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璐

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之外，还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光有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无主动在手，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此，历来兵家都十分重视争取战争主动权。《尉缭子·战威》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毛主席总结古今战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更为深刻地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以上这些论述十分深刻，然而，它们的源头却在《孙子兵法》之中。这部兵书的《虚实篇》中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说，善于打仗的人，能调动和左右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和左右。这里“致人”（调动和左右敌人）可以理解为，在战前能争得支配战局的有利态势；在战中能有决定自己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并有调动支配敌军使之不自由的主动权。孙子提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左右战局，改变敌我强弱态势，驾驶战争，赢得主动。

那么，孙子是如何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呢？

先处战地，以逸待劳

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凡先达到战场迎战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达战场仓促应战的就疲劳被动。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而一定的空间，就是战区，它的地理特点影响军队作战的形式和战术的运用，因此，必须巧妙地选择和利用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地理环境，这关系到主动地位的取得。在战场上，先敌行动，首先到达战地，先敌准备，先敌展开，必然形成以逸待劳之势。一个国家防备外敌入侵，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必然会处于主动态势。相反，若敌人先处战地，而我方后至，士马劳倦，势必被动。因此，先处战地就为战争赢得了主动，就为胜利打下了基础。古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形象描述了占据有利地形的重要性。首先，如果先到达战场，有助于进行修筑工事，进行充分的准备。其次，如果是遭遇战的话，先占据有利地形的一方就能够占据主动，把遭遇战变为攻防战。尤其是古代冷兵器时代，占据有利地形显得尤为重要。孙子曾经提到“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敌军占领山地你就不要迎攻，敌军背靠高地你就不要正面迎击。最后，能够以逸待劳，敌人喘息未定，便予以迎头痛击，总是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公元前269年，秦昭襄王派大将胡阳进攻赵国的要地阏与（今山西和顺），秦军考虑非常周密，在围困阏与的同时，已经作了防止赵军出兵救援的准备。他们发兵一支，向东直插武安（今河北武安县西南），以成犄角之势，牵制赵军行动。赵奢侦知秦军这一部署，从邯郸出发才30里就下令安营扎寨，命令军中加固营垒，在营区周围修筑了许多屏障，故意做出毫无进取的姿态。并且命令部队说：“有以军事谏者死。”军中有一人建议火速去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掉了。这样，一直过了28天，而且再次增筑营垒。秦军派遣间谍进入赵军驻地侦察，赵奢以好饭食招待后把他放走。间谍把赵军的情况报告给秦军将领，秦将非常高兴，认为赵军要放弃阏与，只保邯郸，放松了警惕。在送走秦军间谍以后，赵奢突然作出决定，集合部队，卷甲而趋，向西急进。仅两日一夜即抵达距离阏与50里的地方。被抛在武安的秦军听说赵奢巳至阏与，如梦方醒，慌忙调集兵力奔向阏与。由于赵军远离后方，孤军独进，形势依然十分危险。这时，赵军中有一位名叫许历的军士，进见赵奢，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 赵奢采纳了许历的主张，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北山制高点。果然，秦军后至，争夺北山不得上，拥挤于山下，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赵军利用有利地势，居高临下，俯击秦军。阏与守军也出城配合。秦军不支，死伤逃散过半，大败而归，阏与之围遂解。此次战役，使威行诸侯的强秦遭受了一次最大的挫折，多年后仍不敢轻举妄动，恐怕重蹈阏与之覆辙。

出其必趋，攻其必救

出兵要攻打敌人必然援救的地方。孙子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如果我军要打，敌人即使高垒深沟，也不得不脱离阵地与我作战，那是因为我进攻的是敌人必救的地方。我军不想打，稍加防守，敌人也无法来同我作战，那是因为我诱使敌人改变了他预定的进攻方向。这一思想典型反映在围魏救赵的战例当中。公元前354年，魏国派20万大军，由庞涓为将攻赵，目的是想一举灭赵。齐将田忌想领兵直趋赵都，解邯郸之围。可是军师孙膑却说：“要排解互殴狠斗，万不可卷入打成一团。而是避开双方拳脚来往的地方，只需伺机用拳猛袭其中一方的腹部，待挨揍的人双手捂着肚子跪下，这场架自然就解开了。现在魏国出兵邯郸，首都大梁必定空虚，何不乘此攻机大梁，魏军必会赶回相救 。这样做，岂不是既解了赵国的危害，同时还叫魏国受到窘困的弊害吗？”于是，齐国派军直捣大梁，当时由于魏国主力都在外作战，大梁防守空虚，由于大梁在魏国的地位十分重要，魏王一天下多道诏书召庞涓回救。庞涓在马上要攻下邯郸的情况下，不得不回师大梁。齐军在从邯郸到大梁的必经之地桂陵（今天河南新乡长垣）以逸待劳，大破魏军，魏国从此元气大伤。围魏救赵可以说是千古一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战例，后来被列为三十六计中的重要一计。围魏救赵这一避实就虚的战法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被无数次的运用，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毛主席也曾借鉴这一战例指挥作战。1929年1月，蒋介石命何键纠集湘、赣2省国民党军队3万余人，5路并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井冈山红军。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毛主席提出：“我们既要保住红军，又要保住根据地，那只能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它是击破敌人‘会剿惟一切实可行的策略，也是确保井冈山红旗始终不倒的最积极的方针。”他还解释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军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此解围。大家赞同毛主席的“围魏救赵”之计，决定毛主席、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迂回敌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会同井冈山地方武装坚守井冈山。红4軍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打乱了何键的部署，何键急忙追击堵截，红4军在大柏地一战打败敌军。陈毅曾说，大柏地一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endprint

