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万勇+金盛

摘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然要求，而精准扶贫的一些重要领域或关键环节所存在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减贫消贫的成与败，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持续深入推进的重要影响因子。而精准扶贫精度与效度的提升，则须要通过“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三方面问题的解决来加以实现。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扶贫理论及模式梳理的基础上，借鉴服务外包理念引入家庭农场作为扶持对象，明確了“扶持谁”的问题，植入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解决了“谁扶持”的难题，同时基于生态型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的构建，畅通了“农业技术外包”助推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实现了“怎么扶”难题的破解，以此构建了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性，及至减贫消贫问题解决彻底性的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体系，显著提高了扶贫的精准性和靶向性，对减贫消贫问题的解决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性和根本性。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F3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9-0025-04

收稿日期：2017-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16XJY011）。

作者简介：彭万勇（1981—），男，重庆永川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及农技推广研究。E-mail：64995300@qq.com。

通信作者：金 盛，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与农村扶贫研究。E-mail：50541698@qq.com。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精准扶贫的实施主体过度依赖于政府，不仅给政府财政带来较大的系统性压力，而且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也存在“不精准”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精准扶贫关键时期，继续单方面依赖政府主体力量的帮扶，将渐趋导致减贫消贫边际效益递减，并且这种趋势性变化短时期内难以逆转。因此，现行标准下尚未脱贫的4 335万群众要在未来3年多时间里实现全部脱贫，须要基于扶持主体的多元化来引导对减贫消贫“扶持谁”客体的辨识，“谁来扶”主体的遴选，“怎么扶”路径的构建。唯有如此，精准扶贫识别的精度、帮扶的效度、管理的信度才能得以保障。

1 世界扶贫理论及我国扶贫实践缕析

如何扶贫？这是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减贫消贫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过程中，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且效果明显的做法和成功经验，这对“扭转减贫速率放缓的弧线”起着积极的作用。扶贫理论梳理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扶贫开发必须激发人们的经济增长动机，大规模增加储蓄，以此扩充资本量进行资本投资，进而推进工业化的一步到位，才能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主要理论模型有“大推进理论”[1]、“低水平均衡陷阱”[2]、“临界最小努力”[3]。另一种观点认为扶贫要增强贫困人群减贫消贫的内生动能，即要将农业科技引入农业生产实践构建内生的“造血机制”，进而形成并释放推动效应实现脱贫，这一理论以“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最为著名[4-5]。我国学者对扶贫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进程与贡献、战略与政策演变、基本经验与主要模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未来发展等方面[6-11]。基于上述扶贫理论的指导，在不同的市场条件及资源禀赋下，国外一些扶贫实践极具特色。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将国外扶贫减贫模式划分为“发展极”模式（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提出的“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印度、斯里兰卡等）以及“社会保障”模式（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12]。国内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实践更是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了多元化的扶贫实践路径，具体扶贫模式情况如表1所示。

2 农业技术外包扶贫的提出

众所周知，贫困地区鉴于先天（地理区位偏远、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和后天（社会治理的末梢区、资本投入的边缘区、政策扶持的塌陷区、区域发展的摩擦区）[13]的劣势，决定了在这些地区发展工业很难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而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仅又附着于有绝对旅游资源禀赋的少数特困地区[14]，因此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缺乏资源优势，但就在这种尴尬境遇背景下，却越发凸显了农业尤其是特色优势农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显示：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户，越是依赖农业产出的收入，同时也越是远离规模经营与农业技术措施的利用，故而在城镇化尚不足以完全带动非农就业劳动力及其家庭的实质性转移背景下，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户而言，农业生产的保障性角色特别是脱贫角色依然重要且 表1 中国扶贫模式

