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

为什么是雄安？

◎贾冬婷

尽管一直想要在河北找一个点，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但是，雄安的出炉仍然出乎意料。“雄安”是个全新地理概念，它位于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中心位置，将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覆盖进去，又在“雄县”“安新”两地中各取一字而得名。

这一选址十分微妙。首先是雄安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它离北京足够近，100公里距离在北京的可辐射范围内；它又离北京足够远，远到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快速蔓延的副产品，而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其次是雄安在京津冀区域的位置，它几乎在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地理中心，而并不过于靠近其中任何一个，这在一方面可以冲破坚硬的行政壁垒，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避免像以往新区一样被土地财政绑架。

而放在更大范围内来看，雄安被期待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增长极。在中国几大区域经济中心中，位于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站在了经济发展的前列，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长期陷入互相掣肘的境地，协同发展没有大的进展。再加上东北地区的衰退，中国北方地区急需一剂强心剂。

雄安被定位为又一个国家级新区。对它的未来猜想，有必要去回望下之前的两个参照系——深圳和浦东。经济学者刘胜军分析，深圳奇迹、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深圳的崛起，源于其毗邻香港所带来的巨大势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境内境外差距巨大。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贸易口岸，不仅有最大的港口，还有为贸易口岸服务的成熟和丰富的现代服务业。深圳作为当时中国面向境外的唯一窗口，所裹挟的是全国的能量，那种优势是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所以后来的海南、厦门等经济特区，都难以取得深圳那样的飞跃式发展。刘胜军认为，如果说深圳是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浦东则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聚焦点。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随即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尤以上海为集中地。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发布《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浦东已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5家研发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到了2006年，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

从市场角度看，雄安并没有当年的深圳、浦东那样的优势，甚至也比不上作为渤海湾出海口的滨海新区。雄安的潜力在于，它还没有既得利益的介入，是一张白纸，一块被顶层设计的改革试验田。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超过北京六环以内的实际面积，超过深圳，与浦东相当，未来的拉动能力不可小觑。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预计未来10年至20年内，雄安人口将达340万至670万人，总体投资达1.2万亿至2.4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拉动全国投资0.15至0.63个百分点。

诚然，以北京的巨大规模，只要能转移一部分核心资源，雄安新区就可以快速被撬动，这从30多家央企表态要进驻就可见一斑。但雄安的未来的想象空间还在于，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的直接推动，能在与市场力量的碰撞融合中走多远。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雄安新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指出，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引领这一“新常态”，关键要从投资驱动转换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让创新、消费、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所以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遏制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土地财政惯性。

在多位专家的设想中，作为对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索区域，雄安新区可比拟为未来的“硅谷”:它不是又一个2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而更可能是数个小城镇连接起来的群落，是能源安全、基础设施、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生态环保、信息化网络与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的心脏地带。只有这样“跳出去”的思路，才有可能突破“分蛋糕”式的零和博弈，“将蛋糕做大”。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