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自雄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文/李自雄

从2014年以来，张江先生针对西方文论存在的弊端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发表了系列论述，引起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这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对西方文论的辨析和检省，无论是指出其局限和问题，还是申明它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错位，最后都必须立足于中国文论自身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作出强制阐释的批判，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基于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需要。那么，在“强制阐释”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探寻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之路？目前学界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亦存在一些理论误区。下面，笔者即拟对此作出必要的厘清与分析探讨，以期对问题的研究思考能有一种更为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回归文学论”及其强制阐释困境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张江先生提出了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重建路径。对此，尽管不同的论者有一些不尽一致的观点与主张，但总体说来，都赞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本体回归，并有两种主要倾向及思路误区值得注意，一种是主张回到文学本身进行当代中国文论重建，另一种是主张回到中国传统进行当代中国文论重建。我们可分别称为“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

先看“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这种思路与主张认为，“文学理论应紧紧围绕文学本体进行，即以文本为起点、为核心、为落脚点进行阐释，让理论回归文学自身”，也即是“坚持文学的文本细读原则，回到文学文本”，并以此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推向“新阶段”。我们知道，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的观点，是主要就当代西方文论，具体来说是20世纪60年代年代兴起的批评理论存在的理论弊端而作出批判的。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理论，诚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这样一种理论指向“文学以外其他一切方面的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更确切地说，批评理论的对象甚至也不是理论，而是社会，是理论以外的物质活动”，而表现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文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的强制阐释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否定上述“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具有某种补弊纠偏的理论诉求及其合理方面的因素，但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是这里要探讨的，即：如果按照这种重建思路与主张，回到其所谓的文学自身，我们的文论研究及理论构建是否就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呢？

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一种“回归文学论”重建思路与主张看来，其所谓对文学自身的回归，也就是回到文学文本，这实质上是将文学视为了一种文学文本的自足对象，亦即一种文学自足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并在英美新批评那里通过对含混、张力、悖论、反讽等文学语言与文本特质的强调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物兰色姆所提出的“文学本体论”即是主张以文学文本为本体和自足的对象，并作为理论阐释与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观点强调理论研究的文学指向，这本来没有错，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理论指向与对象，“在逻辑上讲，这是理论的定性根据”，文学理论也不例外，其理论指向也必然是文学。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这种理论指向的文学，也并非是以成品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一种活动而存在的。显然，上述观点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学文本的自足对象，其问题也在于此。

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正如艾布拉姆斯所指出的，是由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并构成了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四个维度，即社会历史维度、文学文本维度、作者维度与读者维度。如果说批评理论，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理论所忽视的是文学文本的存在价值，而使“文学研究及其文本分析的方法就只能遵从社会学意味很强的文化研究的模式，沦落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症候式解释’”，并最终远离文学文本及其文学特征，而出现了张江先生所批判的强制阐释问题，那么，上述所谓“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则是以一种文学自足的观点，在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学文本的自足对象的同时，也就人为割裂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人类文化活动应有的深刻联系，这也显然是一种强制阐释。

“回归传统论”及其强制阐释困境

我们再看“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这种思路与主张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独特价值的充分认同的基础之上。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只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及其独特价值在西方理论话语的主导下遮蔽不显了。

这种观点指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以独特的文学审美体验与话语方式显示出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在世界诗学体系中可谓独具一格”，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却“主要立足于西方话语”，并构成了一种来自异域理论立场的批判关系，即“以西方的文学观念与话语范畴批判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与文学经验”，从而体现出了相当“鲜明”而持续“动态”的“批判性”，而这也“最终促成了西方文论独大的局面，西方文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创造和演绎着一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传奇神话”。

质言之，以这种“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西方理论话语的主导及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与文学经验” 的批判下，“创造了西方文论阐释一切、解释一切、无所不能的神话”，而“失去了中国文学理论家探索的根基，失去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与独特的话语体系建构与阐释”。这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要走出西方理论话语的主导及其强制阐释，必须祛除“西方的文学观念与话语范畴”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与文学经验”的批判性盲视，改变对西方文论的“顶礼膜拜”，扭转“长时间以来，我们视西方文论如珍宝，弃传统文论如敝帚”的局面，并通过对这种传统的回归，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

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的观点，在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辨析和检省”的同时，也申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错位”。对此，张江先生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的亦步亦趋与简单移植，就会导致理论语境的误置与强制阐释的出现。不容否定，所谓“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上述这样一种理论倾向的不满，但问题在于，这种“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显然是把中国文论等同于中国传统文论了。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也就成了向中国传统文论的回归，那么，这种回归是否就能使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而为其建设发展获取新生呢？

