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赴老挝特派记者　孙广勇

父亲遇害后中国专机来接我们

贵宁·奔舍那是推动中老两国建交的老挝杰出政治家、外交家。上世纪50年代末，贵宁·奔舍那创立老挝和平中立党并担任党主席，高举爱国、和平、中立旗帜，深切同情和支持老挝革命力量爱国阵线，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为争取国家和平和民族独立作出重大贡献。在筹建老挝第一、第二次联合政府和1961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贵宁·奔舍那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相识相知并结下深厚友谊，是中老友谊的重要缔造者。1961年中老建交前，时任外交大臣的贵宁多次前往中国。1963年，贵宁·奔舍那被暗杀，中国领导人及时伸出援手，安排贵宁夫人与子女来到北京。孩子们在八一学校、史家小学等地读书，直到1970年返回老挝。

宋朋·奔舍那在12个子女中排行第11。“这是1963年3月31日，父亲庆祝生日时和我们四兄弟姐妹照的相，可是第二天就是4月1日，父亲就被暗杀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宋朋·奔舍那拿着父亲贵宁·奔舍那的纪念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一共兄弟姐妹12人，按照父亲的计划是4个大孩子到苏联学习、4个中间的孩子到中国学习、4个小孩子到越南学习。父亲遇害时，其他8个孩子已经在苏联和中国，只有我们4个最小的孩子还在老挝。1963年4月1日，家父不幸被政变之敌残忍杀害，家母佩本·奔舍那也被刺客用冲锋枪击扫致残。关键时刻，是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果断请示了周总理，第一时间派专机将母亲和4个孩子从老挝接到中国，从此我们兄弟姐妹8人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遇难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受伤的母亲接到中国治疗，并将最小的4个弟弟妹妹一起接到中国学习。中国人民不仅是用心地治愈了母亲的病痛，而且也帮助医治母亲内心的创伤。让她有了更加坚强的意志和更加坚定地信念，继续父亲未尽的伟大事业，继续为丈夫抚育子女，使我们都长大成人，并且成为党和国家忠诚的保卫者和建设者，以及老中友好事业的继承者。”宋玛·奔舍那说，他是贵宁·奔舍那的第三子，排行第七，现任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

初到中国时，奔舍那家族的孩子们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三四岁，入住金鱼胡同3号大院时看哪儿都新鲜。后来他们才知道金鱼胡同在明朝属于澄清坊，到了清朝属于镶白旗。据史料记载，3号大院亦称“那家花园”。早年这里以台榭富丽、水石含烟闻名京师。

1952年，在3号大院规划构建“和平宾馆”时，特地精心保留了东院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及大槐树和一口老水井，仅在大院西侧建起了一栋八层高的大楼，并请郭沫若先生题写“和平宾馆”店匾。因宾馆设施齐全，属京城的十大饭店之一。赴中国学习的8位兄弟姐妹中最大的是开芸，排行老五，她说，“举世瞩目的亚洲地区首次和平理事会议就是在此召开的。在这里居住的，除了奔舍那家族的孩子，还有苏发努冯等老挝政要的子女，一共是15人。可见中国政府将我们15位老挝友人安置在‘和平宾馆的良苦用心。”▲

在华7年是我们快乐的时光

“我们1963年到了中国，那时我们住在金鱼胡同3号院，后来建成了和平宾馆，有电梯、电视，还有假山，是我们的游乐园。吃的、用的都有供应，重大节日还有新衣服穿。我们老挝学生每天还能喝到牛奶，比中国同学的伙食好。有的班上有4位老挝学生，有的班上只有1位，老师都很关心我们，虽然不用考试，但学得不好时，就会给我们补课。”排行第六的萨马诺说。

奔舍那后人在北京的新家是位于大院东头的大四合院。迈进装饰优美的垂花门，迎面是一座厚厚的影壁墙，院内青砖脊瓦，朱漆柱子、古香古色，院中间有座带山洞的假山，上有凉亭曲廊，连着小桥和下方的水榭鱼池，环境幽雅别有洞天。

“那会儿白天上学，我们是‘两点一线规规矩矩，傍晚回到金鱼胡同3号大院，则个个如同放飞的小鸟尽情地撒欢儿，有的爬假山、捉迷藏，有的追小猫、逮蜻蜓，顷刻便忘记了忧愁和烦恼。”开芸说。宋朋也笑着谈起往事，“那时候同学们经常玩的游戏是‘打苏修，就是用削尖的树枝投向写着苏修的牌子，有一次四处飞的树枝扎中了一位同学，大家都说是我投的，虽然我很委屈、因为也不是我投的，但只好赶快向同学道歉。”

“中国政府还安排我们去不少地方游览，香山、颐和园、北海、十三陵水库，都去过，还有河北的地道战旧址。八一学校还组织哥哥姐姐到湖南韶山冲参观。”宋朋说。

“当时还有电影看，但只有几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十月革命》，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等，我们很喜欢去人民大会堂，除了看电影外，还可以喝汽水。”宋朋笑着说。

贵宁·奔舍那遇害后，在老挝举办葬礼，虽然在经济上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政府仍安排专机把在苏联和中国学习的孩子送回老挝参加葬礼，“但把几位小的孩子留在老挝驻越南大使馆参加葬礼，这是为了防止万一回国被敌对势力扣押，还有奔舍那家族的后人幸免。这张照片就是哥哥姐姐们去老挝前，我们12位兄弟姐妹在老挝驻越南使馆时的照片。”宋朋拿出一张旧照片对记者说。

开芸回忆道，尽管19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宾馆领导为让我们吃得可口，还安排厨师外出取经专门学来烹制老挝菜肴的技巧。开芸说，自打我们来到“第二故乡”，邓颖超妈妈多次前来看望。记得1965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兄弟姐妹刚放学，就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3号大院内的月亮门旁，邓妈妈下车，一见我们便关切地上前询问：“孩子们，在中国住的习惯吗？”邓妈妈仔细听宾馆负责人的汇报，走进我们居住的房间。为了丰富课余生活，她还特意赠给我们一台黑白电视，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会儿中国经济困难，电视机可谓难得的稀罕物。

宋玛也对在中国生活的记忆犹新，“当时中国领导人表示，宁可我们喝盐水，也要让学生娃们吃上菜。我们的条件再艰苦，也不能苦了这些老挝留学生……”说到这，宋玛的声音有些哽咽。

“1968年我和妹妹去中南海见老挝的代表团时，还在那里吃过鸡蛋面，味道太香了”，宋朋高兴地说，流露出对孩童时期的深深怀念。“小时候在北京上学写字时，我把‘朋分成两个月来写，中国同学都开玩笑叫我月月”，“我们喜欢和中国同学在一起玩，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走20分钟去学校，路上和同学打雪仗，真有意思。中国同学还给我们带小人书，我就是那时候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宋朋谈到兴起，禁不住笑了起来。“那时候，我们还去公社劳动，书包里装满泥土，背过去和煤渣一起打煤球，有时涂得满脸黑乎乎的，在中国的7年是我们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