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刚

摘 要：十六国前秦、后秦政权的前身苻氐、姚羌集团在草创时期即表现出“姚强苻弱”的实力差异，经历西晋、汉赵时期而始终未改。石氏后赵一统华北、将关中人口大规模迁徙关东的偶然契机，方使苻洪集团摆脱了过往的劣势情境，并在参与后赵讨伐段辽的战争中因战勋获得政治地位的巨大抬升。苻氐实力的膨胀与后赵统治圈的猜忌逐渐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姚羌集团虽然在东迁之初为苻氐所超越，但经由与统治者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得以始终在后赵政治秩序中占有名义上的优势地位。两大集团长期处于或明或暗的竞争状态，石虎末年、石赵内乱的两个阶段，是二集团在政治上与赵政权充满着多维互动与博弈的时期。由于集团性格与政治立场的不同，苻、姚在此时的抉择也表现出截然相异的特质，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前、后秦国家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苻洪；姚弋仲；氐羌；石赵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142-16

东晋十六国时代的苻氐前秦、姚羌后秦是两个先后建立于关中地区的胡族政權。这两个政权的前身，即为更早时段中分别经历了西晋、汉赵以及石赵统治的苻洪集团与姚弋仲集团。对于这两个政权发展前史的集团时代，历来的研究殊少措意。相形之下，苻秦政权及淝水之战发生前后的历史，其受学界的关注程度和讨论成果则要远迈前者1，客观上造成了前、后秦史研究中的“前轻后重”现象。近些年系统讨论过姚羌集团者，笔者见有许涛的学位论文与单篇文章2。将二集团相提并论、兼综考察的，大概仅有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一文1。罗氏将视野上推至前秦、后秦的建立前史，主要关注部族的发育和政治组织的成型等历史条件，并基于此对苻、姚自秦陇举族迁徙关东后的十八年生活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正因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与两大集团各自内部的长期磨合，才使得这两个氐、羌团体获得了长足的社会进步与政治意识的觉醒，最终得以分别建立政权。在论“同”的基础上，罗氏亦对枋头、滠头集团的差异作了一定的分析，如认为姚羌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层次不如苻氐，从而在政治实力和地位上滠头集团自然也长期落后于枋头集团，因此苻氐在“占据关中并且建立政权方面，先于姚氏三十多年，就容易理解了”2。文章除了就已有的相应研究成果进行继承、深化外，还在理论上对既往讨论不足的地方作了升华，可谓富有新致。罗文发表之后，史界对这一主题再乏跟进研究，景况颇显寥落。近来笔者通过综合利用《晋书》、《资治通鉴》、《魏书》、《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引十六国史，以及屠乔孙本崔鸿《十六国春秋》进行多文本互勘，审视这一段历史，发现仍有不少前修得出的既有认识可资核证与补足，由此在史论方面也可以作出更为完善的阐释。总体来看，苻、姚政治体的各自形成与发展走向并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简单一条“苻强姚弱”的发展曲线，而是伴随着以叛乱史为主要线索的一系列历史机遇，二者的实力呈现交替上升与逐渐稳定。另一方面，苻氐、姚羌两大集团也并不是仅仅在文化上可供比较，二者在政治层面与后赵的关系也颇值得考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长期的竞争局面。这一竞争在石虎病亡的后赵末期达到了激化的顶点，最终导致两大集团发生直接冲突，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走向。现就所得谨作详细探讨如下，并请学界方家指正。

一、西晋末年至汉赵时期的苻洪、姚弋仲部落

两晋十六国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或政权的起落兴衰，多数与乱世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有关，苻、姚亦然。考察治乱之世前后的情况，可以窥知内中诸因素的发展与转变。若将目光聚焦于西晋怀帝以降内乱时期的这两大部落，同样可以发现若干线索。现据《晋书·苻洪载记》叙其家世：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父怀归，部落小帅。3

