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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书党:历史的细节

2017-11-23裴毅然

读书文摘 2017年11期
关键词:茅盾胡适

五四文人的雅量

五四时期,文白之争甚烈,两派人物报刊上笔墨官司打得昏天暗地。但中国文人有一好传统:观点之争不影响脚下走动,笔仗归笔仗,见面归见面。见了面不仅握手致意,还要坐下来吃饭,吃了饭说不定还会照相留念,题诗互赠。说来今人也许不信,当年深受传统影响的五四文人还真有如此雅量。

文白之争,前期反对白话文主将为林纾(1852—1924),后期则是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 (1881—1973)。1923年8月,胡适避暑杭州烟霞洞。朋友潘君来访,告诉他:“行严(章士钊字) 说你许久没有做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了题目,你总不能不做文章答他了。”潘君指的是章最近写的那篇 《评新文化运动》。胡适答曰:“请你告诉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行严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驳。”潘君问:“‘不值一駁,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胡适说:“请务必达到。”想来胡章两人关系这下一定搞僵,芥蒂终身。不料,故事还有下文。

胡适回到上海,老友汪君请胡、章及陈独秀吃饭。席间,胡适方知潘君终因不好意思,不愿两人关系过僵,没传达那四个字。于是,胡适便将四字当面奉上。散客后,主人汪君对胡适说:“行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然没有生气。”胡适不仅不附赞,还将章大大讥贬一通,说章“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

大约过了两年,胡章二人又在饭席上碰面,席后章拉胡到对门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相片洗出来后,章士钊随照题了一首白话诗赠胡适: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接到照片,不甘吃瘪,立刻回敬一首文言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章士钊赠胡适白话诗,表示自己也会如此这般涂两笔。胡适回赠古体诗,用意亦同。是年8月,章士钊在其主持的 《甲寅周刊》上宣布“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胡适再次被激怒,挥写极带刺激性的 《老章又反叛了!》 不仅称“行严的雅量终是很有限……我手下的这员降将”,而且痛嘲对方:

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这段文坛轶事固可归为文人恶弊:桌上握手桌下踢脚。不过,仔细想想:有话不说,文人何为?而一说话便弄得不握手不吃饭,事情仍然不妙。缺乏涵量的结果必然走向党同伐异,自己无法有容乃大,社会亦难存多元,有损均衡。观点一致,高山流水自然好;观点相左,能够一边“踢脚”一边握手,也实在不坏。说到底,桌下踢脚易,桌上握手难,终究要有那么几分气度。

1924年,洪深执导的话剧 《少奶奶的扇子》 一炮打响沪上,颂声四起,并不怎么相熟的田汉却来信骂了一通。十一年后,田汉动情回忆:

洪深后来常常对人说,“人人都称赞我的《少奶奶的扇子》,我虽然感激,但并不十分看重他们底意见;独有田汉在那时写信骂了我一顿,我倒觉得他真是我的知己。”

洪深与田汉的友谊从那时开始。

舞女也爱看 《子夜》

1933年2月初,茅盾 (1896—1981) 长篇小说 《子夜》 出版,三月内再版四次,初版三千册,再版每次五千册。四十年后,茅盾仍吃惊:“此在当时,实为少见。”就是放到今天,三月之内印数2.3万,也是不得了的销量。

《子夜》 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配合中共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用艺术手法论证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么一部非常政治化的小说,居然那么抢手,读者都是谁呢?新文学读者再多,也不可能撑起这一印数。这一点,茅盾十分清楚,因此他也为 《子夜》 的一夜走红甚感惊讶。

原来,耸动 《子夜》 销量攀升的,除了新文学爱好者,还有一帮“资产阶级”少奶奶、大小姐,她们在轧闹忙,争相阅读这部据说是描写她们的小说。茅盾的一位表妹,从不读新文学,这次也看了《子夜》,说里面的吴少奶奶就是以她为原型。