示以利害，调动敌人

孙子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能使敌人自动进到我预定区域的，是用小利引诱的结果，使敌人不能进入我防区范围的，是制造困难阻止的结果；敌人休整得好就要使他疲劳，敌人粮食充足就要使他饥饿，敌人驻扎安稳就要使他移动。那么，靠什么“利之”“害之”，使敌人从有利态势转为不利态势呢？孙子提出“动敌”，就是设法调动敌人。而调动敌人主要靠“示形”。孙子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形”就是“示形”，“示形”是一种心理战法，做出样子给敌人看，使之发生错觉，产生错误的判断和行动。“予”就是给予、施舍。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就是公元前304年发生的马陵之战。在马陵之战中，齐军深入魏国腹地，当时齐弱魏强，孙膑利用庞涓轻敌自傲的心理，还没有跟魏军接触就直接后退，连退了3天。第1天，他造了供10万人吃饭用的军灶，第2天，他就减为5万，第3天减为3万。庞涓见齐军退却避战而又天天减灶，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逃亡过半。于是命令部队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至马陵，马陵这个地方是一个山谷，道狭而多阻碍，正是伏兵的好地方。孙膑早已在此埋下伏兵，约定以火光为号，火光起就万弩齐发，庞涓自刎，魏军大败。

对于调动敌人，毛主席有一个神来之笔，就是四渡赤水，这是对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原则的经典运用。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決定性运动战战役。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右岸支流，为贵州、四川、云南3省界河。1935年1月，红军一渡赤水，准备渡过长江，北上四川。蒋介石调集重兵，封锁长江，并对红军形成了战略包围。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西进云南扎西地区，甩掉了敌人。蒋介石发觉红军远走，急忙调兵遣将，调整部署，尾追不舍。毛主席乘贵州空虚，出其不意地二渡赤水，夺取娄山关，再战遵义。先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再次把蒋介石的重兵远远地甩在后面。蒋介石两次扑空，损兵折将，于是亲自坐镇重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这时毛主席指挥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敌重兵前来围集。蒋介石以为聚歼红军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命令各路人马火速进逼遵义。这时毛主席率领红军三渡赤水，北进川南，第3次把敌人甩掉。红军在川南摆出一副准备北渡长江入川的态势。蒋介石急忙调集大军堵截，企图转向在川南贵北歼灭红军。毛主席见敌人上钩，突然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向南逼近守备空虚的贵阳，故意做出一个攻占贵阳的架势，而真正的意图是调出驻守云南的滇军。等到滇军东进贵州的时候，红军已经远走高飞，到达云南，踏上新的征途了。四渡赤水战役，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毛主席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知战之地，知战之日

孙子说，“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能预知交战的地点、时间，就能占据战争主动权，可以跋涉千里去同敌人作战；不能预知交战的地点、时间，就左翼不能救右翼，右翼不能救左翼，前锋不能救后卫，后卫不能救前锋。知战之地与知战之日就是预知交战的地点时间，这是关乎战争胜利的时空问题。

应该看到，如果在战争指导上不能预知战日，预知战地，它所丧失的主动地位就会影响全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战争初期未能预知战日，一度丧失主动，损失惨重。1938年9月，英、法、德、意4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了德国。英、法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换来了有希特勒共同签字的4国所谓“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宣言书。所以，当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回到伦敦时，竟得意忘形地挥舞着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纸片，对那些欢迎他的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们说道：“我的好朋友，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其实，这是希特勒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手法。英法可以说是不知战地，不知战日；而就是在慕尼黑会议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终有一天我们将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德意可以说早就做好战争的筹划，既知战之地，也知战之日。1939年3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就以突然袭击波兰掀起了对英、法的全面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由于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在战争初期损失十分惨重。

总之，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论断形象地说明了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性。这一思想穿越古今，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即使到了信息化战争的今天，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依然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绝不可忽视的。

责任编辑：张传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