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光辉 李虎

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
——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

文/周光辉 李虎

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维系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又是一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国家，这种由于历史因素形成的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现实，凸显了传统的基于欧洲国家历史形成的“民族认同”理论和基于美国多民族融合历史形成的“制度认同”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认同理论的局限性。无论是“民族认同”或者“制度认同”理论都无力为当代中国塑造和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整合性的、有效的理论指导。因而中国的实践需要一种更为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从构建现代国家的视角来看，一种更有解释力和指导作用的国家认同理论，需要明确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能够在国家认同层面发挥作用的前提。

领土与领土认同

以领土界线和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这个和约用一些原则性的新制度取代中世纪的统治秩序，这些原则包括：（1）领土原则，国家拥有明确稳定的边界；（2）主权原则，一块特定领土不能同时由两个最高权威来控制；（3）合法性原则，国际协议和国际法的效力基于各个国家的同意。这些基本原则确立了现代国家以及国际秩序建立的规范基础和制度框架，并使领土成为构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领土作为一种政治化的空间，与国家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意义：一方面，领土确定了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和权力管辖的空间范围，因而，生活在一定空间里的不同的“群体在国家中体验到了一种统一性”；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对领土行使主权，进行一系列的控制与使用，使地理空间政治化，如内部区域化设置、空间规划、开发和管理。正如研究空间与政治关系的法国著名学者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准确地说，人们不能把它从这个系统、这种逻辑、这种总体性中排除出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领土主权原则不仅对现代国家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特别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果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的象征，并开近代国际法的先河，那么，可以说，以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主权平等为核心内容的联合国宪章则为当代国际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现代国家已经不能再像传统帝国那样通过武力开疆拓土、攫取资源来显示繁荣和强大。一个国家用武力变动国界的行为不仅是对相应国家的领土权利的侵犯，更是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

国家与领土间关系的转变使得现代国家成为一种超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政治实体，这是领土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之所在。正是因为这样，清晰而稳定的政治空间——国界显得尤为重要。国界是相关国家一致同意而划定的主权分隔线。 相对于现代国家，传统国家只有边陲（传统国家统治力量所能覆盖的边缘地带）而无国界。清晰而稳定的边界不仅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也是领土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的外在体现。除了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领土对于现代国家还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国家与领土之间的关系并不仅是一种所有权关系，国家并不仅是拥有领土，它本身就是领土， 是一个具有特定物理性质的空间场所。地球上的某一部分往往被喻为祖国母亲(motherland)，是国民的共同家园。

领土认同是公民对国家的领土——国家的具象化特征——的认同，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在场的情境感（sense of context）。领土首先作为一种物理空间，成为“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关系的场所”，从而为公民的“互动提供各种场景，反过来，互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的情境性的重要因素”。公民通过与特定领土的互动而将自身与领土密切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一种在场的情境依恋和归属感：我热爱甚至属于这片土地。公民的领土认同一旦形成，领土就不再仅仅是公民活动的物理背景，而成为公民建构自我的组成部分； 正因如此，在有同样归属感的其他公民身上，公民会发现部分自我的投射，他们之间会形成一种纽带联结，这也是领土认同在公民群体层面的具体表现。有些地方认同会自然生发，如个人对家乡的依恋，会形成“故土”或“故乡”的观念。因为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与家乡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直接的互动，而且这类地方认同对于自我的建构至关重要，个人有形成这类认同的基本需要和自然倾向。相较而言，领土认同主要是外界塑造或个人习得的结果，因为领土往往远大于公民生活的范围，公民难以自然地形成对领土的熟悉感。领土认同的这一特性说明，要想使公民形成或增强领土认同，国家或社会需要为公民个体创造相应的条件，增加公民对领土的认知和体验。

除了内含的情景依恋和归属感，领土认同还有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层面。这也是领土认同区别于其他地方认同的重要方面。就政治认同层面来说，领土认同意味着支持国家某种一体化框架。国家需要一体化框架整合其领土，并以此行使其领土权利。领土认同至少意味着赞同并支持一片领土的对外主权应该被统一代表并行使。如果一片土地的对外主权没有集中起来并统一行使，那么从外部视角来看，它就不是一个领土单元，领土范围内人们也很难被视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具体来说，领土认同至少意味着支持某种底线性的一体化框架，来保证对外主权的统一行使。就已有的一体化框架类型而言，对单一制或联邦制的支持属于是一种领土认同，而对邦联和联盟的政治认同与支持则与领土认同无关。

国家认同视角下的领土认同、民族认同与制度认同

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难点在于，一个现代国家不一定是高度同质的，而往往在许多重要方面可能是多元化的，并且一个国家的某些特征也可能为其他国家所共享，而非其所特有。解决这个难点的出路在于确定国家的整体性特征（integrity），并围绕这一特征建构公民的国家认同。整体性特征标志着一个国家纵然包含多元的文化元素，甚至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形成不同的内部制度，但仍然是一个独特整体。

