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在虎门大桥东侧，广州南沙伸向珠江口的岛尖上，安静矗立着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的办公大楼，许多前沿的应用技术，从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走向产业化，走进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

吴恩柏是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也是霍英东研究院院长。他1980年代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博士毕业，并在多家硅谷高科技企业任职，之后又在港台地区多所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任职，过去10余年里，吴恩柏教授一直致力于推进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与珠三角的产业相结合。

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每一个层面上对科学技术和创新创业的依赖都更强，同时进入了更高的需求层次，在此背景下，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吴恩柏教授。

Q& A

N-南风窗W-吴恩柏

科研要直接服务于社会

N：一路走来，我发现越接近霍英东研究院，就越看不到工业与人烟。可以想象10年前香港科技大学把霍英东研究院落户南沙时这里会更冷清，那么当初为何选择了南沙呢？

W：这要从大学的使命说起。香港科技大学的使命有两个，一是追求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二是对我们所在的社会做出贡献。选择广州南沙，这是从使命第二部分出发，我们要对社会做出贡献，最重要的对象就是身边的香港和珠三角。

珠三角最大的城市就是广州和深圳，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城市都成立了研究院。10年前，霍英东先生给香港科大捐助了很多软硬件设施，科大感念他的支持，就选择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南沙。正如你所说，10年前的南沙是绿野平畴、海天一色，环境比较清苦。

香港科大1991年在香港清水湾建立的时候，环境也非常相似，但不影响我们的使命实现。

N：和10年前相比，南沙已经大不一样，2012年成为国家第6个高新区，2015年又成为广东自贸区的核心部分，在国家战略版图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这对霍英东研究院的工作有没有直接的帮助？

W：当然有。一是我们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是南沙的产业正在提升，对技术的需求变大了，三是南沙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进步很快，经济科研活动都方便了很多。

尤其是资金方面，科研人才都是逐水草而居的，哪里有经费就往哪里走，2013年开始南沙对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这两年来自广州的支持也在快速增加，有了更多的资金，我们就可以吸引人才，转化科研成果，以及孵化创新创业团队，造福社会。

过去10年来，霍英东研究院总共执行了500个项目，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企业，而且这500个项目中的大部分是在最近这3年做的。

N：在这500个项目中，怎样体现香港科大“为所在的社会做出贡献”的使命？

W：我们赋予霍英东研究院两个任务，一个是把香港科大那些非常前沿的研究成果拿到广州来做产业化的落地，另一个是在当地招收的人才，给予他们非常严谨的训练，然后自己承接项目，自己进行产业化尝试。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团队做的工作。

我们最大的团队是做物联网的，3年前做了广州塔项目，游客进去之后，可以通过手机了解每一个看到的东西的内涵、背景和相关知识，这一技术可以在其他地方，不同的使用情境下不断复制。

第二大的团队是做模塑成型的。模塑成型几乎是所有塑料产业里最重要的支撑，内地的成型机很便宜但精度较差，国外的成型机精度较高但是非常贵。我们就把自己的技术和一家珠三角的公司合作，让国内现有的射塑机装了我们的模块以后射出的精度可以达到国外机器的精度。

第三大团队是材料方向的。经过大约10年的努力，我们研发的高强度防撞复合材料已经应用在无人机、无人船、汽车上。复合材料的优点是轻，最大的弱点是不耐撞，因为复合材料是一层层贴起来的，层与层之间的强度是最弱的。我们研发的技术可以把复合材料的层间强度倍数提高。

另外我们的电池管理技术，现在已经在南沙的一些公交车上应用，我们希望将来广州地铁4号延伸线通了之后能用在穿梭巴士上。

让尖端科技“到地上爬”

N：您前面给出的一些数据，说明霍英东研究院现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通道。这是否意味着，现在内地的环境更适合科技创新创业和科研成果产业化？毕竟如果时间倒回20年前，内地社会对于科研创新似乎没有提出那么强烈的需求。

W：以前要解决的痛点不一样，对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产业技术水平在过去20年里大幅提升，需求也就不断翻新。

20年前的珠三角主要还是從事比较低端的装配产业，10年前的珠三角就像当时的深圳华强北一样，主要是“山寨”。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华强北已经取代了10年前的台湾新竹，形成了全世界最方便的IT产业的采购组装生态链，华强北的蜕变是珠三角经济社会蜕变的缩影。广州也是这样，不断地迭代。

从大学里出来的技术一般比较“高大上”，可以说是“在天上飞”，我们霍英东研究院要做的就是让它们“到地上爬”。内地的发展尤其是在高铁、移动通讯、物联网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社会对于霍英东研究院这样的科研机构的依赖性也就会越来越强。

N：的确，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实现了曾经不可想象的突破，中国人从仰望转向平视。比如广州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也让广州的普通人对超级计算有了更多的兴趣。广州超级计算中心南沙分中心在南沙区的支持下，也设立在霍英东研究院，您能否介绍一下超级计算在当前可以给一般人的生活带来什么福祉？

W：超算可以做什么，我可以举无数的生活例子。比如台风来了，你可以用来预测它是偏离10公里、5公里还是1公里，和老百姓的疏散和各方面的防御准备都息息相关。计算能力越强，计算频次越高，预测就越准确。还有地震、海啸、基因测试、交通线路规划以及我们十分熟悉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阿尔法元”，也都是超算应用的领域。

