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楠

“非-人”的伦理难题：巴特勒与卡夫卡

文/王楠

20世纪90年代，美国当代批判型知识分子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当时盛行的女性主义理论泼了一瓢凉水，制造了一场“性别麻烦”，进行了一次消解人的生物属性的性别行动。21世纪初“9·11”事件之后，面对国际政治中犹太族裔的流散问题，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定义“人”的伦理难题和文化批判的责任问题。她在写给另一个女性主义批评家莫妮卡·威蒂格（Monica Wittig）的祷文中谈到阅读的功用，认为阅读过程是反抗框架内思考问题的思维惯性以及抹除界线的政治行动。巴特勒认为：“我的语言无法命名自我，因为一旦开口，话语的意指就要为‘我’设法取得一个意义，为了取得这个意义，人要摧毁和抹除一切差异，并成为这个意义的主宰。”对巴特勒而言，“我”离不开定义自我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习惯的预设条件，因为“我产生于与我关联的一系列‘非我’关系之中。我常被排除在我所处的社会和伦理情境之外”。“非-我”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回音，与周围事物疏离，不再依赖与寻常事物的联系而命名自我。在她看来，没有“他者”违背人类惯性思维的偶然性，必然导致人类主体的霸权。它们与人在概念上保持着某种亲缘关系，但又绝非符合人的规范，即 “非-人”。“非-人”不只是“不是人类”的某物，而是“人以外”的整体。在无限接近“自我”的“未知”的过程中，这个追溯人的本源的“人”就是“非-人”。而文学空间恰好提供了超越并追寻此瞬间中原初的“非-我”的可能性，即“自我”的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