那会儿没有电视,电影、戏剧票价不菲,市民不可能经常看戏观影,阅读小说成为消遣之一。当然,对 《子夜》 来说,最最要紧的还是那些来来回回复杂缠绵多人多重的恋爱,很勾人,卖点甚亮,这才赢得太太、小姐竞相购阅。若非写她们,挠了她们的痒痒肉,能引动她们的阅读兴趣吗?至于茅盾苦心经营的主题思想—— 民族资本家在“两半”社会没出路,能读出这一意蕴的读者,除了左翼作家与中共党员,怕是寥寥无几矣。

茅盾名气骤增,小报上出现一则轶闻:青年作家芳信娶一舞女为妻,婚后舞女歇业。然作家无能,收入不足,娇妻不得已重操旧业,聊补家用。某日,忽有舞客自称茅盾,舞女因赶时髦读了《子夜》,不胜惊异,归告芳信。芳信疑之,因未听说茅盾下过舞场,乃嘱其妻如彼再来,向其索要《子夜》 签名本,其妻遵嘱行事,但所得 《子夜》 只签署“MD”(茅盾拼音首字母),此人日后不再出现。茅盾闻知此事,唯苦笑。

《子夜》 如此走红,令当今诸路明星大跌眼镜的是:茅盾非但不敢领受读者的欢呼崇仰,而且隐名埋姓躲避不及。1936年6月《光明》 第一卷,茅盾发表短篇小说 《儿子开会去了》,记载其家真实故事。茅盾之子13岁的阿桑就读于沪西工业区某中学,见一高班同学在看 《子夜》,不无骄傲:“这是我爸爸写的。”高班同学大惊,追问起来。阿桑又加一句:“茅盾就是我爸爸。”第二天,这位高班同学将阿桑领进班主任单人宿舍,班主任拿出一本 《子夜》:“这本书是你父亲写的?”阿桑点点头。班主任再问:“你父亲不是教书的吗?”学生登记表上,家长职业一栏阿桑原来填写父亲是教员。阿桑有点发慌,坚持说:“我爸爸是写书的。”放学回家,阿桑如实汇报,妈妈大为着急,一边责备儿子乱说,一边主张赶快换学校。茅盾认为教师既读 《子夜》,应该是正派人,但还是叮嘱儿子快去改口,就说弄错了,夸口瞎说。阿桑虽有难色,只好遵命,次日拉了那位高班同学找到班主任“更正”。

其时形格势禁,左翼作家多怕暴露身分,招来麻烦,只能看着外面热闹,自己却要保持很难受的“冷静”。

七十年前一则广告创意

1936年上海,萧乾、巴金、靳以、黎烈文、孟十还等经常泡二马路大东茶室,沏一壶红茶,一泡就是大半天。文人聚会,侃大山、灵市面,边际溢效多多。抗战初期,成都一些左翼报人也经常聚会新集商场二泉茶楼,打问消息,交换新闻,纵议时局,叹发牢骚,兼搜逸闻,收集报料,名谓“神仙会”,实为“记者俱乐部”。

一日,某记者说附近一家泡粑馆的泡粑特别好吃,如何香如何甜,又如何便宜,呼叫茶馆跑堂上那家泡粑馆买取。泡粑乃川中特色点心,大米粉发酵后的一种发糕。可堂倌泡茶添水正忙得不可开交,自己这边生意还应付不过来,哪有工夫“跑外卖”?那位记者便端起“上帝”架子,大声促令堂倌,还死乞白赖向堂倌详细介绍那家的泡粑如何如何好。终于,茶馆老板也被引动兴致,挥令堂倌去跑一趟。

一会儿,堂倌带回那家泡粑馆的伙计,送来一蒸笼热腾腾白生生的泡粑,那位记者一边掏兜会钞,一边请大家品尝,无论熟客生人,都送一块尝尝。泡粑入口,大家同声叫好,一齐称赞:“不错!不错!”从此,这家泡粑馆的生意直线窜红,食客盈门,泡粑馆老板真当有点“笑勿动了”。

事后,“记者俱乐部”同仁才知,这是一出事先策划好的“广告剧”。泡粑馆老板看上茶馆“记者俱乐部”的社会影响力,先打通那位记者的关节,让他在“记者俱乐部”如此这般上演一幕活报剧,先引起“全体注意”,随后再“免费品尝”,一蒸笼泡粑当然是泡粑老板自己埋单,免不了还得给那位记者一些好处。

