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红高粱》之后，莫言给我的第三篇小说，就是洋洋洒洒七万字的中篇《欢乐》。从《爆炸》《红高粱》到《欢乐》，那时的莫言真是，每次给新稿都能震撼到我。

《欢乐》在那时候出现，现在看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恣肆至极的中篇改为第二人称“你”，“永乐”，一个生长在贫困家庭，要挣脱农村不得，在咒骂与嘲弄声中毫无自尊，连续几年的落榜生，浸透了一个农村孩子想要挣脱那种环境无助的悲凉。高考、复读，当然不是莫言的经历，他1976年就当了兵。但他写那些形形色色的老师与那个无所适从、紧张局促，经常转不动脑筋的齐文栋，真的太入骨了，以致我在当时，真误以为写的就是他自己。

这篇小说的结构，其实就是“你”走出“苍茫疲惫”的家门，走过斑驳的秋野，在暮色中走进那片黄麻花地，在鱼翠翠的坟头上喝农药自杀的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用农药告别贫困乡村的迷惘青春比比皆是。这小说甚至不分章节，像是大幅泼墨，其中涉及的情节，其实只有“你”念念不忘的鱼翠翠死后的凄苦殡葬，她也是喝了农药；一次大堵车中慌乱赶考中的呕吐；然后就是在“冬妮娅”家里，见到为其补习费沿途乞讨的母亲；这是压倒他脆弱的羞愧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小说通篇是写压迫感，田野里的绿色，从一开始就被写成“溷浊的藏污纳垢的大本营”，它弥漫着给母猪配种的精液、淤泥里泥鳅黏稠的气息。从泥鳅写到青蛙、蛤蟆、跳蚤、苍蝇，辣椒成了凝固的血泪，黄麻花成了血蝴蝶，醒目之绿成了肮脏的象征。它完全颠覆了美学原则，描述母亲像泄了气的破皮球一样的乳房，弓一样的肋骨，吹出绿色气流的破烂不堪的嘴。鱼翠翠袒示的，本是美好的乳房，成了“滑溜溜的，像涂了一层油的玻璃球体”。母亲的阴毛成为跳蚤藏身之处，跳蚤甚至爬进了母亲的阴道。在莫言的每一篇小说中，“金黄色茸毛”总是一种神秘、美好的描写，它从菊子的嘴角，女护士的胳膊，班主任的腋下，到了母亲的阴毛，人们就无法容忍了。这是在《红高粱》罗汉剥皮的残酷描写后，莫言在感官描述上的进一步放肆，他要回到鱼翠翠、齐文栋的视角，写真实的农村贫困，写匍匐在尘土泥泞中“下人”的艰辛与悲哀，他要用极端的真实颠覆那虚伪的、抒情诗般的所谓美好。他将绿色写成“扎眼的电焊火花”，所谓“欢乐”，先是六六粉在令人仇恨的绿色中扫射的快感，最后用了三千多字写死亡，写“一千个兴奋思想在胃肠中碰撞”，写头发如豆秸般燃烧，然后，父亲牵着他的手，他自母亲的光明通道，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这篇小说的叙述，将各种具象杂糅，有人说它是“意识流”，莫言用悲苦写欢乐，这“你”一直以一种茫然的无助，被裹挟在无法自主的泥泞人生中。表达得感人的是悲愧——无论是对白发飘拂的母亲，岁月压榨成萎靡的哥哥，还是浸泡在泥水里的鱼翠翠。但这悲愧的表达，依然是木然，莫言甚至没表达无奈。小说中借那个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高大同怒骂虚伪，莫言是要借他的文字能力，回到真实而有密度、有质感的乡村。他觉得，这丑陋与苦难中，才有真实的体温。

这篇小说后附了一篇中学生作文《我的母亲和她的小鸡》，耐人寻味。故事大体是，村上每年有人来卖鸡，乡民可赊账，等鸡长大了再收钱。母亲养的鸡误食了药老鼠的谷粒，“我”出主意说，“切开鸡嗉子，把毒麦粒挤出来就好了”。生活中，這应该不可能，但小说中，八只鸡做了手术，第三天就恢复如初了。莫言大概想强调，作文与现实之差别。

