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云霞

摘 要：身兼作家、记者与学者多重身份的西方观察者白英，在他有关中国的诸多著述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永恒的中国》与《觉醒的中国》两卷本日记。这两本写于1941-1946年的日记与同时期外国来华人士的日记相比，时间跨度更长，视野更开阔，其主体性自我也更为强烈。白英的自我表现为他的中国情结、悲悯情怀与诗人气质，这决定了其中国叙事充满了个人的情感温度。白英日记最富感召力的是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想象与表达，其间他建构了自己心中的异国形象：一个历经战争与苦难却始终充满希望与力量的中国，一个文化与审美意义上的“永恒的中国”。白英摈弃了某些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客观审视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他的立场与胸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罗伯特·白英；日记；跨文化；《永恒的中国》；《觉醒的中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183-09

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英国作家，以传记和历史写作著称，并撰写小说、诗歌、杂志文章等。白英一生著述颇丰，各类作品共计百余部，其中备受关注的是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如希特勒、斯大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甘地等。1白英的多部作品与中国有关，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他以多种文体形式向西方讲述中国经验和塑造中国形象，包括传记、日记、游记、小说、诗歌以及文学翻译和文化著述等各种类型。如他所撰写的中国领袖人物的传记作品《毛泽东：红色中国领袖》2、《孙逸仙：一副肖像》3和《蒋介石》4等在西方世界颇为瞩目。

在白英关于中国的各类写作中，其日记体写作尤为值得关注，他因此而被誉为“现代的马可波罗”。1二战期间，白英曾作为战地记者亲历长沙会战，在西方主流媒体《泰晤士报》报导中国战况。此后，在战时复旦大学、西南联大执教近六年。白英将自己在华生活经历写成两卷本日记，分别以《永恒的中国》2与《觉醒的中国》3为名于1945、1947年出版。这两本日记同步记录了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现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身为作家、记者与学者，白英的多重身份赋予了他观察中国的广阔视角，加之长期生活于中国，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有广泛接触与了解，因此，白英日记内容丰富，描写细致，甫一出版，即获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如美国的《远东季刊》就有文章评论说：“基于对中国古今文化的研究、理解与评价，白英的战时日记记述了他在中国的经验、观察，以及想象。……这部作品尤其有助于人们去了解二战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智识生活的影响。”4

在现代传记研究中，日记被视为一种“边缘自传”5，它具有以下文体特征：其一，日记呈现的是一种即时记忆。日记不同于回忆录或其它传记门类的事后追忆，其记忆具有及时性和鲜活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日记作者也不得不与“遗忘”抗爭，也存在着“记忆的组织、选择与赋形”。6其二，日记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虽然从写作意图上来看，有公开日记和私密日记之分，白英日记当属前类。但即使是公开日记，作者采取的也是一种较为私人性和个人化的写作立场，明显有别于其它公共叙事模式。其三，日记是一种零碎的、横断面式的记录。日记不像其它传记类型那样重视因果逻辑链条和理性逻辑空间，日记作者可以真实地面对自我，记录生活中诸多具体而微的片段和时刻，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明显区别于宏大叙事。正是基于日记写作的这些特征，白英以私人化的观察视角进入二战时期的中国历史现场，以充满个人情感温度的叙述方式触摸战争、苦难和创伤等人类共同的主题。通过这种同步的、碎片化的个人记忆书写，白英日记丰富和补充了历史的宏大记忆，提供了重温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作为一个在华生活的外国观察者，白英与中国对话的同时，即是在与自我对话，他由此建构着自己心中的异国形象。

一、进入历史现场的记忆

白英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一个造船师家庭，母亲是法国人。他曾就读于伦敦圣保罗中学，后在隆德波西教区大学、南非开普敦大学、利物浦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巴黎大学等学习。7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白英被派往英国的新加坡海军基地服役。在此期间，他遇到中国知识分子叶公超，叶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西亚专员。正是在这位著名学者的引荐下，白英于1941年12月来到中国。他首先抵达重庆，之后作为战地记者亲历长沙会战，并辗转于桂林、衡阳、湘潭、长沙等地。此后，于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短暂执教。1943年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直至1946年夏。他离开中国之后，前往美国，在阿拉巴马州大学教授英语文学，1953年加入美国国籍，之后在纽约以写作为生。因此，他亦可以称作美国作家。