1990年代,当年亲历此“剧”的青年记者胡绩伟,已是长年担任 《人民日报》 总编、社长的老报人,忆叹:“我认为写中国广告史时,五十多年前这场广告活报剧是值得载入史册的。”用今天的专业术词来说,就是“很有创意,广告投入回报率很高”。

旧时京沪文化界聚会趣闻

旧时没有作协、文联之类官办机构,也没有笔会、年会之类公费聚会。文人聚会只有自掏腰包的聚餐,又吃又谈,促进友谊,交流信息,务实务虚两不误。1920年代的新月社,就是从最初的聚餐会渐渐形成的著名文学社团。旧时文人多扎堆京沪,文士餐聚花絮亦主要出在京沪。

1920年代

1920年代初期,北大文科教授以杂志为圆心悄悄形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为首的 《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徐志摩、陈源、蒋廷黻、陶孟和等;一派以林语堂为首的 《语丝》 派,主要成员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等。《语丝》 上打头阵的,往往是周氏兄弟,十分惹目。《语丝》 不仅发文章,而且两周聚会一次。通常在周六下午,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松林之下。周作人经常出席,声音与他的笔调一样从容不迫、徐舒迂缓,就是激动之下,也不会提高声音。其兄鲁迅就不同了,他攻击论敌的词锋十分犀利,有时会得意地哄然大笑。林语堂描写鲁迅:

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着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能针针见血的。他极受读者欢迎。……兄弟二人都很通达人情世故,都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巧妙地运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

《语丝》 集会上,调节气氛、带来轻松的是郁达夫。此时,郁达夫已发表不少诗歌小说,文名已立。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即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与鲁迅交情不错。钱玄同两眼近视,常常脸红,议论社会改革十分极端,经常重复吴稚晖那句名言:“将线装书都扔到厕所里去!”后来,北大教授纷纷南下,竹林雅集成为“历史记忆”。

1928年成立的新月社,亦主要以餐聚为集会形式,擦碰出不少妙语花絮。一次,胡适对闻一多说:“你知道你们湖北有三杰吗?”闻一多答曰:“请闻其详。”胡适:“这三杰,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夫,一个是名伶。文人自然是阁下,武人则是黎黄陂 (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回敬:“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个文人、一个武人、一个名伶。文人自然是阁下,武人是段合肥 (祺瑞),名伶是梅兰芳。”这段对答传开来,时人评说:”问得妙,答得更妙!”

1926年,包天笑、穆藕初、林康侯等五十周岁,组织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入会者均出生于光绪丙子1876年),前后加入七十余位。后规模过大,另约其中二十位意气相投志同道合者再开“千龄会”,每月聚餐一次,每年十次,一月、十二月不举行。每次“开会”,每位庚兄出餐费两元,共40元,十人一桌,不够由两位当值庚兄填补,赢余则转下月“当值”。但从没有不够的,沪上顶好中菜,每桌不过12元;西餐每客一元,最高每客1.25元,这帮人都不喝洋酒,外加一点小费,没什么多余花费。“千龄会”因层次相齐意趣相投,前后坚持了十年。“千龄会”一半以上沪人,两位苏州人,两位常州人,几位浙江人,一位广东人。

上海还有“甲午同庚会”,全生于1894年,会员有梅兰芳、吴湖帆等。北京也有一个知名人士的“丙子同庚会”,均为宦海中人,大半来自东南各省,如王克敏、曹汝霖等。

送别饯行也是一大聚会名目。1927年5月中旬,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仁,邀请即将赴法留学的郑振铎、陈学昭聚餐,地点在上海“大西洋”,来客有周建人、李石岑、孙福熙、吴觉家等。同年10月18日,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宴请鲁迅夫妇,陪客有江绍原夫妇、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樊仲云、赵景深。席间,赵景深表演单口相声 《一个忘了戏词的人》。

