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梦瑶

唐诗何以在中国诗歌高峰插上一面旗帜

樊梦瑶

“风雅精神”被历代诗人传承，特别在唐代更是得以大发展。文章选择唐代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内若干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探讨其传承发展“风雅精神”的情况，并得出了唐诗因之在中国诗歌高峰插上一面旗帜。

唐诗 风雅精神 传承发展

在中国诗歌史中，历朝历代不乏亮点，如先秦有《离骚》，魏晋南北朝有“建安七子”，汉有“乐府”，宋有“歌词”，清有 “新派诗”，等等；唯有唐诗将一面旗帜插上高峰。究其原因，就是整个唐代传承并发扬了诗歌的“风雅精神”，一批批优秀的诗人脱颖而出，用诗歌记录大唐风云。他们主张诗言志，把“风雅”和“兴寄”相联系，在繁盛的唐朝一路高歌，大步向前！

“风雅”原为《诗经》中的篇目，即国风、大雅和小雅。 “风雅精神”即现实主义精神，是诗歌创作中高尚性和严肃性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观和社会节操，是诗歌高度关注现实的情怀，因而被中国诗歌一脉相承，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主线。

一、初唐四杰：曲项向天歌

唐代以诗赋取士，读书人大都是诗人，而诗人都在漫游，从他们的家乡奔赴都城，一旦考取进士，又到各地辗转做官。因此，诗人大都关注社会，积极进取。这便是“风雅精神”能够在唐代集中体现的一个大背景。

闻一多研究唐诗，至今有许多论述令人信服。他的《唐诗大系》选入唐代263位诗人的1397首诗，可谓自出手眼。他注重从文学史的全局来评定唐诗的历史地位，认为要读唐诗先要懂得“诗唐”，即诗的唐朝。[1]

初唐约90年，即唐代开国至开元年间。初期处于大统一之时，国力强盛，加之受齐梁绮丽文风的影响，颂诗占据诗坛。内容上歌功颂德，形式上雕琢辞藻。这便是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派，又称“上官体”。

“初唐四杰”是唐初公开扛起“风雅精神”大旗的领军人物。他们继承汉魏风骨，反对南朝彩丽竞繁的诗风，主张诗言志，把“风雅”和“兴寄”联系起来，回归诗歌的“风雅精神”。闻一多指出，“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诗人，他们扭转初唐沿袭六朝的宫体诗，“分头从事旧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建设”。他说：“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因为他们二人写出了成熟的五律，完成了唐诗的一种主要体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经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推毁了旧式的‘江左馀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长恨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扬。”[2]

“初唐四杰”与当时许多文人一样凭着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他们大多早慧，幼时便在诗词方面享有盛名。像骆宾王， 少年时就描写其村外池塘景象，写下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首一直传颂至今的儿歌。但无奈他们却是位卑才高，官小名大，在创作方面，呈现出慷慨悲凉的诗歌风格。卢照龄在其代表作《长安古意》中，通过对古都长安的描写，表现自身仕途偃蹇的抑郁不平之气，在一个盛世的背景下投射出个体命运的残酷与无奈。杨炯在《从军行》诗中发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怒吼，这是七尺男儿为国杀敌、建功立业的斗志，也是一篇报效祖国的宣言书。 “初唐四杰”在我国诗歌史上就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他们以笔杆做刀剑，唤醒了在有识之士们心中沉睡的家国情怀。至此，在“初唐四杰”的引领和影响下，唐诗一路高歌，大步向前！

初唐还有两位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主张诗言志。陈诗带给唐诗的是“风骨”。如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诗题为乐府清商曲辞中的吴歌旧题，而张若虚则一反宫体奢靡香艳的常态，不止于写私人化的狭窄的情感，而是将其扩大和上升到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层面。“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一种博大宽广的胸襟和心怀。这也可以看作是“风雅精神”在诗中的完美体现。难怪有人说此诗是“孤篇横绝，压倒盛唐”。

二、盛唐李杜：千秋万岁名

盛唐约50年，即开元、天宝年间。此时为大唐盛世，诗坛上也涌现出大批禀天地山川之灵气的杰出诗人。李白、杜甫是其代表。他们领跑诗坛，将“风雅精神”之旗插向唐诗的高峰。

李白有“诗仙”之称，被誉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在官场与山水之间形成了历史性的张力区，入士则达官，诗风为现实主义；出士则怡情于山水之间，生存的悖论固定了山水这一审美符号，写下了大量的浪漫诗篇。

许多学者论及李白只评述其浪漫主义；而胡适评论李白时不泥于旧说，不强分优劣。他说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尽管胡适说李白是“天上谪仙人”，狂放、飘逸，“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总觉得他在云里雾里”；但是，他还是感慨道，“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颂赞山水，有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还是有“风雅”、“兴寄”的风骨。[3]此外，李白也写下了许多现实主义诗篇，如《永王东巡歌》和《古风》等；而一些风格清新明丽的抒情之作，也同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说到杜甫，梁启超把“诗圣”杜甫称为“情圣”。他指出，“他（杜甫）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4]

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爆发。顷刻间，政局动荡，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杜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作《月夜》，还有《兵车行》等诗。在这里，杜甫似乎并没有加入自己对战争态度的主观评价，只是对民间强行征兵的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他的笔好像一架摄影机的广角镜头，真实而饱含深情地为我们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战争带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因而也具有着摄人心魄的巨大力量。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几乎可以窥见战乱时的社会全貌，因此，这些现实主义的诗作又被称为“诗史”，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也兼具史学价值，成为研究“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有力史料。