白英日记即是他1941年至1946年在华生活的记录。其中，《永恒的中国》时间跨度为1941年12月16—1944年4月9日，《觉醒的中国》为1944年12月6日—1946年8月4日。白英中国日记亦可以称作中国游记。在传记写作门类中，游记同日记有时很难分开，日记可以有记游的成分，游记也有逐日记录并取“日记”之名的，白英日记即是其在中国生活与游历的记录，其时间跨度之长、空间范围之广、包罗社会内容之丰富，在二战前后外国来华人士的日记与游记写作中，均位于前列。例如，奥登、衣修伍德的《战地行纪》记录的访华时间为1938年1月28日—6月12日，两人访问了汉口、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也与文化界、新闻界、士兵及将领等较多领域的人有所接触，但由于在华生活不过半年，主要是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新闻采访和报导，远不及白英对中国生活的观察广泛与体验深刻。再如，德国商人拉贝的《拉贝日记》从1937年9月写至1938年2月；美国女学者魏特琳的《魏特琳日记》从1937年8月写至1940年4月；日本士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从1937年8月写至1939年8月，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见证和记录了日军侵略南京以及实施大屠杀的罪行，其历史价值已得到公认。然而，这些日记主要集中于1940年之前的南京城，对于1940年之后至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这一较长历史阶段则较少有人关注，而白英日记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与《战地行纪》、《拉贝日记》等形成很好的互补。因此，白英日记的历史意义值得充分挖掘和重视。endprint

首先，白英记录了他所接触到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揭示了战时中国广阔的社会内容和生活图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历史场景和丰富的历史细节。白英在华结识和拜访了许多不同领域和身份的重要人物，大致可分为几类：第一，抗战将领以及国共领袖人物。包括领导长沙会战的将领薛岳、基督将军冯玉祥以及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第二，各界精英人士与领导者。如文化部长、教育部长、工业部长，战时重点大学的校长等。第三，在华的重要外国人士。如英美驻华大使，国外主流媒体驻华记者，亲华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第四，中国知识界人士。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如叶公超、梁宗岱、胡适、闻一多、张奚若、林语堂、冯至、卞之琳、田汉、曹禺、丁玲等人。

通过与各界重要人物的交流与接触，白英了解到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和行业的基本状况乃至许多重要的决策和方针，因此，其日记记载和透露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内容和信息。正如杨正润所言：“日记作为私人化的文献，所记录的事件是局部的、琐碎的，也许片面、不准确，但它具体、新鲜、生动，包含了其他任何文本都难以容纳的为人所忽略的细节。特别是那些重要历史人物或是重大事件的见证人的日记，其史料价值尤为明显，是无可替代的历史素材，可以作为正史的注释，或者是对正史进行补充，对其中的错误加以纠正。”1白英与一系列重要人物的交流与交往，使他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并捕捉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时刻与细节。

白英日记记录了在华六年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虽不是每天记录，但一般间隔不过几天，最多不超过一周，大多是每天生活的同步记录。一些重要节日如除夕、中秋节、圣诞节、复活节等，一般都有记录。白英与军政要人、文化界名人的访谈与约见也几乎都有详细记载。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到战时中国人的民俗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窥探某些重要的历史场景和细节。例如，1942年2月14日，日记记载：“中国新年，下雪”。核查日历，可以发现这一天的确是中国除夕夜。三天之后，即2月17日，白英记录了拜见蒋介石的情形。蒋穿着蓝褐色长袍，黑色马褂，白英解释说这是上了年纪的中国学者常穿的服装，显得平易和具有书卷气。他还写道，蒋的胡子变白，颧骨高而尖，脸比想象中瘦小；走路时肩膀很端正，很有气度地踱着步。在白英眼中，此时的蒋介石令人赞赏和钦佩，而且他借助青年军官K一大段对蒋的介绍和评论，间接烘托了蒋当时在中国年青人心中的威望。2然而，从1944年之后的日记来看，白英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西南联大期间，白英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种种腐败，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监控行为，比如秘密警察对某些名教授的威胁等，他开始不断批判国民党政府，对蒋个人的态度也从欣赏和钦佩变为反感和谴责。白英这些个人化的记忆丰富了蒋介石的形象，也成为其日后撰写蒋介石传记的重要基础。再如，白英日记也提供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细节材料。1946年夏天，白英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谈，毛的文韬武略令白英震撼，其谈吐、书法及诗词也让白英折服，他甚至从毛与蒋不同的书法风格中推测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这些个人记忆与叙述使毛泽东的形象更趋于丰满和立体化，也加深了西方读者对中国领袖人物的感受与认识。