还有一种裹含功利性的联谊聚餐。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英语系主任张谔 (1886—196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所聘教师不取才学,皆其私好。虽然多为留美学士,专业均为政经理工,且学之不成,回国后本专业无能谋职,只好夤缘来教英文,然笑话百出,为学生轻视。

彼等只知互相团结坚固,全力拥护张系主任,以保饭碗。又本无读书之兴趣与习惯 (不知其晚时在打麻雀牌否),故制定輪流请宴之办法。每星期六晚 (必要时改至星期日正午),英语系之全体教授、讲师 (包含张系主任),偕往 (乘坐马车或人力车) 城南秦淮河、夫子庙之金陵春大酒馆,或城北门外下关之花园饭店,大醉酣饱一次,以此为乐。而排定次序,每次由一人作主人,请同人欢宴。所费之银钱,亦约略相等。此办法履行已久。

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哈佛生梅光迪 (1890—1945)独来独往,只偶尔参加一次,一般也不邀他。哈佛文学硕士吴宓 (1894—1978) 坚持了一学期,次次参加,从不缺席,虽破费不多,然“耗费时间精力不少。至下学期 (1922年春夏),则宓对学生声誉已昭著,在本校地位已巩固,遂毅然谢去诸君,不复参加其轮流请宴矣。”

1930年代

1930年代的沪上,茅盾、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陈望道、黄伯祥、徐调孚等十一二人每周聚餐。席间,交流政治文化消息,尤其出版界、文艺界信息,顺便解决一些编辑事务。聚餐会每人出資一元,做东者二元,这样共得十二三元,已能办一桌很不错的酒席。他们便挑上海有名餐馆,一一扫荡过去,既了解食文化,也交流真文化。

后来,茅盾身边的文学青年渐渐多起来,他与冯雪峰商议也搞这样的聚餐会,增进交流。但青年作家大多较穷,不可能有中年文士那样的实力,既不可能一周一次,更不可能每次一元。对这些青年作家,一块钱可是三四天的伙食费哩。但不搞AA制又缺乏平等,有损青年作家自尊。于是,茅盾为固定东家,青年作家“撇兰”凑份子。根据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四、六角,再由出席者猜叶凑份,多数四、五角,加上东家得款六、七元,大餐馆去不了,只能上中小餐馆。即使低标准聚餐,对青年作家仍是一次享受。因定于周一聚会,故名“月曜会”。除 《文学》 主编王统照,“月曜会”成员都是青年: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以群、蒋牧良、端木蕻良、艾思奇等,共约十来人。一些刊物主编有时闻讯赶来,拉拉稿子联络联络感情。“月曜会”始于1937年春,“八·一三”以后停止。艾芜 《回忆茅盾同志》,详述“月曜会”。

1933年2月中旬,上海作家举办“文艺茶话”,发起人章衣萍、孙福熙等。第一次集会假座法租界公园,因为法租界当局对文人集会容易了解,慨拨幽静公园一角。那天,上海作家差不多都参加了,包括 《申报》 主笔及青年作家巴金,还有不少大学文学院学生。出席者毋须事先报名,仅须缴茶资五角。集会上有作家专题演讲,讲稿汇编成册,印成《文艺茶话》。第二次集会,人数比第一次更多,包括南社诗翁柳亚子及诗怪林庚白等。

1930年代,上海新闻界还有“上海日报公会”聚餐会,参加者为各大报负责人。两周一次,多半假座二马路,即九江路绸业大楼餐厅,春秋季节有时移师苏州无锡。交流信息、联络感情,最主要还是讨论言论方针与口径尺寸。

京华文士“星六聚会”,每周六聚会,参加者金岳霖、张奚若、陶孟和等。碰头时,除了向张奚若、陶孟和问问有关南京方面的人事安排,兴趣主要在建筑、字画等闲情逸致。金岳霖晚年回忆:“‘星六集团也是一个学习集团,起了业余教育的作用。”

