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益波

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文/李益波

2016年6月6日，习近平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始终致力于促进亚太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开展更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都做地区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2017年间，外交部长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共同朋友圈”的建设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这表明“共同朋友圈”理念已初步形成并开始指导外交实际工作。本文试图阐明“共同朋友圈”理念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可行性，并对其未来发展走向谈几点看法。

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的意义

亚太地区逐渐显现中美“两强众弱”的格局，在两者之间存在广阔而复杂的中间地带。

近年来，由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外交理念的差异，两国关系出现“逆社会化”现象，美国不断挑拨中间地带的国家制造矛盾，试图迟滞或阻碍中国的崛起，亚太地区安全走向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也随之进一步凸显。一些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力图把美国拉进来制衡中国，试图把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演变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这两者叠加使得亚太地区形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也为中国推进“积极有为”的周边外交提出了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的新理念和新政策，有其现实针对性：

第一，减缓地区中小国家的选择恐惧症。在亚太地区，面对中美两强竞争与博弈，地区中小国家面临两难的选择困境：它们既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又担心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负面后果。中美关系保持适度紧张、总体稳定可控，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冲策略方能取得最大利益。如中美关系走向对抗，这些国家则不可避免地要“选边站队”。这意味着，倒向任何其中一个大国都将损害与另一大国的关系。培育“共同朋友圈”的最大好处之一是：减少两大国因应对争夺在小国的影响力而导致双边关系误判或紧张。换而言之，即两大国不需要对小国展开争夺，从而使得各方对保持地区秩序稳定形成共同预期。

第二，有助于提升中国周边外交水平，改变“近而不亲”的状况，缓解地区内冲突对中国崛起的阻碍作用。当前有两个突出问题正制约中国周边外交：“近而不亲”的困境和周边冲突的凸显。培育“共同朋友圈”不仅可以缓解周边国家进退失据的选择焦虑，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或重建某种等级秩序的猜疑和恐惧。这种舒适的地区氛围和相互信任心理有助于亚太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水平发展到一个新台阶。

第三，扩大交互性共同利益的成长，从而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共同朋友圈的特点是共谋、共建、共治和共荣，其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开放共享。培育“共同朋友圈”可进一步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空间，两国合作把“朋友圈”里的蛋糕做大，从而实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使新的共同利益成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推进器”。此外，“培育共同朋友圈”还可减缓美国对中国积极地区外交的担心和焦虑，减少战略互疑，从而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创造良好的地区环境和信任基础。中国提出培育“共同朋友圈”，表明中国发展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并不是以“拆分联盟”为目的，也不是试图与美国竞争“势力范围”的“中国版门罗主义”，而是希望以朋友圈为纽带吸纳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亚太政治经济建设当中来，朝着更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全球和平的方向共同塑造亚太秩序。

第四，朋友圈里的国家也可塑造大国的言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某一大国对敌对战略联盟成员的敌意可能被它对同一联盟成员的正面情感平衡。例如，中国对美国的竞争性可能会被希望与更亲美的巴基斯坦、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意愿平衡。同样的道理，中国发展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友好关系也能侧面影响美国对华的敌意。共同朋友在大国关系中可扮演居间搭桥、传递信息的作用。“共同朋友圈”的培育也可增强圈内国家（特别是中等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在地区机制和规范的创设上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主人翁意识。阿米塔·阿查亚指出：“在亚洲，地区主义是塑造东盟和中国以及中美在东南亚和平关系的重要因素”。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都曾在推动地区主义贡献过正能量。历史也表明，这种行为也可对相关大国产生社会化，并且可推动制度和规范的创新及进一步完善。例如东盟及“东盟方式”，既给中美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平台，也促成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地区无核化、不干涉内政等规范的社会化。

总之，“共同朋友圈”理念的提出既可缓解中间地带国家的对冲偏好和选边困境，也可推动中美地区利益的协调与兼容，增进战略互信，从而为推动更高水平的地区合作和地区治理提供新平台和新动力，有助于“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落地生根。

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的有利因素

培育“共同朋友圈”是中国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抓手和途径，也是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一次新的地区性尝试。从现实需求来看，该理念的提出契合了亚太地区各国的最大利益公约数、也符合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该理念的提出超越了“结盟”与“结伴”的争论和对立，为亚太地区建立新型复合秩序指明一条新道路。

第一，地区国家希望中美保持健康的关系，不希望对抗而选边。有学者指出，亚洲人并不希望看到中美竞争的加剧：对他们而言，“再平衡过多可能和过少一样糟糕”。习近平提出“共同朋友圈”理念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立即表示欢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到：这正是新加坡努力争取的——既在美国的朋友圈里，也在中国的朋友圈里。澳大利亚学者多米尼克·马尔（Dominic Meagher）指出：尽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是澳大利亚近20年里最重要的优先考虑。“共同朋友圈”理念致力于地区共荣、共治，它是实现地区各国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的有效途径，符合中间地带国家的共同愿望。自2010年以来，由于美日政策的调整，曾经一度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主义呈现出破碎、停滞乃至退化的势头。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凸显，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剧，这使得中间地带国家被迫竞相加大军备投入。“培育共同朋友圈”使得各国避免在中美之间“走钢丝”的两难选择，从而有助于激发它们为地区合作提供新动力和正能量。

