事件成为诗人们写作的首选题材。

“刘勋出妻”放在洋洋中华五千年历史上并不算什么大事件，放在文学史上也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但它却是一个时期文人诗歌中的不可缺少题材，也是诗歌演化史上不可缺少的催化剂。因为其主人公的身份、社会礼法制度以及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原因，使它在建安五言诗有出色的表现，成为弃妇诗的代表题材。当然，建安五言诗女性视角的诗歌题材不止弃妇诗一种，弃妇诗也不止“刘勋出妻”一个题材，这里仅就“刘勋出妻”出现次数较多且有据可考而究其原因。

注解：

①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5页。

② 郑玄注,《周易》，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木斋，《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④ 木斋，《论建安五言诗女性题材的兴起——兼论<怨诗>的作者》，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⑤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张玉丽(1991-)，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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