扶贫模式模式内涵模式缺点财政扶贫财政扶贫是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和对财政体制的调整，来使经济、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有效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1）资金投入缺“后续力”，成果巩固难；（2）项目监管多“盲点区”，效率提升难；（3）部门扶贫唱“独角戏”，合力形成难；（4）产业扶贫缺“转动轴”，辐射带动难[15]以工代赈扶贫以工代赈即“以务工代替赈济”，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赈济的一项扶持政策（1）以工代赈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与贫困农民加快脱贫致富的希望还有差距；（2）受贫困地区财政能力的影响，以工代赈项目资金配套存在很大困难；（3）以工代赈项目前期费用难以列支，以工代赈项目库建设困难[16]；（4）以工代赈扶贫缺乏持续性，脱贫内生动能不明显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17]（1）产业扶贫的认识不高，贫困农户参与难；（2）农业项目与贫困地区衔接不够；（3）产业发展投资较大，规模偏小，管理水平与效益偏低；（4）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科技支撑体系不健全，发展产业后劲不足对口帮扶对口帮扶是贯彻先富带动贫困区域逐步发展的一项重要扶贫开发政策。主要有3个层次的帮扶：一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东西部协助扶贫，即东部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省区；二是中央和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帮扶辖区内的贫困县区；三是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和民主党派到贫困地区进行产业投资、合作和智力帮扶[18]（1）扶贫规划与扶持地区脱贫规划精准对接有偏差，使帮扶工作未能纳入当地规划总体架构；（2）对口帮扶存在应景行为，导致摸底不清、针对性不强，使得工作不具备连续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帮扶地区有长期发展潜力和能力的产业形成旅游扶贫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1）局限于有绝对旅游资源禀赋的地区，不具备推广的普遍性；（2）存在项目、产品设计单一，经营粗放，季节性不明显，模式雷同，缺乏特色等问题；（3）实践中容易出现权利与资源寻租的情况，区域农民利益被忽视，从而没有起到旅游扶贫的作用移民搬迁移民搬迁扶贫是指对居住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深山区、库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群众，采取一定的扶持激励政策，帮助其搬迁到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进行生产和生活，从根本上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达到逐步脱贫致富的目的[19]（1）故土情深易使贫困农户搬迁意愿降低，甚至会出现回迁现象；（2）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易产生耕地和宅基地资源分配问题；（3）移民搬迁群众迁入地社会经济融入问题突出，致脱贫致富步伐缓慢 智力扶贫智力扶贫指主要从精神层面，对扶贫对象进行教育、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从而转变他们落后的思维模式，提升扶贫对象的智力素质，转变观念，以促进扶贫对象通过自我发展和自力更生，获取更多和持久的经济利益，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20]智力扶贫见效慢，加之贫困群众认识不到位，容易出现群众热情不高、参与度不够等问题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1]endprint

必要，这就要求减贫消贫必须回到第一产业的发展轨道上来，并通过切实强化规模经营与农业技术措施的利用构建产业扶贫开发体系。那么，如何架构农业产业规模经营体系，及至在贫困地区农业科技整体性贫困，甚至现代农业技术导入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认知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农业产业如何才能打破小农经营与农业技术相对低下的穩定状态？很明显，当前土地的过度细碎化及至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无以承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重任，表征为不利于农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发展，成为制约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加之贫困地区农业技术能力的低下已很难促成减贫消贫的量变及至质变，要打破这一相对稳定的状态就必须引入外部力量，必须在农业经营新主体遴选的基础上借助外部物质技术、资源条件突破传统农业封闭式的落后循环，构架起现代农业科技推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实现动能的转换、动力的接续，以此不断增强规模经营及农业科技对产业的支撑力，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装备水平，及其农业产出的增加、产业质量和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贫困地区减贫消贫工作可持续性地开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服务外包理念，靶向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贫困现状，引入农业科技承接主体，构建了精准扶贫下农业技术外包模式，以实现家庭农场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生产管理、产品营销不同阶段在信息、技术、设备及经验等方面的外部资源利用，完成家庭农场自身难以完成的生产经营行为，藉此打破小农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科技含量低下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产量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推动农业产业体系有质量地发展，特别是助力精准减贫消贫效能实现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讲，农业技术外包是精准扶贫模式靶向贫困地区内生动能培育实现减贫消贫目的的具体实现方式。

3 扶持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指经工商注册登记的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的，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2-23]。其“新”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体的家庭性、农业生产的专业性、发展规模的适度性、经营绩效的高效性、经济地位的法人性之“五大特征”上，而正是这“五大特征”不仅精准诠释并匹配了“三权分置”的内涵要义，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作用显著，而且基于其适度规模化经营与农业技术措施利用的实现可能性，同样有助于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的构建，使得家庭农场成为有效率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并将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基础。

首先，基于家庭农场制度设计的安排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型微观组织。以此为基础，农业产业将彻底变革传统家庭承包小农经营为基础的经营体系，构建起以家庭农场为微观基础、合作社为核心单元、农业企业为引领龙头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改变小农经济对现代财税供给能力乏力所导致的基层组织对现代政治体系支持不力的问题，改变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农产品提价为内容的超常规增长手段所释放的能力已基本耗尽情况下，我国农业产出自我增长能力逐渐丧失的问题，乃至改变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可能对农民家庭造成的持久性伤害，即“386199”部队不断壮大而无法满足人类个体最基本的共同生活和安居要求的问题[24]。其次，在“化学农业”备受诟病的当下，较之传统家庭联产承包户，家庭农场走转型发展之路更为急迫，且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从规模效应层面讲，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化，可以有效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其规模化生产经营的特征，家庭农场既可助推生态环境保护的实现，亦可造成生态环境持续严重受损的加剧，凸显出家庭农场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具有重大的加速或延缓作用，进而容不得半点疏忽。综上，以农业技术外包为手段精准靶向家庭农场，不仅契合了“三权分置”的内涵要义，不仅有利于构建“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而且基于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特征，更有利于生态型现代化特色农业体系的构建，形成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或者有助于新动能培育“加速器”作用的发挥，减贫消贫“扶持谁”问题更能基于靶向家庭农场新主体得以迎刃而解。