其次，白英日记尤为重要的价值在于见证了战时中国大学的生存状况，揭示了以教授和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成为研究中国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日本侵华期间，京沪一些重要的大学先后搬迁至重庆和昆明两地，形成战时新的文化中心。西南联大更是人才荟萃，学者云集。白英先后在战时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联大更是生活三年之久。两卷本日记，描写最多的即是战争与革命中的学院与学者生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中国大学的教育状况与水平、教育决策者的理念与方针等。比如，面临战争来袭，教育当局如何保全大学的安危；在战争最严酷时期，教授和学生是坚守学术之道，还是应当积极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白英日记揭示了教育当局与知识界当时许多充滿矛盾的历史时刻。他对西南联大教育史上的长征充满了惊叹，称其为一次“史诗般的长途迁徙”1，值得文史学家浓墨重彩地书写。

2. 日军的侵略罪行对中国大学和学术造成的巨大破坏。比如1942年4月14日，白英记录了与他同来中国的英国朋友博格瑞的来信，信中说道：“波兰和捷克大学的教授被杀，但德国人并未将大学夷为平地，日本人却这样做了，我听说中国的教授和学生处境堪忧，日本人的罪行超过任何其他。记得在长沙期间，看到湖南大学残存的几个柱子，那个瞬间令人难忘。现在我只寄希望于大学。”2白英同博格瑞一样，大力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他们坚信，尽管日军轰炸了中国的城市和文明，但他们不能阻止历史，历史将在战争的断壁残垣中延续，大学是中国最后的精神堡垒。

3. 战时大学师生艰难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对战争的思考和对未来的信心。物价飞涨，生存艰难；屡遭日军空袭威胁，跑警报成为生活内容之一；住宿条件和学术条件极其简陋，还常有传染病侵袭，这是联大师生面临的现实环境。如1945年7月25日白英记载：教授住在纸糊的屋子里，隔壁的人讲什么都能听见，难以安心工作。有些教授五六个孩子也只有两间房，简直难以想象他们如何生活。上周一个教授妻子死了，师生朋友相互筹款才买了棺材，安排了一个体面的葬礼。3学生处境更加堪忧，他们大多面色苍白，营养不良，遭遇传染病，学校医务室挤满了人。有的学生穷得没有吃的，竟然靠晒太阳来补充维生素。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学者和学生依然坚守学术之道，对未来充满理想和希望，白英以诸多笔墨记录了他所感受到的联大人内心的精神信仰，对他们深表同情和钦佩。

4. 与一些重要学者的交往关系，他们的学术追求和学术个性。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白英与闻一多相交甚密，因此日记中记载了闻一多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这些材料有利于补充和丰富我们已有的认识和看法。白英写到了闻一多在西南采风回来后，遭遇伤寒症；还写到了他正在编订的《现代诗抄》，以及他在联大的多次演讲及对学生形成的巨大感召力。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遇国民党特务暗杀时，白英记录了他死亡前后的诸多细节，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记述既具有文学史也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在白英眼中，这位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是中国的脊梁，正是有像他这样一些坚持正义和真理的学者存在，处于危难中的中国才不会丧失希望。endprint

因此，白英在《永恒的中国》序言中指出，在联大的数年生活让他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心怀敬意，“假若这本书能将人们的心智带入到中国大学的成就上来的话，那么，即使它没有别的用处，也可算是达成目的了”4，并且这样感慨道：“任凭不断变化的前线战争的摆布，任期毫无保障，轰炸与饥饿随处可见，他们却平静而低调地坚守着各自的职责。狭小的土坯校舍，潮湿阴冷的隔间，那里的教授和学生就像坐在木桶里的希腊哲人第欧根尼一样瑟瑟发抖。当纸糊的窗在风中飘摇的时候，一场革命正在席卷中国。和其它革命不同，这场革命的根源在于精神、在于严谨的学术，在于对战争所释放出来的激情的理解中。中国，最先被侵犯，然而也将最先走向正义的和平。”1