京上还有两处私人沙龙—— 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朱光潜、梁宗岱景山寓所的“读诗会”,一时俊杰云集,星光灿烂。当然,这是后人的感觉,出席者哪会想到“载入史册”,引动后学啧啧追慕? “太太客厅”主要成员多为文化精英:有金岳霖、萧乾、沈从文等。“读诗会”每月一聚,出席者有学者教授也有文学青年:朱光潜、梁宗岱、冰心、凌叔华、朱自清、冯至、郑振铎、孙大雨、周作人、沈从文、卞之琳、何其芳、萧乾,有时还有旅华英国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等。

1935年9月,萧乾接编天津 《大公报》“文艺”副刊,每月回北平一次,必于“来今雨轩”举行茶会,邀集一二十位文友,一面品茶聊天—— 天上人间、文学哲学,一面交换信息、碰擦思想,同时寻找选题,征文约稿,真正“革命生产两不误”。林徽因乃茶会常客,每请必到,每到必言,每言必惊。

这一时期也曾主编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一两个月在北海或中山公园邀约年轻作者餐叙,文学青年严文井这一时期“入圈”,辞去北平图书馆的职业,“专业写作”。

1936年2月,在鲁迅支持下,胡风牵头,聂绀弩、萧军、萧红参与合办的 《海燕》 出刊,初版两千册,当天售完。同仁刊物,无编辑费无稿费,如此绩效,当然极为高兴。鲁迅设席梁园饭馆,胡风夫妇、聂绀弩夫妇、萧军夫妇、叶紫等十一人到席。“大家都尽情痛饮,吃了两三个小时才散。”这一时期,鲁迅通过请客调解了青年作家周文与 《文学》 编辑傅东华的文字矛盾。鲁迅对杭菜“龙井虾仁”“西湖醋鱼”情有独钟,常在石路 (今福建中路)“知味观”(今仍为杭州名店) 请客或家宴。1933年10月23日,鲁迅请福民医院院长等日本朋友品尝“叫化鸡”,院长大为倾倒,回国后给鲁迅的信中念念不忘这道美味。

1930年代文化界的聚餐还有一些“山头”因素。1993年8月26日,萧乾回忆:

那时文艺界还是有山头的,我们主要是以鲁迅为中心。有巴金、有 《作家》 的孟十还、《译文》 的黄源、还有黎烈文,大家经常在南京路的一个茶座聚会,鲁迅有时也来。……还有别的“山头”。

抗战前著名的文士聚会还有:1935年12月29日,柳亚子发起南社纪念会,假座上海今南京路西藏路口晋隆西菜馆餐聚。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及其他名士在上海功德林素菜馆发起“救国会”。

辛亥时期的新闻站街等新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即湖北军政府成立,16日军政府机关报 《中华民国公报》创刊,由张樾、牟鸿勋等共进会员主持,日出两大张,明确宗旨:“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每期发行约4000份,分寄省内外机关、学校,张贴于武汉街道及公共场所,“不取阅者分文”,大量读者聚观。创刊之日,报馆门联:“与民公好恶,为国报平安”,妙嵌“民国公报”四字。

上海乃全国第一通商大埠,信息需求最大之地,也是全国舆论中心,新闻业汇萃之地。武昌义讯传来,沪上热沸。武昌前线两军对峙,义军最初不过新军4000,清陆军大臣荫昌提两镇北洋陆军(近25000人马) 进剿,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义军貌似以卵击石。加之萨镇冰率领的清军兵舰上溯夹击,汉口、汉阳相继战败失守,武昌岌岌可危,十分吃紧。武昌首义诸人迫切希望长江下游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分北洋军之势而解武昌之危。11月3日上海响应,4日光复,苏杭甬镇四城相继独立,不久克复南京,东南半壁在手。孙中山说武昌义旗稍挺,各省闻风响应,“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庚子后、辛亥前,京沪学生对康梁的政纲都模模糊糊,对孙中山、同盟会就更没有印象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顾维钧回忆:“孙逸仙对学生的影响呢?在那时,还没有什么影响。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舆论界对孙逸仙没有多少议论。”