而杜甫和李白是一对好友，他经常作诗思念李白。著名的有《梦李白》二首。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的顺序叙写，均已四、六、六行分层，后人称为“一头两脚”体。对于李白的遭遇，他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两句，抒发了对友人遭遇的愤懑不平。

从初唐到盛唐的百余年间，北方和西域边境多战事，烽烟不绝于沙漠、草原，诗人纷纷出塞，边塞诗人异军突起，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重重一笔。高适、岺参是边塞诗的代表。

盛唐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优裕，因此旅行、漫游也就成了他们的一大乐事。他们把细腻的笔触投向田野山林，出现了田园诗派，王维、孟浩然是其代表。

无论是边塞诗，还是田园诗，前者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豪情壮志，后者描写祖国山河壮美或风土人情，都是“风雅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三、中唐元白：春风吹又生

中唐约70年，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为转折时期，诗坛一度低落；德宗贞元中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又一兴盛期。

在中唐，诗歌一度低落，后来，“元白诗派”高举“风雅精神”大旗，提倡“新乐府运动”。尤其是白居易，大胆抨击社会的黑暗腐朽，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上承《诗经》，下继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中晚唐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袁行霈论及白居易时特别提到叙事诗。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在唐以前只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寥寥几首，而杜甫诗里的叙事成分明显增加，只有到了中唐，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尤以元白最为突出，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刘禹锡的《泰娘歌》等。在这批诗人中，白居易的叙事技巧最为突出。关于《长恨歌》这首诗的主题历来就是争议不断。学界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有“爱情说”、“政治讽刺说”和“双重主题说”三种。“爱情说”认为这首诗旨在歌颂李杨伟大而坚贞的爱情；“政治讽刺说”认为这首诗在创作时发挥、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是用来讽刺唐明皇因美人误国的昏庸形象的；“双重主题说”认为上述两种主题兼而有之。无论哪种说法，诗中叙事为主线，是“风雅精神”的传承。

白居易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抓住古原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即写岁岁循环，转为秋草的枯荣，读之为之感动。全诗章法严谨，自然流畅，水乳交融，成为“赋得体”中的绝唱。

元白诗派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元稹的诗学理论虽然不像白居易那样深刻，但他对“风雅精神”继承的贡献表现为与白居易组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和促进了中唐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在中唐，“韩孟诗派”值得一提。该诗派还云集了像贾岛、李贺这样的大诗人，他们在诗作的总体风格上追求“奇绝险怪”，色调较为冷艳，喜用奇崛之语，主张“物不得其平而鸣”，认为诗歌首先要抒发个人的情感。他们的诗作反映现状，直面现实，完全是对“风雅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四、晚唐李杜：一树碧无情

唐穆宗长庆后，大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

晚唐社会混乱，政局逐渐走向崩溃，影响到诗歌所表现的是一种带有浓郁感伤情绪的美，诗风又向艳丽诡形滑去。只有李商隐和杜牧举起“风雅精神”大旗，书写了唐诗的“夕阳红”。

汪辟疆研究李义山诗称其是充满了忠爱，充满了同情，充满了大声音、大议论，而且能于写物写景之中，融入人生之意味，广泛反映社会生活。

李商隐的诗作经常使用大量生僻的典故，因此诗歌也具备多解性，有的还具有一种朦胧美，但依然反映社会现实。在他的诗歌《蝉》中，他以蝉自喻，看似咏物，实则抒情。全诗以蝉境写遭遇相似的小官，借物咏怀，首尾呼应。尤其是“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两句，更是将夜里蝉的毫无依傍写得生动而贴切，正应了那句“体物为妙，功在密附”的《诗品》之言了。联系诗人自身的经历可知，诗人十分博学，一生搅于“牛李党争”之中，后来又遭到牛李两党的其他党羽的排挤，使得他的一生都在一种彷徨和抑郁的心态中度过。也难怪他的诗作能够将个体的情绪感受与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相互联系，充满了“风雅精神”的影子。

而杜牧则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壮怀伟抱，显示出极高的艺术天赋。在杜牧的众多优秀的诗作中，怀古诗不得不提。杜牧的怀古诗作采用借古讽今的艺术表现手法抚今追昔，表现现实。在他的怀古名作《赤壁》中，他巧妙地反用大小二乔的典故，也是对“风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晚唐还有以皮日休、杜荀鹤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继承元白诗派“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的现实主义诗篇。

唐代是一个大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加之科举制度逐渐规范，大批优秀的文人涌出，而唐代文人又以能作诗为荣。他们学优则仕，大多就任一方官员，因此，他们皆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现实，自然会扛起“风雅精神”的大旗。于是，如接力赛般，他们高歌奋进，将这面大旗一直插上中国诗歌高峰。

[1]闻一多．唐诗大系[M]．海南：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7．

[2]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胡适．白话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4]陈书良,梁启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樊梦瑶（1993-），女，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2013级汉语言文学G1班学生，诗歌、散文、评论《二月的风》、《告别人云亦云的时代》、《在挫折中站立》、《挽住时光的手》、《陶诗峻美，山高水长》等发表于《大同日报》、《大同晚报》上，论文《谈〈人间词话〉的境界》发表于2014年5月《新西部》。论文《元白诗派的“风雅”传承》发表于是2016年23期《青年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