二、自我：记忆的情感温度

相比同期其他来华外国人士的日记，白英日记呈现出更为强烈的自我主体性。较之于《拉贝日记》的客观叙事，白英有更多情感的介入和作为学者的理性思考；较之于奥登《战地行纪》的新闻式报道和印象式剪辑，白英的叙述更为从容，情感也更深厚。他所描写的山川自然、人物风俗，战争与生活，每一道“中国的屏风”背后，都呈现出鲜明的作者自我。这是一个具有强烈中国情结的自我；具有深厚悲悯情怀的自我；一个充分诗人化的自我。正是这样几重内在自我的综合，决定了白英的记忆方式与叙事方式充满了个人情感的温度。

1. 具有深厚中国情结的自我。白英自童年时就曾想象过遥远的中国，他的想象充满颜色、味道与浪漫的情怀。他幻想自己能遇见一位中国公主，这位公主愿意嫁给她。这个幻想后来变成了现实，白英娶了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女儿熊鼎为妻。白英日记不仅表现出明显的亲华姿态，还表现出对中国强烈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有些外国作家或学者在来华前后对中国的情感态度迥然有别，比如芥川龙之介来华之前，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而充满了热情与想象，然而来华之后，却对现实中国深感失望，在《中国游记》中他多次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批评，认为儒家文化传统已经衰落，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已经完全被西方現代化潮流入侵，只有北京这座古城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文化的气息。白英则不同，来华之前对中国充满了各种好奇和想象，在华生活期间，虽然对于中国的现状也不无担忧，但始终怀抱热情与希望。他说：“中国，它甚至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灵的国度。我在中国人中生活了六年，我对他们的认识与童年时候相仿。这个国家有很多宝塔，这里的女人与众不同，她们削肩细腰小脚，你可以轻易的在石路上辨识出她们的脚步声；这是诗人与流浪汉的国度，是醉鬼恶魔的国度，这里物产丰富、美不胜收，却也不无腐败堕落。”2

2. 具有悲悯情怀的自我。白英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强烈反对战争与法西斯统治。他曾参加过刺杀希特勒的活动，对日军侵华的罪行，他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与谴责。面对中国人所遭受的战争、贫困、饥饿与死亡，白英表现出深切的悲悯与同情。两卷本日记中的许多叙述，都渗透着他对于人类的苦难意识与悲悯情怀。

饥饿是战时中国的普遍状态，在1945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一切处于饥渴之中：大地渴盼着雨露，月亮渴盼着潮汐，太阳渴盼着色彩，年轻人渴盼着彼此。今夜，当我坐在桌旁用餐时，觉得白瓷碗都在渴盼着画在身上的金鱼！”3饥饿存在于中国的一切事物之上，连土地、月亮和太阳对此都感同身受，休戚与共。白英以抒情诗的语言与句式，道出了他对中国艰难处境的沉重体验。

死亡成为战时中国司空见惯的事，白英在中国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死：有因贫穷和疾病而死的教授；有在空难中被炸死的市民；更有在前线伤亡的战士。他曾这样描写一个濒临死亡的士兵：“他走在缅甸公路上，瘦弱苍白，衣服几乎被晒成了浅黄色。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瘦的人。他两腿像根棍子，脸瘦成了骷颅。他蹒跚而来，像风中的一片叶子。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来自哪里，去往何方。”仿佛是一副死亡的静物写生画，白英用悲悯的眼神打量和凝视着画面，他忍不住想象士兵曾经充满生命力的形象：“我想象这是一个两年前离开故乡的年轻人，同中国所有年轻健康的人们一样，他也曾健硕、帅气、步履轻快。”然而，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健壮的农民变成如今这幅模样：“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瘦得像个幽灵。”4

白英还勾勒了缅甸公路上另外一副死亡的剪影：“一个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士兵来到缅甸公路上等死，他受疟疾摧残，骨瘦如柴，眼窝冒脓，步履迟缓，像从梦魇中走出一样。这噩梦比这场战争带来的任何噩梦还要可怕。”然而，令白英震惊的是，当他为这位士兵的死感到惋惜时，一位军官则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拥兵百万，死一个小兵算什么？”军官的话让白英深感沉痛，他悲怆地思忖道： “是的，这不算什么。历史最终不会因他的被遗弃而发生任何改变。大地如初，人民依旧，数百万的人还会诞生，炊烟依然会升起，田地还会有人来收割。”一个普通士兵的死或许必然被历史的宏大记忆所遗忘，然而，白英对于这些在战争中默默承受和付出的人们始终心存敬意，他要为他们在个人的记忆中留存一席之地。他说：“在这个国度里，我所敬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饱受苦难的人们势不可挡的伟大力量。”1