在这种“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看来，我们的文论建设不能满足于对西方话语的照搬照抄，而需要进行中国话语的构建，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我们积极努力的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的所谓中国话语的构建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呢？答曰：回归传统。显然，在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方面，我们要充分吸收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及文论资源的有益成分，这也应该是没问题的，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统中国的东西，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对于中国传统的理论资源，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分辨，而不能“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否则，就会在故步自封中“导致理论上的‘裹脚布’现象”，并产生理论认识的误区。对此，上述这种“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显然是缺乏分辨的，而正是“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了，这样一种理论认识的偏差，用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来看，显然也就构成了这种重建思路与主张的前置立场，并也必然是一种强制阐释。

回归实践与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由我们上文的分析可知，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还有“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都未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那么，在“强制阐释”之后，我们的文论重建如何才能突破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并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呢？

我们知道，张江先生对强制阐释的批判是从其四个逻辑支点展开清理的：一是“场外征用”对具体文学对象及实践的偏离；二是“主观预设”将“实践沦为证明理论的材料”；三是“非逻辑证明”对具体常识的无视；四是在“认识路径”上“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而这些批判与清理实质上都有着同一个问题指向，即在理论封闭中对具体文学实践的忽视。如果说“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是封闭在了一个文学自足的范围，那么，“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则在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古今一脉相承的文论体系”的同时，也陷入了这样一种脱离具体时空语境的自我体系的封闭，并最终都在一种理论的封闭和孤立状态中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正是它们终究未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的根源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一种有效的理论重建。具体来说，又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是理论构建的学科性质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关系问题。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是对文学的属性、特点和规律的研究，这也决定了其理论构建的学科性质。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坚持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也并不意味着把文学及文学理论封闭起来进行理论建设，而忽视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吸收。而这也正是我们针对前面论及的所谓“回归文学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及其文学自足观点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的理论构建不能没有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的严肃思考”，“文学理论必然也必须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所谓的关于文学”，从文学实践的层面来说，自然不能忽视文学文本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不仅是指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各种“人类生活”及“相关的活动”，并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我们前文提到的艾布拉姆斯也曾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其由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显然也不是以所谓文学自足而把文学文本孤立起来，而是将文学视为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相联系的一种实践活动。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与建设从这一实践活动出发，广泛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观念、方法与理论成果，从哲学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多维角度打开文学研究对象的阐释空间，认识和理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而不是也不能将置之于一种文本自足的封闭及孤立状态中去理解与阐释，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在西方文论发展道路上最终难以为继的原因，而张江先生所说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年代的批评理论也正是以对这一理论倾向的反拨姿态而出现的，从这一点来看，这种批评理论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注在当时对于打破上述的理论封闭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江先生所批判的批评理论的强制阐释问题，就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运用而言，并不在于它这样一种理论的运用及从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论视野为认识、理解文学提供的思想资源、观念与方法，而在于它运用这些理论时走向了脱离文学实践、无关文学对象的“泛文化”领域。也正因此，尽管张江先生反对上述这样一种对场外理论脱离文学实践、无关文学对象的强制征用，但也并不否定文学理论研究与建设对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而是“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他同样反对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学文本的自足对象而“重蹈西方文本中心主义的老路”。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坚持理论构建的学科性质，但并不是走向一种理论的封闭，也需要向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吸收，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也就是张江先生所说的，将“其理论成果落脚于文学，并为文学服务”。

二是理论构建的中国话语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文学理论需要有自己的声音，用张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以引进和移植代替自我建设”，这又关涉到一个理论构建的中国话语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论遗产的合理成分的充分吸纳，自然是必要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但同时要明确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排斥与抵制，而这也正是我们前述所谓“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所出现的问题，也由此，在这种观点看来，“是西方话语的引入使得中国话语矮小化、苍白化，使我们进而失语的，因此要清洗掉西方影响”，其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种理论话语的价值，最关键的在于它能否对现实的实践问题做出有效的理论阐释，这也是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只要是在这一有效性的基础之上，无论中西的理论资源都是可以用于我们的文论重建及中国话语构建的，而不是像我们前述的“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那样“以它的中国性证明它的正确性”，更不是由此形成一种排他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要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学实践及其现实需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不是在一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迎合”中走向对西方理论资源及文论话语的拒斥，否则，不仅不利于我们自身理论的发展，也会在一种自我封闭中变成一种自言自语，更遑论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也就最终违背了我们构建中国话语的初衷。

总之，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摘自《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