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沉静而质朴的历史表达与人性拷问
2017-11-20龚金平
上海艺术评论 2017年5期
龚金平
《村戏》:沉静而质朴的历史表达与人性拷问
龚金平
《村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让这种离散性的力量无限蔓延和不加节制地滋长,而是用一个历史变革的巨大隐喻完成了几条情节线索和意义主题之间的有限缝合。在今天浮躁而功利的商业化潮流中,郑大圣这部质朴得有些“寒酸”的影片不仅是一股清流,更是一部回归初心之作,它回归了电影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人心人性的沉静思考,它回归了电影创作者最真诚的自我思考、自我感动、自我表达。
《村戏》(2017,导演郑大圣)的情节框架一度让我想起魏德圣的《海角七号》(2008),即聚焦于一群普通人排练艺术节目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调和,以及众人在排练完成之后所发生的改变。但是,从影片选用黑白色调、原生态演员和粗粝荒凉的环境来看,导演显然想追求一种冷静犀利的历史穿透力。从情节内容来看,《村戏》又与管虎的《杀生》(2012)有惊人的相似,讲述一群人如何放逐一个“不合规矩”之人,折射一个族群的群体意识和潜藏的人性心思及人性的复杂面目,但《村戏》分明还有其他几条情节线索。此外,《村戏》一开始就交代80年代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语境,又让我想起《高考·1977》(2009),也是表现历史变革前夜的躁动与焦灼,以及这场变革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命运深刻的影响。但《村戏》中的这场变革对于个体境遇改变最大的是疯子王奎生,对其他人的影响尚未呈现。
《村戏》至少糅合了四条情节线索,彰显四个意义走向:疯子王奎生因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利益,被全村人或阴暗或公开地放逐(人性的自私、阴暗、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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