3. 诗人化的自我。白英是战地记者、学者，同时也是诗人，其日记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敏锐、细腻与热情。他常用抒情诗的笔法描写中国的山水自然与日常生活，在两卷本日记中，随处可见充满异域色彩的诗意化场景，以至于有时会令读者暂时忘记他所处的战争环境。白英说：“在中国，美总是不期而遇。屋顶弯曲的弧度，门前轻拂蚊蝇慵懒一笑的姑娘，骑着大黑猪的孩童，手挽手，一起走过薄雾冥冥的田间的三个老妇人，犁铧在土地里留下的清晰的曲线。——所有这些都有着永恒的魅力。如果你去找寻它们，你永远也找不到。它们总是突然出现，让你措手不及。等到你想捕捉于心头时，它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2

白英常从自然的某个剪影中获得和平与宁静的启示，如一只白鸟掠过的湖面，一阵风吹过的瑟瑟作响的竹林，暴雨之后复归热闹的街市等，这些中国山水自然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情境总是不经意地拨动他的心弦，引发其诗性颤动与思考。在自然之中，白英看到了战争之外的中国，那是一个更为真实和永恒的中国，是林语堂笔下闲适、性灵的诗意化的古老中国形象。在重庆期间，白英经常登高远眺，遥望嘉陵江，感受中国的永恒之美。比如1942年3月5日的日记，他由衷感慨：“这就是中国，永远都是中国；从来不会被改变，没有炮弹能够将她摧毁。圆茔草色青青，路上尘土飞扬，枫林湖畔，老人和孩子行走在看不见的小径上。”33月26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去参观战时甘肃医学院的感受。白英发现那里医学设备无比简陋，许多仪器都被破坏，令人担心它是否能正常运转。然而，学院周围的自然景观却令他震撼。学校竟然建于峭壁之上，仿佛一座古代的城堡，可以俯瞰周围的一切，山峦，峡谷，江水，闪闪的阳光。在开阔的自然景观面前，白英内心燃起一种生命的希望和力量。当他看见一棵遭受雷击之后依然存活的大树时，更是惊讶得屏住呼吸，这棵树“静静地立在那里，主宰一切。它融入风景，美得令人窒息”4。他还这样赞叹一场暴雨之中的水墨山水：“闪电跳跃于山岚之上，大雨倾洒着自己，一切都成了蓝色、银色或乌黑色，树木是黑的，房屋是黑的，湖水则是清澈得难以想象的蓝。当我们颤栗着，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时，闪电清晰的色彩划过记忆，它比阳光下见到的任何东西还要清晰。”5这段日记内容分行排列就是优美的抒情诗，充满颜色、声响与质地，它既是自然的咏叹调，也是战争创伤中的片刻休憩与诗意。endprint

白英常写到中国的田园风光和农民耕种图景。如同他欣赏的小说家沈从文一样，白英对土地和农民充满热爱和赞美，其日记中有大量田园牧歌式的描写。由少年、水牛、稻田、农妇或农夫构成的田园景象时常令他驻足观看：天边云彩一样的白色鸟群，迅疾飞过，落在绿草地上。牧童骑在牛背上，农夫正在犁田，一块块黑色泥土翻滚而过，这些在白英眼中，无不具有好奇与喜悦的色彩。他曾这样精细和欣喜地观察农民在田间劳作：“年迈的女人提着竹篮跟在农夫身后，农夫从小竹篮里一把一把的抓出种子撒。当种子撒满地时，他的手上身上都溅满泥，他抬头看看天，叹口气，像是注视一场原始的节庆。那时，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灰暗泥泞的田地第一次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1

相比其他外国来华人士的游记，白英对重庆、云南两地乡土自然的描写，具有特别的感染力。如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和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更多描写古城北京、十里洋场的上海、富庶的苏、杭等地。奥登的《战地行纪》也主要写汉口、郑州、西安、上海等，较少涉及西南风光。中国西南边陲之地，不仅山川秀美，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白英以诗人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欣喜地捕捉了这种异域情调。