“变化”催新闻,这一时期上海冒出30余种临时发行的小型报刊,如 《光复报》 《警报》 等。同盟会会员柳亚子创办并主编的小型报 《警报》,除了刊登湖北军政府的公告法令,还介绍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警报》 每日二—三版,使读者尽快获知最新战况,“所得要电新闻,接到随刊,晨暮不计”,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首张一日多版的报纸。此外,《警报》 印刷精美,道林纸铅印,每日油墨换色,也是第一张每天换色之报。该报刊行不到一月,上海光复后,编报人员忙于他务而停刊。

那时没有广播更无电视,人们只能通过报纸获得最新消息。每日报纸一出,市民纷纷购买,“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同时,出现特有的辛亥一景:站街等新闻。上海各大报业会集望平街 (今山东中路) 及三洋泾桥各报馆前,每晚人山人海,满街挤挤攘攘,都在翘首等候最新战报。各机关团体也纷纷前往 《民立报》 馆访问。各家报馆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动态,以飨伸颈站客。

销路独占鳌头的当数宋教仁主编的 《民立报》。《申报》 《新闻报》 每份售三铜元,《民立报》每份小银圆三角,最高时一圆,发行量仍一路飙升。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也是《民立报》。

驱逐鞑虏,剪辫留发,恢复汉仪,267年的等待,终见曙光。一则捷报传来,掌声狂起,甚至击墙拍地;某省独立,一街欢腾,抛物扔帽。若贴出败讯或不利义军的消息,该家报馆会被围街民众指为暗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愤怒市民将报馆玻璃窗砸得粉碎。10月中下旬,《申报》 用大字“号外”报道汉口民军败退,遭大批民众围攻,认为这是替清政府作宣传,动摇民心,怒砸报馆橱窗。报馆方面的反应竟是“理解万岁”,觉得上海百姓苦清久矣,现在听到革命军讲文明,怎能不向往之?报馆估计:当时上海一般民众,即使未必人人都赞成革命军,至少决无一人反对革命军。不过砸窗事件发生后,望平街各报馆再也不敢在门首披露民军失败的消息,更不敢在报上刊登,只能报喜不报忧。

若一时得不到战地新闻,沪民便争睹 《民立报》 每日社论、短评,也很解气:“倒行逆施的政府”“万恶的政府”,盛赞武昌革命军政府“治内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已具有共和大国之规模”,“四海同仇,速起自立,人人奋勇,早定乾坤。”多年后,国民党元老邹鲁慨忆:“辛亥武汉起义,上海 《民立报》 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清吏震惊,党人气盛。”

沪上新闻甚至覆盖周边江浙皖。浙江富阳的郁达夫就“日日地紧张着,日日地渴等着报来”。苏州的顾颉刚也是几天都要买上海的报纸,“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班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我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

回报丰厚的新兴产业

辛亥新闻业还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1898年秋,康梁向海外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即其后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仅1902—1903年,红利上万银圆。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 《庸言报》,万份创刊号,顷已罄,续定数千。若至二万份,每年可余五六万金。康有为办报积下資本,在穗沪等地倒腾地皮,获利更丰。

其时,新闻业门槛甚低,销3000份就不蚀本,超出即赚,稍有名气,广告上门。如商务印书馆每月2000元包下 《时报》 报眼,专门介绍商务版新书。报业如此“赚得动”,娱兴小报喧腾而起。这些小报概不刊登重大新闻,专门瞄准市民趣味,专载街谈巷议、轶事秘闻或伶界妓界“趣味新闻”,同时刊登入时小说。这些小报虽只有半张纸,却能卖到大报价钱。

1909年前后,包天笑在 《时报》月薪80元,每月须为 《时报》 写论说文六篇,小说2.5万字。包天笑说:“这个薪水的数目,不算菲薄。”他还为 《小说林》 撰稿,月得40元;为有正书局编《小说时报》,再拿稿费;后再兼编其他周刊、月刊、季刊,收入大大的。其全家花销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过。包天笑回忆:“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报人如此高产高薪,当今编辑只能徒望项背。辛亥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买五六十个鸡蛋。上海生活水准中国之最,住校生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

(选自《翻书党:打捞历史的细节》/裴毅然 著/金城出版社/ 201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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