及于苻洪时，称：

（洪）好施，多权略，骁武善骑射。属永嘉之乱，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为盟主。4

对比《姚弋仲载记》：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5

及于弋仲时，称：

回生弋仲，少英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6

可以发现在记述古远的世系时，二人祖先“世为西戎酋长”，“世为羌酋”，大体笼统而难以究诘。至于较近的世代，姚弋仲已可以追述两汉时期烧当羌酋烧当以下的填虞（烧当七世孙）、迁那（虞九世孙）、柯回（那玄孙）的历史1，尽管四人的谱系间隔仍嫌悠远，未必表明他们之间均具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但起码这种祖先记忆得以在没有文字的姚羌一族留存，说明了姚弋仲族系的崛起时间当亦非短暂。且详载其父柯回在曹魏时期任职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的经历，因世次极近，作伪的可能性应当不大2。苻洪之父怀归，载记中明言为“部落小帅”，此与同时期羯人石勒之出身大抵相当3。故此姚氏在永嘉之乱时便能够招引戎夏“数万人”，苻氏载记则泛言“召英杰之士”，而未详其数。苻、姚此后的表现，苻洪为宗人蒲光、蒲突共推为“盟主”，而姚弋仲则可能因父及远祖已在汉魏受有官封，又兼乱世拥众、实力强盛，起始即自称为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综合上述史料，在永嘉之乱的年代里，分处于相距不远的秦州南安郡赤亭（今甘肃陇西县东南）、略阳郡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两支氐、羌部落，在这时虽然一致地借机拥众自立、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晋朝地方的控制，但两个集团的部众力量与对外界的自我宣称程度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应该说，此时一方为数世领有羌众的羌酋姚弋仲，另一方为在诸氐中亦不过“部落小帅”、借助晋末乱世始被推为氐人“盟主”的苻洪，“姚强苻弱”的评价在这一时期应当是恰如其分的。endprint

永嘉之乱（311年）后十余年时间，匈奴汉赵政权逐渐将其势力渗透至关中。此时西晋南阳王司马保故将陈安割据陇西的天水一带，自称秦州刺史，依违于东方之前赵与南方之成汉间。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陈安以赵主刘曜病重，图谋发动军事叛乱。史载：“安乃还上邽，遣将袭汧城，拔之。陇上氐、羌皆附于安，有众十余万，自称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4这一阶段的苻、姚部落动向究竟如何，我们无法详知，但从“陇上氐、羌皆附于安”来看，应该是从属于陈安的。这是两大部落集团在西晋中央权力解体后与活跃于关陇政治舞台上的割据势力的第一次结合。永昌二年（323年），陈氏败于前来进剿的刘曜军，陇右平定。《资治通鉴》记刘曜的善后工作为：“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皆送任请降。”5

《晋书·刘曜载记》谓：“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6《苻洪载记》亦谓：“刘曜僣号长安，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7苻洪事迹，据《魏书·临渭氐苻健传》还有：“刘曜拜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徙之高陆。”1屠乔孙本《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言之更详：“刘曜僭号长安，遣使拜平远将军。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光等逼洪归曜，曜以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2刘曜“僭号长安”时苻洪不受其封号，而此后为蒲光等所逼，则改图见从，大概也因为刘曜率军亲来、又乘新败陈安之势，吞并这时尚不十分强大的氐部当非难事，故而苻氏此时不得不从属于他。这里姚弋仲与苻洪所受的新封号自宜引起注意。按姚氏所封为平西将军、平襄公，平襄县不在姚氏桑梓的南安，而归属于更东面苻氏原居的略阳郡境（苻洪部此时已从略阳临渭迁往京兆高陆）。罗新从后文“邑之于陇上”之句，推测刘曜也已将姚氏集团从榆眉（今陕西千阳县一带）改迁至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北），原因大概为“略阳部族极多，而以氐族为最众。把姚氏羌族集团安插进略阳，也许正是为了对民族问题复杂的略阳进行分化管理”3。其说可从。苻氏所受官爵，综合《晋书》载记部分与《十六国春秋》，知为宁西将军、率义侯。按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号之称重号或杂号，往往变动无恒。但征、镇、安、平通常为将军号之次序靠前者，此为学界周悉。“宁西将军”则属于显然的杂号将军，虽因史无明文，我们无从知道汉赵的具体将军序列，但该军号不如平类的“平西将军”应当是无疑的。后文苻洪所拜之率义侯，并非出自实有地区，系取譬为名，颇似对夷狄所用4。益证苻氐部落此时在汉赵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如姚羌。这与前述苻、姚初起时的情形可谓一脉相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二、石氏一统北方背景下的徙民前奏

