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贡华南

春秋思想界的张力：论新思潮与老传统的关系

文/贡华南

对春秋思想的看法，20世纪初胡适与冯友兰定下基调后，至今还在学界流行。胡适把老子、孔子之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不过，囿于实证古史观与狭隘哲学观，胡适并未正视此“龙胎”，而只是将此“龙胎”当作毫不起眼的“胎儿”轻轻地滑转过去。冯友兰同样囿于狭隘的哲学观，将《诗》《书》《礼》《乐》剔出哲学之外，孔子之前的思想亦全部被剔除出哲学。故冯友兰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并将其确立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

其后，有学者接受西方“哲学的突破”理论，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哲学的突破”时代。具体说，儒家与墨家最早突破“王官之学”旧传统，而建立新的思想系统。将诸子视为“突破者”，这个论断没有问题。但将突破的对象确定为诗书礼乐等“王官之学”，其论不能无疑。从“王官之学”到私家之学，“学”改变的仅仅是“形式”，“突破”也只是形式的突破。真正的突破指的是实质的突破，就是指突破诗书礼乐精神传统，而建立新的思想传统。如果真是诸子推翻了诗书礼乐精神传统，而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那么，诸子就是诗书礼乐思想的“掘墓人”。问题是：诗书礼乐旧传统的“命”是诸子革掉的吗？通常的看法是，老子、孔子生而面对“礼崩乐坏”之颓局。也就是说，在他们思想时，诗书礼乐旧传统的“命”已经被革掉了。那么，革掉诗书礼乐旧传统命者并非老、孔，亦非纯粹的、破坏性的“虚无”力量。能够革掉诗书礼乐旧传统之命者势必在思想领域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且拥有强大的现实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