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鹏

刚刚过去的一个值得全球纪念的日子，不是第9个双11，而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签订70周年。这个组织在1995年升级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第二次大战后重建时期，1947年，美国和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这个协议。这大概也是自由主义代替帝国主义成为全球主流的一个标志。

在紧缺时代—从人类诞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概都算紧缺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生产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占有原材料、机器和生产者，就不需要担心销路。所以在帝国主义时期，各个主要经济体获得GDP的主要手段就是在全球抢夺原材料，然后在最经济的地方尽快加工，然后卖出去。

随着二战中主要经济体战斗力的消耗和制衡格局的改变，以及被殖民地区的勃兴，贸易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新的主要手段。

在紧缺时代，人们往往会忽视贸易对经济所起的作用。造成这种忽视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往往只相信自己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比如，农民种地获得了农产品，工人做工生产出工業加工品。这些人由于创造出新的价值，所以他们获得收入是应该的。商人只是把商品从甲手中转到乙手中，商品并没有任何变化，却因此获得了收入，这似乎足以说明贸易收益的不正当性。不只是紧缺年代，即使现在，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你有“比较优势”的概念，就会明白贸易是怎样让经济社会增值的。

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小镇上，面包师A每天可以生产10个黑面包或者12个玉米面包，面包师B可以生产8个黑面包或者7个玉米面包。表面上看，面包师A在生产效率上完胜，但是如果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比较优势会更为凸显，从而可以知道A和B怎么分工更合理。

在这个假设中，面包师A生产1个黑面包的机会成本是1.2个玉米面包，生产1个玉米面包的机会成本是5/6个黑面包；而面包师B生产这两种面包的机会成本分别是，7/8个玉米面包和8/7个黑面包。虽然，A的生产效率完胜B，但是生产黑面包的机会成本要大于B。因此这两个面包师可以协商分工，A只做玉米面包，B只做黑面包，然后双方再以1个玉米面包兑换1个黑面包的方式交易。这样，不管面包师A还是B，他们的贸易及生产曲线都超出了各自原来的生产曲线范围。超出的部分，就是贸易给经济体带来的附加值。这其实和工人做工所创造的价值同样实在。

不过，这种对贸易附加值的认知并不总是能得到认可，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那么好的情况下。很多人今年这次GATT的纪念活动冷得像是在开追悼会。造成这种场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WTO的主要发起国美国，它的总统总是在各个场合说，WTO就是各个成员国占美国便宜的一个协议组合，还威胁要退出WTO。

特朗普总统对贸易的看法大概有一半是对的。那就是任何贸易都是不平等的。不过贸易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便宜，否则他们并不会真的交易（如果贸易是自愿的话）。但是，政府该做的是控制好比较低的税收，减少贸易障碍。至于在贸易中谁占了便宜，这是商人自己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政府。

这有点像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人们会自然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开车水平、车况和偏好对前边插入的车辆作出常规反应，而不是由无数个交通警高效地确认每辆车每次变道是谁占了便宜。那样只会更堵。

贸易设限其实只对那些有局域比较优势或者叫作路径依赖的经济部门有好处，受损的是整体经济效率和消费者。

不过，有些时候，路径依赖者由于很长时间的积累，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英国脱欧就是一个例子。也许人类社会就是呈螺旋状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