苻、姚对刘氏的依附时间同样不长，五年以后的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赵主刘曜驱大众在与石勒于洛阳一带的决战中败北，导致政权的崩溃。次年（329年），勒将石虎攻入关陇，灭亡前赵。此时作为两族首领的苻洪、姚弋仲，对该事件的反应略有不同。《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谓：

及曜败于洛阳，洪率部人西保陇山，进为氐主。石虎将兵攻上邽，洪诣虎降。虎大悦，亲出迎之，拜冠军将军，委以西方之事，监六夷诸军事、泾阳伯。5

姚弋仲事据《晋书》载记：

及石季龙克上邽，弋仲说之曰：“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时，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季龙纳之，启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6

苻洪此前归顺汉赵，即已显露出受时势逼迫的不得已之情。及刘曜在中原一败，苻氏更是旋即叛离汉赵行政体制，率众独立，西保陇山。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苻洪方“进为氐主”。我们知道洪父怀归先前不过是“部落小帅”，这暗示着居处于略阳的诸氐，当存在不止怀归、苻洪族系这样的酋豪，苻氏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在永嘉之乱后，苻洪因缘际会，被诸氐推为“盟主”，才得以逐渐在族群内部发展其势力。从称谓上看，所谓盟主大抵是因为在形式上统摄着各种来源的部众。而刘曜之败（328年）去永嘉之乱（311年）已有十七年之久，苻洪此时之“进为氐主”，似乎说明其人在所统领氐族群体中的实力与威信已获得进一步的上升，地位日趋巩固。但苻洪的“独立”可谓转瞬即过，随着后赵军的介入，陇上短时间的政治真空迅即被填补了。苻洪不得已再度降于另一异族石氏政权，与之合作。相对而言，在这一阶段姚弋仲的各类相关史料则并未记录有如此复杂的部落动态。姚氏在石虎攻克天水郡的重镇上邽后，即以石赵政权建策者的身份出现，无疑暗示了姚氏对石赵的投附比苻洪要来得简捷与主动。再看二人的将军号与官职，姚弋仲为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苻洪为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苻氏尚记有“泾阳伯”的爵位，较此前刘曜时代的“率义侯”降了一等，这究竟是石氏对其后降的贬斥，还是因为后赵版图辽阔、爵位体系更为严格所致，已不得而知。姚弋仲此时不见受爵，似乎不能显示其地位的下降，而更可能源于史料的失载，说详下节，此处不赘。就将军号而言，《晋书·职官志》：“四征、镇、安、平加大将军不开府、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参佐吏卒、幕府兵骑如常都督制，唯朝会禄赐从二品将军之例。”1《志》不记冠军将军于晋时之确切品秩，因此冠军将军居四安之安西将军之下的可能性较大。又按《宋书·礼志》：“骠骑、车骑将军、凡诸将军加大者，征、镇、安、平、中军、镇军、抚军、前、左、右、后将军，征虏、冠军、辅国、龙骧将军，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2是刘宋时冠军将军得与征镇安平將军大致同列，但排位仍在其后。又据萧梁普通六年（525年）的将军号二十四班制3，诸征、镇、安、平将军分属二十三班、二十二班、二十一班、二十班；冠军将军相当于十五班4。可见至南朝后期，安西将军与冠军将军的品秩高下仍未改易。石赵的官品无可确考，但据此可知姚弋仲的将军号高于苻洪的可能性更大。在官职方面，罗新认为“监六夷诸军事”与“六夷左都督”有轻重之分，其意似指苻氏的“监……诸军事”都督号较之姚弋仲的“左都督”更为传统与正式5。笔者以为罗氏所言固然有理，但这仅是一个方面。按魏晋时代的都督官，《晋书·职官志》曾有所涉及，志谓：“建安中，魏武为相，始遣大将军督之。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及晋受禅，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6可见都督诸军事制度在西晋以后已发展为都督、监、督三级制7。姚弋仲的都督号虽不如苻氏常规，但却是以“都督”的形式出现的。在那一时期，“监”与“都督”的文字区别显然不会没有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石氏给予姚弋仲、苻洪的都督号封授，仍是基于姚、苻的地位与实力差距而有意作出的。endprint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石虎徙苻、姚二部于东方的前因后果。笔者检核史料，石虎徙民的时间见有三说。其一为《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九月条：

