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从女神到向太阳
——《百年新诗选》序

□周良沛

新诗的革命诞生，已届百年；本书是对此的敬庆，愿它如一杯晨光荡于樽中的美酒。

历史长河，百年一瞬，艰难竭蹶，一路风景。“诗界革命”的大旗，当年，诗人黄遵宪（1848—1905），文化精英梁启超 （1873—1929）、夏曾佑 （1865—1924）、康有为 （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早于清末振臂高举。他们催生新诗的一腔令人十分钦敬之热情，终被当朝扼杀于他们政治改良的襁褓；直到“五四”升腾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气温，才为新诗的诞生备下摇篮。

期间，胡适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的十四卷一期，刊发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以口语“白话”所写的“白话诗”，文学家园，才迎来一位揭开盖头露面的“新娘”。在此，不能漏记一诗实，那就是郭沫若一九五九年五月于《文学知识·答青年问》所说的“我写新诗比胡适等人要早”一事，也就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他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曾道，他写于民国五年（公元 1916）夏秋之交的《Venus》，不知是何原因，报刊始终未予刊用，直到诗集《女神》一九二一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才被编入其中得以面市。它是百年新诗的一则传奇。它确比胡适的“白话诗”写得早。为此，新诗作品按写作年月为序时，是郭沫若在前，但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强音的新诗，首先还是要讲当年最有号召力、影响力的“白话诗”，以及此中的头面人物胡适。

这“白话诗”不是一般诗的外在形式之变化的实践，是胡适所言的“科举制度延长了已死的古文足足两千年的寿命”之后以“白话”促诗的平民化、大众化所革命的“白话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