4 谁来扶？——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

外包即为外部资源利用，其实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核心竞争力的一种资源整合管理模式，而农业技术外包则是这种资源管理模式在农业领域的一种有效延伸。该模式下，承接主体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农业技术外包发包方对承接主体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外包整体战略的成与败，及至关系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丰与歉。故而靶向家庭农场农业技术能力贫困现状或者发包任务精准辨识、选择供需匹配度高的承接主体，是农业技术外包模式构建的关键环节。

按照农业技术外包的需求性特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可划分为机械型农业技术外包与生化型农业技术外包。赵玉姝曾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机械型技术外包是指利用农业机械设备替代传统农业劳动力，用以降低劳动强度的各项技术服务。生化型技术外包是指通过提供良种培育、水肥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改进农作物内部生物机能，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25]。据此，则可以将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资格作如下判定：一是有数量充足的育秧、机耕、机插（播）、机防、机收等农机具，能切实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具备丰富的农机具操作实践经验；二是有较强的植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技术、动物种质资源与现代育种技术、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技术、农业信息化与精准农业技术、智能化农业工程控制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制造技术等。此外，选择承接主体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要素：如合作动机、重视程度、创新意识、响应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企业信誉、经营业绩、成功案例等方面，进而通过“硬指标”与“软指标”的综合判断作出科学评价，遴选出实力雄厚、信誉优良的承接主体承接农业技术外包业务。endprint

如果说精准识别“扶持谁”是农业技术外包模式构建的重点，那么“谁来扶”的遴选则尤为关键。承接主体的培育事关农业技术外包模式构建及运行的成与败，具有农业技术外包问题解决的提升或者抑制效应。因此要切实强化对承接主体的培育力度，发展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为此，要通过加快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務组织体系的建设，聚焦现代农业有针对性地扶持壮大农业技术外包服务承接主体，并探索建立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业技术外包承接主体发展特点的农业生产经营新机制，着力提高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且耦合政府、农业科研院所、农民民间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等多元服务主体资源禀赋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效能，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多阶段导入农业技术外包服务，以推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发展。

5 怎么扶？——构建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调好调优调顺农业结构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而要破解供给侧所存在的问题，则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必须提高供给质量，必须促进绿色发展，才能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才能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减贫消贫攻坚克难则自然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基于农业产业扶贫视角所构建的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模式必须靶向需求变化，着眼于供给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牢牢把握绿色发展这个重要关切点。换言之，构建生态型现代化农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更是达成减贫消贫目的重要举措。基于此，家庭农场农业技术外包务必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广绿色高效种养技术及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推广种养加结合、产加销一体化技术，构建有区域资源禀赋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确保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全程植入外包服务，减贫消贫“怎么扶”难题的破解则顺理成章。具体而言，农业技术外包实践中可围绕3个方面开展业务：

一是诸如基于信息诱导机制并遵循相生相克原理，系统筛选适合贫穷地区农业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且具备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固化及储备能力的作物，指导家庭农场构建食物链相邻两营养级间有适配性的物种，最大化循环利用的中间环节，构建自生、共生、联合等多种营养物质固化模式，实现系统内物质循环的再生及能量的多级利用。

二是基于接口技术原理，指导家庭农场构建将禽畜粪便加工成种植业肥料的技术及模式，为种植业提供肥料，完成养殖业到种植业“肥料工程”接口的转化。及至指导家庭农场构建将种植业的主副产品加工处理的技术及模式，为禽畜养殖业提供饲料，完成种植业到养殖业“饲料工程”接口的实践。

三是基于信息传递的植物根系分泌物及挥发物等化感互作的病虫草防治物种的遴选，及其组配技术的实践，指导家庭农场构建基于信息诱导机制的种植养殖食物链体系。农业生产实践中，具体农业技术众多，产前如绿色循环农业技术、立体种养技术、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及综合利用构建模式技术的集成外包服务；产中如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农产品及加工副产品循环、全值、梯次利用技术的集成外包服务；产后如“互联网+”技术、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技术等。只有依循农业生产环境和家庭农场需求，将不同农业技术于不同发展阶段有机整合利用，家庭农场才能全程实现生态化现代化发展，才能构建并夯实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精准扶贫“怎么扶”则基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技术及模式的融合利用而得以彻底解决。

前述论及，基于贫困地区土地社会保障性功能的无可取代性，产生了农民深厚的惜地观念，使得区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无论产前规模的形成，抑或产中、产后规模的集成往往带有强烈的家庭经营偏好，这也是为什么农业技术外包精准扶贫必须聚焦农业产业，并且必须靶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原因。此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农业技术外包靶向家庭农场，将推动农业组织微观基础的变革，便于形成家庭农场奠基、农民合作社支撑、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的现代农业产业新体系，更基于生态农业技术及模式的融入而有助于生态型现代化农业体系的构建，进而才能根本上实现绿色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及经营绩效助推农民脱贫致富，贫困问题的解决才具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性和根本性，“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问题则将自然消解在脱贫致富实践及其所取得的系列成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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