第二，中美对亚太地区秩序的构建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中国提出“太平洋足以容下中美两国”，美国也曾经提出“中美共治”，但两种提法都没有获得对方的正向回应。美国主张的“大国协调”是以牺牲中小国家的自主性为代价的，本质上是搞“集体霸权”，并不符合开放、共赢的时代潮流。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加遏制，美国并不愿意承认中国在地区内的实力地位，并拒绝分享权威和彼此进行协调。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首次访华时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而这四项精神，正是此前中国多次强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相互尊重”更是美方首次提出。4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美，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这些积极变化对于培育中美“共同朋友圈”是有利的。

第三，美国自身实力的变化和特朗普对盟友态度的变化也是有利因素。在奥巴马时期，由于美国力不从心，难以聚集足够多的实力资源来防范中国的崛起，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信誉和效力颇受质疑。特朗普上台后，打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但有许多美国学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更是直截了当指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路取道北京”。特朗普的另一个口号是“美国优先”，对昔日的盟友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疏远，这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他们认为，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将会倾向于“自保”、不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可能导致美国盟友的立场发生动摇或更多依赖区域性组织。这些变化也为中国推动“共同朋友圈”建设提供了灵活空间和光明前景。

有学者指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大国协调模式和地区世界模式之间的混合体。这这个复合秩序中，守成国和新兴大国会更好地理解新兴大国的地区背景，并与地区机构和行为体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笔者亦认同此观点，塑造一个“既能体现大国协调又能促进多国共进”的“中间地带（或地区世界）”，应该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亚太地区秩序的合理发展方向，而这恰恰是“共同朋友圈”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面临的挑战和建议

培育“共同朋友圈”的主要着眼对象是美国，目的是维护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该理念落地面临最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也是来自美国。

第一，美国出于大国心态和霸权护持的需要，不承诺相互尊重和拒绝分享规矩的制定权。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围绕南海争端、地区经济合作倡议（AIIB与TPP）、地区多边安全制度构建（“基于规则的安全”与“谁的规则”之间的争论）等问题龃龉不断，这些都表明美国仍然坚持维护其地区优势权力和垄断规则的制定权。特朗普奉“美国优先”为圭皋，其外交呈现出“自私的现实主义”、“单边利己主义”、“强调结果导向”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其亚太政策上亦有所体现，如强调以实力来维护亚太稳定，轻视多边治理的规范与机制，这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亚太共同朋友圈的建设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第二，中国在朋友圈中的可信度与地缘政治约束力仍不足。中国主张结伴而非结盟，主张建立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但除了少数国家对中国有足够的信任和尊敬，大多数国家都是受利益驱动，在关键时刻不一定为“朋友两肋插刀”或“仗义执言”。阿查亚也指出：“中国就军事能力和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言存在严重的不足。它缺乏的不仅是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还有对邻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充分约束力，这就限制了它获得地区合法性”。

第三，中间地带国家的思维定式和短期逐利行为。这些国家需要改变两种“零和”思维定位：第一是中美之间必然存在“零和”博弈及“修昔底德陷阱”；第二是在中美之间只能二选一，发展与一方的关系则必然以牺牲与另一方的关系为代价，只能“零和”选边。正因为如此，许多中间地带国家偏好对冲战略，试图以此两边获利。多种对冲手段的使用滋生或加重了东亚二元格局的不对称强化、地区制度的工具化和制度过剩、规范建构路径的衰退以及不确定性的累进等困扰东亚国际关系进程的诸多问题。

上述困难的克服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不仅需要战略定力，还需要外交智慧。在尚未真正实现崛起和中美权力持平的较长时期内，中国不可能把美国挤出亚太或取代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中国应该在地区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积极培育“共同朋友圈”，尽最大努力争取更多的战略伙伴，同时尽量避免中美直接对抗，逐步塑造对我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地区规范。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政策业务部门参考：第一，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及互动，扩大交互利益。在经济领域，两国可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为契机开展合作，在“共同朋友圈”的平台上探索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在地区安全领域，两国应该在各种地区组织之间保持制度化接触和对话，积极向各种地区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援助”。第二，在培育“共同朋友圈”中要妥善处理制度竞争的问题。笔者认为，“共同朋友圈”的培育应重点放在“潜规则”的培育，而不必过于强调制度形式和制度竞争。我们应着力在“朋友圈”中培育或倡导一系列被群体成员所共享的可以推动成员之间合作的规范和价值，提倡“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人人担责、人人获利”、“共谋与共享”的理念，在实践中扩大共同利益，促进相容性制度合作。第三，补齐中国周边外交的短板。在未来建设“共同朋友圈”的进程中，中国一定要加强与中间地带中小国家的合作与联系，培育和塑造本国的“不可替代性”地位，在重大地区问题上秉持公益、主持正义，加大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中小国家的合作意愿和信赖程度。第四，鼓励和支持中间力量发挥积极能动作用。培育“共同朋友圈”意味着大国对小国要更宽容和克制，为中小国家的主动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

结语

培育“共同朋友圈”是为了给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并最终推动亚太地区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方针尚不明确，中国应对的总方针是，不挑战美国超级大国领导地位，也不搞中美共治，不搞“相互取代”，而是在实现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良性互动和最大限度的积极合作基础上，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结伴”与“协调”，“共谋”与“共建”，争取和引领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一起把亚太地区打造成“一个稳定、有秩序的地区，一个可以协商一致、达成原则的地区，一个有能力管控分歧的地区，一个有智慧解决争端的地区”。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摘自《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