秦、陇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戈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监六夷军事，弋仲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1

文中以苻（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有所不当，前文引及《晋书》等资料已表明史家更倾向苻洪为降、姚弋仲为附。《通鉴》是通史性的编年大作，对这类具体细节概括言之，亦未可过责。但后文在拜授苻、姚封号后径称“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表明徙民非常迅速，在当年、月汉赵败灭后就已施行，显得较为可疑。

第二说为石勒死后，石虎专权，引起分镇关中、洛阳的宗室石生、石朗发动叛乱。石生等旋即败亡，石虎遂将氐、羌之众迁往关东。《苻洪载记》谓：“季龙灭石生……以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处于枋头。”2《姚弋仲载记》：“勒既死，季龙执权，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3《魏书·羌姚苌传》：“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4烈帝即拓跋先祖翳槐，烈帝五年当公元333年。对此，《通鉴》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十月条总结为：

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5

比照前文，四年之间石虎竟然均以苻洪、姚弋仲为徙民领袖，两次大规模地同样迁徙十多万氐、羌部众于关东，显然难以令人遽信。笔者按，这应是《通鉴》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史料的泛化处理造成的疏失。综合参考《晋书》苻、姚载记，真实的徙民应当仅有一次，发生在石虎之世，而非石勒末期。有关这个判断，尚有作为旁证的第三说。《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上》：

赵建武（335-348年）中，（苻）洪从石虎徙邺，家于永贵里。6

此事实际上出于苻坚的家庭记忆，应比宏观的政治记录更为可信。惟此句《晋书·苻坚载记》作“祖洪，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7，缺“赵建武中”四字，遂成孤证。但如以石虎建武元年计，去第二说之徙民时间不过两年，二者发生的政治背景仍然是一致的，可以证明第一说为非。自此，石虎徙民的时间已可确定在公元333年讨平石生叛乱以后。其徙民的原因，根据史料又有二说。其一为姚弋仲在石虎灭前赵时建言“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被石虎纳用，已见前文所引。但实际上石赵政权当时仅授予姚弋仲六夷左都督、苻洪监六夷诸军事的官号，并未见有实际行动。促使石虎将徙民计划由想法转变为实际行动的，是氐酋苻洪。对这一过程，《通鉴》尚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冬，十月，（石）生、（石）朗皆举兵以讨丞相虎；生自称秦州刺史，遣使来降。氐帅蒲洪自称雍州刺史，西附张骏……虎留太子邃守襄国，将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向长安……生麾下斩生以降……虎分命诸将屯汧、陇，遣将军麻秋讨蒲洪。洪帅户二万降于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氐校尉。洪至长安，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虎从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8

综合这一段史料来看，苻洪“劝说”石虎的经历颇为微妙，甚至显得有些戏剧化。苻氏盖因自身性格与志略的特殊，每见关陇出现政治动乱，就有自立的行动。在石生之乱中，亦不例外。石虎军平叛后直接对脱离其掌控的苻洪部展开进攻，导致苻洪再度投降。苻氏并非只身前来，而是带了所有部众东见石虎1，在这种场合下夸言“诸氐皆洪家部曲”，劝其迁徙关中部族以实关东，既表现出对石虎的顺从姿态，又可能在时势将成自然的情况下主动展示其实力，以博得下一步行动中的有利位置。可谓见风转舵，政治手腕老辣之至。我们无从知道石虎的真实反应为何，但大概正因为近见石生的叛乱与苻洪的依违不定，远忆姚弋仲四年前的建言2，最终促使其开始调动关中的胡、汉力量，将之大规模地迁往东方。这也就是枋头与滠头集团成立的先声。