总而言之，越大、越精密的东西，越要依赖超算。我以前做过汽车的撞击试验，应力波是怎么传递的，车子的结构是如何振动的，人和车各自是如何受损的，都可以清楚地揭示。船舶、飞机、火箭，也都是一样。

超算要更多地服务于社会和现实生活，就要有很多软件去配套。我们的硬件已经做到全世界最好，但还要开发很多软件，让大家都可以很方便的进来使用。可以使用的软件越多，超算的威力就越大。使用者越多，对技术进步的帮助也就越大，鸡生蛋，蛋生鸡，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技术进步太快，一个超算硬件称霸世界也就三五年，所以形成良性发展的生态非常重要。

小国未必要发展超算，但大国就必须有这样的能力才不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和国家要发展独立的北斗系统是一样的。

大学如何经世致用

N：现在中国对创新创业非常重视，我们都知道香港科大的学生在创新创业上表现卓越，科大是不是有某种传统在支持双创实践？

W：这要分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科大非常注重给予学生良好的训练和培养他们的国际观。创新创业者的眼界是国际性的，那么他的企业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行无阻。

科大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非常有秩序。课程设计非常有弹性，本科生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多专业的整合学习，比如你希望是电机和生命科学结合、材料和管理结合、人工智能加上财务工程，也就是所谓的fintech，都可以让你念，跨领域组合学习。甚至，你还可以结合香港另一所大学的另一个专业。我们还有这样的合作，香港科大和美国南加州大学以及意大利米兰的博柯尼大学有一个联合项目，本科4年里可以在每一所大学待1年，然后第四年你自己挑其中一所大学，共拿到三个大学的学位。我们有这种非常灵活的设计，以便于因材施教，只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你要好好念书。

第二个是我们对实践方面非常重视。香港科大的大部分本科学生，在大四的时候都有一年的时间，要写一个学士的专题，一年做完，几个学生组一个团队动手完成专题。研究生还有一个学程，要写一个商业运营书，毕业前或后就可以拿着这个运营书去开公司。另外还有专业上的副修，修完可以拿到一个创业的证书，修习的过程中会听到很多知名校友及专家的演讲，让你学习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们还有各种大赛，有24小时或48小时不睡觉的比赛，学生组织一个团队，在限定时间里做一个东西出来，比如写一个软件，然后上去报告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科大创业比赛的旗舰是“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北京5个城市一起办，最后在广州举办总决赛，今年有将近1000个团队参加。

香港科大还设立了种子基金，学生有新创点子或成立公司的，可以获得完全无偿的支持。一共有5个基金，在不同的阶段给予创业者以资金支持。对学生而言，你就放心去尝试吧，不用怕失败，搞砸了也没什么损失，可以学到很多经验，等到真正出到社会以后搞砸的几率就会降低。

另外，我们还会安排很多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人进入学校，來和学生对接。

N：大疆公司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世界第一，创始人汪滔就是科大毕业生，他是否也是科大这种创新生态的一个结果？

W：汪滔是在香港科大念的本科、硕士，在学校也参加过科大的百万奖金创业大赛，是科大创新孵化计划的一个成员，在和老师、伙伴们的沟通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创业方向，最后找到了“痛点”。这个痛点就是当时全世界的无人机要么是很高端的，只能给专家去用，要么就只是个玩具，中间缺了一大块没有人做。其实很多人想要一台有实用价值、品质还不错、价格可以承受的无人机，汪滔找到了这个使用者情境，并且在这个使用者情境里做到全世界最好。

“时间会证明一切”

N：吴教授在中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校都念过书、教过书，对不同教育形态都有深刻的体会。对中国的教育制度，40年来一直有质疑之声存在，有的还相当激烈，人们往往把它和欧美教育制度进行对比，认为我们的教育有各种缺陷。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很快，尤其在最近十几年各领域的活力和创造力都爆发了出来，这个矛盾应该怎么看待？

W：前面说过，不同时代里，我们要解决的痛点的层次是不同的，对产业技术有不一样的要求，对教育也有不一样的要求。

1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公司还是走的“引进—改良—超越”的道路，所谓超越其实在许多领域也没有实现。不过，这一方法是适应内地使用情境的，因为一个庞大的市场分泌出来的奶水，可以养活这些公司。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教育没办法照搬美国的教育，因为你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1982年我到硅谷工作，我就在思考，为什么硅谷从60年代开始就一直引领世界风骚？因为美国是当时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它有这个引领的责任在身上。它在各个领域都要做最先进的研究，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成果可以去照抄，必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博士，一开始觉得也不过如此，但时间长了就能感觉到它的王者风范在哪里，那就是建立于国家实力基础上的胸襟和视野。其他国家没有处在美国那个位置，就没有那样的视野。

对于中国的教育，外面的人进来看完可能会说它不够好，但这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需求、解决现实痛点的角度去思考才合适。等到将来你变成世界老大了，你就要开始思考怎么引领世界，就像回到唐朝，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那种气度也是别国无法企及的。对于中国教育，当然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批评，但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对清华北大其实挺尊重的，就是因为她们在中国国情下积累了成果及声望。

时代更迭，会赋予教育以不同的形式、要求和面相。要对社会做出贡献，牵涉到社会需要什么，理工、管理领域的评价是比较统一的，就是当下是否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文、法、政治等领域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好还是不好，时间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