三、文化召唤与异国形象

白英日记中最具感染力的还不是那些山水自然、日常生活的风俗画描写，而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写与表达。白英在华生活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交往最为密切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联大教授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观世易时移的洞察力都深刻地影响了白英的中国观。他们仿佛“丽莉·布瑞斯柯的中国眼睛”2，引领白英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白英与之交往的学者，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可以用英语轻松交流，讨论问题也往往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展开。白英常与中国学者讨论印度、中国与西方文明。如他们谈论《梨俱吠陀》、《诗经》和《圣经》，由此發现，印度和西方文明比较接近，他们最早的诗都是关于神、生存和征服者的，是“超人的”（super-human）；而中国诗则是关于爱，是人性的（human）。

通过对中国的绘画、书法和诗歌等艺术的观看与欣赏，白英意识到东西方思维方式以及生命观的不同。他说：“东西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热爱太阳，以致于他们绘画时没有阴影——所有东西被置于正午之中透视。没有中国人会像托马斯·布朗宁那样说：‘世界于我而言，不是客栈，而是医院；不是栖息之所，而是死亡之地。”在白英看来，中国人勤勉，他们追求生活之乐，热衷于彼此交往，他们看重家庭生活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琐屑之事。“中国人对阴影没有热爱。于他们而言，生活是简朴的，不过是遵循季节变迁而已，他们拒绝服从其他东西。中国人没有印度人的深度和复杂性，印度人深爱黑暗；而中国人是正午的孩子，他们从燃烧的太阳中看待世间万物。”3

白英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智慧。他们达观而从容，从自然中谛听生命的意义，比如道家欣赏的就是那些微小而真实的自然之物： 流云、浮萍、青苔、空谷、桃花源与玫瑰花茎等。白英认为中国人有三个方面的欲求：长生不老、无拘无束和能够窥见深井之光。另外，白英将孔孟等圣人比作基督耶稣或普罗米修斯，他指出，中国人关注的不仅是他们的受难精神，更重要的是其和平的思想。

白英了解到中国文化中礼仪的重要性。他翻译了《荀子》论礼的部分内容，如：“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4中国虽是礼仪之邦，礼节与仪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白英不无沉重地感叹，“送死饰哀”在战时几乎没有可能，许多战士的死都是仓促简陋的，比如一个士兵死在贵州公路上，人们只能裹上他的破衣服，草草埋在田间。

他还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水是举足轻重的元素。在雨夜，当他难以入眠时，想象着中国人是最爱听雨声的，雨打芭蕉，或滴落在树叶、石头上的声音，那是天籁之音，最纯粹的声音，是土地、水与云的音乐。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人热爱书法。白英颇有兴致地谈论中国书法起源的各种猜想：或是从水流石上获得启发，或是仰望星斗，或是细看雪泥鸿爪，或是发现河里浮现的龟背上的卦辞等。总之，水在中国传说中无处不在。乌龟从水中爬出、大禹治水、屈原自溺于洞庭湖等。经由屈原，白英想到中西伟大诗人的相似之处，即他们与水的种种机缘和联系。如雪莱沉于海，济慈则是那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莎士比亚和荷尔德林最后的作品都与水有关。沉浸于水的东西文化想象中的白英，抬头看窗外，发现月色澄澈，整个中国仿佛一个巨大的银色的湖，如水般透明。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诗歌，深受白英喜爱和推崇。在联大期间，白英不仅让学生翻译唐诗作为课程作业，他自己也开始着手翻译古典诗作，并与中国学者、诗人进行合作。例如，他曾与梁宗岱一起翻译陶渊明的诗；同胡适的助手W先生共同翻译屈原及一些唐代诗人的作品，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龄、卢纶、岑参等；同C先生一起翻译李贺的诗，以及《诗经》的部分作品。白英特别提及《白驹》一诗，说是由于不满于亚瑟·韦利的译本，于是自己重新进行翻译。由于特别喜欢这首诗，他将后来结集出版的汉诗英译集命名为《白驹》（一般译为《小白驹》）1，这部诗集包含了自《诗经》以来直至民国时期的代表诗人的作品，是一部较早的英译汉诗集。同年，他还编译出版了《当代中国诗选》2，其中收录闻一多、徐志摩、冯至、卞之琳、田间、艾青等九位现代诗人的作品。在白英看来，这些优秀的现代诗人不同程度地接通了与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联系。白英在日记中不仅记载了翻译中国诗的经历，而且留下了大量自己试译的诗歌文本，这些内容成为他后来出版两本汉诗英译集的重要基础。