三、东迁与变奏

从上文所引可知，石虎的这次大规模徙民主要分为两拨人群同时进行。其一以“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拨付氐帅苻洪迁往枋头（在邺城南，今河南浚县），其二“使（羌帅姚弋仲）帅其众数万”迁往滠头（今河北枣强县）。苻洪部众，在降于石虎时不过二或三万户，与姚弋仲的“数万”大体相当，但在后赵官方的规划下，苻洪所携户数遽然上升至十余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变化。从文献来看，十余万户人中以秦雍二州之民居先，氐、羌反在其后，可能表明这一徙民集团中增加的主要是大量的關陇汉人。而石虎给予苻洪“流民都督”的都督号，适可以与此相应证。相较于姚羌部落，苻氏与石赵政权之间存在着更明显的芥蒂，何以石虎在这时不将秦雍汉民拨付姚弋仲，反而增配给苻洪呢？笔者认为这主要因为客观上苻氐部落的汉化程度更深、包容性更强。按姚弋仲、苻洪年龄，综合《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可知前者生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后者生于太康六年（285年），两人相差五岁，基本属于同辈。苻洪之父名“怀归”，难以知其所从出3，但苻洪得名由来，史家却言之有据：“母姜氏寝产洪。先是，陇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4 又称：“（苻坚）八岁，请就师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5年十三即接受汉式教育，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氐酋，其文化修养与人格特质已经具备了抚纳汉民的基础。相对而言，另一方的姚弋仲诸子辈姚襄、姚苌等固然已取汉名，但“弋仲”二字本身却难以用汉语训诂的方式求得明确的解释，故而很可能仍为羌语之转译。因此，苻、姚二人及其族类在中原文化的涵养方面，大致存在着一代人的差距6。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石虎不得不在迁徙十余万户胡汉混杂的人口时，将汉人流民交予苻洪统辖，以保证徙民工作的进行与徙民集团的稳定。也正因为汉化较深和迁往关东的历史机遇，苻洪的氐族部落此时正向着以氐、羌为核心，混合了秦、雍汉民等大量人口的流民集团转变。相较而言，原来实力与地位均占优势的姚弋仲在这次大迁徙中以“西羌大都督”的身份出现，似乎仍旧带领其本部的数万人自陇上开拔，可以说收获平平、几无补益。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正预示了此后氐、羌集团发展历程中变数的开启。此外，与这次关东大迁徙行动相应，苻洪与姚弋仲的将军号都发生了变化。前者由冠军将军转为龙骧将军，后者由行安西将军转为奋武将军。据本文之前引述的《宋书·礼志》，冠军、龙骧是处于同一类的将军号，可资参考。而根据晋代的将军号迁转情况，奋武将军又通常与龙骧将军地位近似1。它们的位次之前尚有征镇安平、前后左右将军等。就此而言，苻洪本身不受多少影响，而姚弋仲的军号迁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原来的地位。大概考虑到这一点，《晋书·姚弋仲》载记称：“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2我们知道姚弋仲在前赵时已为平襄县公，入后赵后不见得爵，此时受封为地理位置上属辽东郡的襄平县公，除开有鼓励其协助石氏拓土幽、平的意图外，等级是完全一致的。考虑到此前苻洪的降一级受爵，此处的姚弋仲却未先见降等，原因可能为姚氏初附后赵时的得爵史料已经不存，在徙民后的襄平公之封已是晋位了。综合来说，姚氏此时获封为公，在政治地位上总算还是与作为泾阳伯的苻洪保持了一定的区隔。这便是他们跋涉千里、远届关东，枋头、滠头集团得以初步建立时的情形。endprint

东迁枋头，是苻洪政治生涯中真正发迹的开始。以公元333年计，几年后石虎发动了一次讨伐其国境北部鲜卑段辽势力的战争。《晋书·石季龙载记》：

季龙将伐辽西……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季龙众次金台，支雄长驱入蓟，辽渔阳太守马鲍、代相张牧、北平相阳裕、上谷相侯龛等四十余城并率众降于季龙……辽单马窜险，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马，季龙纳之……季龙入辽宫，论功封赏各有差。3

《载记》未书年月，《成帝纪》将该事系于咸康四年（338年）。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在石赵的史料中出现了姚弋仲，此时因出征升为冠军将军。同时不见有苻洪及其枋头集团的踪迹。但其实不然，检《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洪）从征段辽有功，迁光烈将军，进爵为侯。寻拜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进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4