领土对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说明，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土是它的整体性特征。首先，领土的完整性事关现代国家的存续。很显然，与领土分裂相伴随的是原有国家的消亡，而与领土合并同步的是新国家的出现。其次，领土的独特性是国家独特性的标志。领土使国家情景化，进而展现出一个国家相比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理论上，一个国家的领土包含着这样一些内容：特定的地理空间位置，相对稳定的地形地貌，一定的面积，明晰的边界。这些实在的事物以及依边界勾勒出的轮廓，展现了领土空间的独特性。不同的现代国家可以实行同一种政治制度或者由同一个民族构成，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但是一般而言，一片土地只能是一个国家的领土，不同的国家无法共享同一块领土。因此，正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土的独特性，它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在现代国家语境下，领土作为国家的整体性特征的表征决定了领土认同可以成为国家认同的客观基础。这意味着领土认同对国家认同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国家认同概念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就公民个体而言，国家认同的形成或延续依赖于公民的领土认同的形成或延续。就公民群体而言，相同的领土认同是相同的国家认同的标志性内容。如果一个群体缺乏共同的领土认同，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多么相同，他们都不会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更深入地分析，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意味着领土认同是测量国家认同的必要维度。直接测量国家认同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人们可能对它并无了解。而且有众多与国家认同相关的政治要素，人们在谈论国家认同的时候，可能是在谈论那些相关的要素，而非国家认同本身。所以，有必要将国家认同具体化以使对国家认同的测量更准确。领土认同就是将国家认同具体化的一个重要维度，研究者可以在这个维度下寻找一些指标来构成测量国家认同的工具。

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必要内容和测量国家认同的必要维度，这一点被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所忽视。一般而言，传统国家认同理论包括制度认同理论和民族认同理论。制度认同理论认为，公民的国家认同会随着公民对国家的制度的认同而变化，如果国家能够施行良善的制度并赢得公民的普遍认可，公民的国家认同会随之而增强。与之类似，民族认同理论认为，塑造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所有公民整合成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如果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的边界重合，公民的国家认同会随着他们的民族认同得以形成和增强。基于传统理论，诉诸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成为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的传统路径。

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有两个特点：第一，在逻辑上，它们强调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的充分性，因而自然忽视领土认同的必要性。第二，在实践层面，它们面临着相互矛盾的实践后果：同样是采用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路径，有些国家的实践卓有成效，但另一些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这种相互矛盾的实践后果也使得传统理论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其实，传统理论的这两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理论上的狭隘导致其无法完全解释其实践后果。

在实践上，以制度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举措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构建社会福利体系。美国被认为是这一路径上的成功典型，它通过赢得公民对其民主制度的认同，使其内部各族群形成并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但是对于西班牙、塞尔维亚和和黑山等国家而言，这一路径并不可行。以民族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实践举措主要是民族建构，目的是将领土范围内的公民建构成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德国等国家在民族建构上取得了成功，而苏联则是这一路径上失败的典型，苏联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也花了70多年试图塑造新的共同的文化认同，但最终却并未如愿，民族因素反而成为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传统路径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以制度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还是以民族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领土认同都是它们成功的前提。离开领土认同这一前提，制度认同会流于世界主义，民族认同也无法形成于地方性族群认同的合围之中，甚至可能为地方性族群认同建构成民族认同提供理由，即导致反向的民族建构。这在一方面明确了传统的制度认同理论和民族认同理论的适用性边界，可以用来解释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下有些国家成功而有些国家失败的现象；在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表明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需要充实和完善，应将领土认同作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必要前提纳入其中。

一种更为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

领土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意义表明领土认同在国家认同建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通过对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路径的分析也进一步证明领土认同的必要性。因而，形成和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的首要任务是塑造公民的领土认同。但领土认同并不是国家认同的全部。如果只有领土认同，国家认同也难以形成或维系。国家还需要制度建设或民族融合，来维系和增强公民之间的纽带。在领土认同的基础上，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都可能是建构国家认同的有效方式。但是没有哪种路径是绝对必要的，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路径。有些国家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试图通过公民对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认同，而不是诉诸共同的民族文化来维系公民间的联结纽带，例如加拿大。而如果一个国家包含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特别是不同的权力产生和运行制度以及两个及以上的再分配体系，它可能无法塑造共同的制度认同，但这样的国家可以诉诸共同的文化来强化公民间的团结。因此，从更宏观的理论视野来看，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民族认同或制度认同都是INUS条件 （充分非必要条件的不充分但非冗余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条件建构一种更为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国家认同=（领土认同*制度认同）+（领土认同*民族认同）。

根据这个理论，国家首先要进行领土认同的建构。在此基础之上，考虑到国家推行共同的制度建设或民族建构的范围，有三种有效路径可供选择：1.在全体公民中只进行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建构；2.在全体公民中同时进行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塑造；3.在绝大多数公民中同时进行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塑造，在少数公民中只进行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的建构。就第三种路径而言，全体公民有共同的领土认同，但没有共同的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这种路径的有效性在于绝大多数公民所形成的认同能够与少数公民的认同相互交叉。正因为任何少数公民群体都与绝大多数公民共享制度认同或民族认同，这种共同的认同不仅能够避免少数公民群体被边缘化，而且可以强化两种公民群体间的纽带关系，使他们有意愿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而不同的少数公民群体间不仅有共同的领土认同，而且都具有与多数公民群体生活在一个国家的意愿，因此他们也会逐渐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在这三种路径中，第二种路径所形成的国家认同也许最为稳固，但另外两种路径也能够有效塑造起适度的国家认同。在进行路径选择时，一个国家不仅要考虑各个路径可能带来的益处，也需要考量它们会遇到的障碍和所需要的成本。因为各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并不相同，这些障碍和成本也有所差异，因此它们会做出不同的路径选择。

和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相比，上述理论具有两个特征使其成为更为完备的理论。第一，此理论明确领土认同的必要性，因而比传统理论更能解释已有的塑造国家认同的实践，也给出了更明确的适用性条件。第二，此理论揭示出更多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如果国家只是根据一种传统理论建构国家认同，那么他们会遵循路径1，即便国家同时实践两种传统理论，他们也只是采纳路径2。所以，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难以推导出路径3。而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面临分离主义困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采取路径1或者路径2可能需要极高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而路径3可能是最为可行和有效的选项。因此，这个理论比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适用范围更大、更具有包容性。

（周光辉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虎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理论专业博士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