在日记和诗集序言里，白英对中国诗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洞见，其最突出的观点是，中国诗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致和永恒。在他看来，中国诗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精细与敏感。他说：“中国诗人将语言锤炼得如此精细，胜过了最柔软的丝绸；并蓄意地培养其敏感性，直至感到一枚花瓣飘落的声音比帝国的倾覆还要响亮。他们将诗提升到天使的领地。”3他指出，中国诗人欣赏宁静与永恒的情感，他们从日常琐细之事中感受生命的快乐，而不像西方诗人那样表达末世的悲哀。他说，中国诗人“虽然咏唱着爱情之歌，却并未赞颂浪漫之爱；虽然仇恨战争，却像是以命中注定的态度去看待，仿佛明白战争总是要再来的。他们是充满力量和具有谦逊美德的人们；他们为生命中最琐细之事欢欣，并不厌其烦地回忆构成生活本身的诸多细节。中国人对自身生命的无常并不感慨，因为知道自己将由其子孙来延续，所以从未感到巨大的悲哀。尽管他们的诗里始终流溢着悲伤，却不是维吉尔诗的西方末世之哀——期待大灾难中的世界终结或时间之外的复活。在中国诗里，一种世界永恒的感觉是如此强烈”4。白英相信，中西两个文明之间有诸多桥梁，而诗歌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座桥梁，西方人可以通过诗歌了解中国文化的秘密。他说，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在翻译中丧失，中国诗歌的精神仍然可以保存，就像亚瑟·韦利所翻译的白居易的诗那样，实际上会获得某些新的东西。5endprint

法國学者莫哈指出，所有的异国形象都具有三重意义：“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6白英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受到各种情感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白英是英国作家，浸淫于欧洲文化传统；同时又向往中国，钟情于东方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国情结，并且有机会来到中国，长时间生活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因此，白英能够超越某些西方人士的欧洲中心主义观，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客观评价东西方文化，并且勇于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剖析与反省。

中国文化对白英产生了强烈的感召，由此他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国日记之后，他不仅撰写了一系列中国题材的小说和诗歌，还撰写了多部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检讨欧洲文学与文化的著作，如《嬉戏的宁芙：傲慢研究》1分析了古希腊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中对傲慢主题的演绎，认为傲慢是贯穿欧洲文学的恒一主题，而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与诗歌则是医治傲慢的良药。

结 语

白英通过《永恒的中国》与《觉醒的中国》，向西方世界构建了一个历经战争与苦难却始终充满希望与力量的中国，一个文化与审美意义上的“永恒的中国”。借用拿破仑“睡狮”的比喻，白英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睡梦中的狮子，一旦醒来，将会震惊世界”。而他相信，处于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正在觉醒，“古老的中国已远逝，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中国即将诞生”2。

虽然囿于文体的限制，白英日记对于中国的论述可能不及其他某些汉学家的著述系统和深入，有些表达也难免浮泛或天马行空。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白英在中国处境最为堪忧之际，能对中国怀抱理解之同情，并始终充满热忱与希望。而且，作为一个浸淫于欧洲文化传统中的英国作家，能够摒弃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客观审视东西文化的优劣，其立场与胸襟对于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提供了重要启示。

然而，遗憾的是，作为跨文化写作的重要作家，白英并没有引起研究界应有的重视。除了日记及传记写作外，白英还创作了有关中国题材的系列小说《爱与和平》3、《情人》4《北极熊咳嗽》5等，短篇小说集《中国士兵及其他》6和诗集《北京挽歌》7等，迄今为止，这些作品尚未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可见，白英研究将是跨文化研究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课题。

Memory and Recalling：

On Robert Paynes Diaries in China

Wang Yunxia

Abstract：With a multiple identity as writer， reporter and scholar， Payne was also a western observer. In his writings about China， his two volumes of diaries Forever China and China Awake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diaries of other foreigners visiting China at that time， Paynes diaries written from 1941 to 1946 boast of a longer time span and a more extensive horizon， as well as a stronger spirit of the subject. Paynes self is expressed by his China complex， sympathy and poet temperament， thus resulting in his Chinese narrative filled with warmth of personal emotion. The most appealing part of his diaries is his imagin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He constructed an exotic image of his own： a China suffering from war and hardship yet still full of hope and strength； a “Forever China” in the sense of cultural and aesthetic. Payne exceed the Eurocentrism held by some westerners， and objectively inspected the vantage and defe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 standpoint and perspective are inspiring for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Payne； Diary； Trans-culture； Forever China； China Awak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