《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1987年第一、二期合刊上，还是头条。这期刊物当然的，不久就出了问题，《欢乐》也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编辑部很多老同志义愤填膺。“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的人都被攻击团结在了一起。”这是余华后来写《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中的说法。余华在文章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这种描写，原来被称为“自然主义”，也就是说，它违背了小说必须源于、高于生活的原则。高于生活，须将绿表达为鲜嫩欲滴，本来的阴霾都须变成阳光普照。就像余华所说，“他们在生活中可以接受母亲的丑陋，虚构中的母亲却一直要值得他们骄傲”。余华这篇一吐为快的文章发表于1995年，1987年，没人敢发出这样的声音。

《欢乐》发表后，1987年5月，因为山东苍山县发生的“蒜薹事件”，促使莫言放下正在创作的家族故事，用了30多天，奋笔写出了他的第一部28万字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发表在这年年底的《十月》上。

农民因信息闭塞，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地方官不关心民生，致使有限市场蜂拥无限农产品的悲剧，至今仍屡屡发生。1987年的苍山，蒜薹产量飙升，上市时物流堵塞，县里冷库无法应付收购，致使每斤价格跌到5分都卖不出去，愤怒的菜农因此砸抢了县委大楼。莫言以此事件为背景，创作的这部小说，是一部悲愤之作。他以天堂县瞎子张扣鸣不平的《天堂蒜薹之歌》为每一章的引子，小说开头，唱词描写农民将改变命运的期望都寄托在大蒜上。小说结尾，唱词是：“十路警察齐出动，逮捕了百姓九十三。死的死，判的判，老百姓何日见青天。”唱完，他就横尸街头了。

这部小说198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莫言在卷首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我感觉是，因此事件，这部小说，触动莫言走出自我，确立了自己以后的写作立场。他说：“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自此，他的身份，就不再是那个离开农村，进了城市再回乡的军官了。

这部小说中其实只交替写了高羊与高马两个人物：高羊从一开始就成为被捕的当事人，因他被汹涌的人流裹挟进大楼，正好进了县长办公室，砸碎了花盆鱼缸窗玻璃。高马是因当场喊了蛊惑人心的口号。谨小慎微了一辈子的地主的儿子高羊，与本已要提干、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高马，这两个人物对照出两种乡村小人物的命运。小说基本是一章写高羊被捕入狱的现在时，一章写高马悲惨命运的过去时。高马的厄运是因爱上了已经被换了亲的金菊，换亲是因贫困。高马认为《婚姻法》可以保护他们的自由恋爱，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乡政府民政助理，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一切法律，在乡村现实中都不堪一击。他与金菊有了娃，本已经定好，交一万元就可成家的，偏又遇到蒜薹卖不出去。小说里这一家人的命运，真是集中了所有惨痛：金菊的父亲随高羊去卖蒜薹，蒜薹卖不出去，老汉在回家路上又被书记的车撞死。老汉冤死讨不到说法，金菊的母亲就随闹事人群，点火烧了县长办公室的窗帘，也被捕，高马被通缉，金菊就怀着孩子自尽了。金菊死前与腹中孩子的对话令人唏嘘，死后她还给哥哥卖掉，挖出尸骨去圆阴亲，这彻底毁掉了高马的生存意志，促使他最后迎向太阳狂奔死亡。这当然是极端夸张的悲剧，莫言只不过是把这事实集中到这样两个家庭，集中了，就强烈了，夸张了。

问题是：这样的夸张，是不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显然不能与生活画等号，它是小说家体会生活的成果。既然不是生活本身，该不该以生活本身为参照、评判标准呢？能写“高于生活”的阳光夺目，能不能写“高于生活”的阴霾苍凉呢？这些问题，大概至今也讨论不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