又，《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四年：

虎还邺，以刘群为中书令，卢谌为中书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封西平郡公。5

按石虎始征段辽，据《成帝纪》为四年春二月。段辽败降后，石虎继续进攻更北之辽东慕容皝部，遭到失败。四月，退还邺城。据《通鉴》，时间起讫点分别记为咸康四年春正月、五月，与前者微异6。以上两条史料互相参证，表明苻洪及其枋头集团不仅也参与了讨伐段辽的行动，且在讨伐前后，连续两次获得官、爵的升迁。其中，将军号的转变为：龍骧将军→光烈将军→冠军大将军，都督号的转变为：流民都督→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爵位的转变则为：泾阳伯→泾阳侯→西平郡公。综合而观，地位的跃升不可谓不巨。需要注意者，在于这一升迁仅仅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就已完成。且不啻苻氏本人，部属多达二千余人也获封关内侯，暗示了枋头集团在这次战争中应当是出力尤多、且表现优异。然而，这一值得大书特书的功勋却在《晋书·石季龙载记》乃至《十六国春秋》的《后赵录》中没有片言描写，表现得颇为反常。又按苻洪获封之后，《苻洪载记》称：“冉闵言于季龙曰：‘苻洪雄果，其诸子并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龙待之愈厚。”1检之《前秦录》，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冉闵言于虎曰：“蒲洪雄果，得将士死力，其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万，屯据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吴蜀，奈何杀之。”待之愈厚。佛图澄亦言于虎曰：“观蒲氏有王气，请急除之。”虎阴欲杀洪，洪称疾不朝。2

从中可知，《苻洪载记》当是对原文作了大幅度的删削，进而导致其中历史信息的晦暗不明。今本《后赵录》虽出自明人辑补，想亦出之有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相契合的。苻洪政治地位的陡然跃升，不仅引起冉闵甚至石虎所信重之佛图澄的警觉，即便石虎本人所谓的“待之愈厚”，不过是贪图利用其集团武力罢了。且谓此后石虎亦欲杀洪，石洪不朝。寻按《苻坚载记》，苻氏初迁枋头，却居住在邺城永贵里3。是其人在邺、枋头当有两处宅邸，此时的“不朝”，或即在政治形势严峻时退回枋头居地、仗部众之力，抗衡石虎，遂使石氏对之亦无可奈何。这种半岁剧迁的战勋与君臣间互相疑忌、剑拔弩张的微妙关系，大概是石赵史书记此战唯言姚弋仲，丝毫不及于苻洪的关键原因。但是，苻氐枋头集团彪炳的战勋在以军事为重的后赵国家中也并未就此遭到抹除，这样一来，苻洪首次在将军号（冠军大将军之与冠军将军）、都督号（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之与西羌大都督）、爵位（西平郡公之与襄平县公）上全面超越了原来占据优势的姚弋仲，随着大迁徙中依附人口的变化以及附带的实力消长，他们背后所代表之枋头、滠头集团的政治地位强弱自此也开始发生了转向。又检《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元年：

十二月……赵王虎以冠军将军姚弋仲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4

永和元年为公元345年，距离338年已过去七年之久，此时姚弋仲才又获得了与苻洪相似的政治位阶，但其爵号则仍未迁转。笔者初以为这次任命或许是以姚弋仲顶替苻洪的原职，然检《石季龙载记》：“尚书朱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而谮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季龙遂杀之……轨之囚也，冠军苻洪谏曰：‘臣闻圣主之驭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驭海内也，倾宫琼榭，象箸玉杯，截胫剖心，脯贤刳孕，故其亡也忽焉……尚书朱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沴，暴降霖雨七旬，霁方二日，纵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特愿止作徒，休宫女，赦朱轨，允众望。季龙省之不悦，惮其强，但寝而不纳，弗之罪也。”5《通鉴》将此事系于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6，由此可知苻氏的冠军将军（此处盖误脱一“大”字）号自段辽之役后一直没有发生改变，相应的爵封当亦未改。文献虽称苻洪进“谏”，但从石虎“省而不悦”的反应来看，此谏并非发生在口头交流的场合，而是以上书的形式呈现的，且用语激烈而直接，似顾忌不多。因此，八年间苻洪与石虎的政治互动关系究竟有没有发生变化，颇为可疑，此书可能仍是在枋头发出的。总体来说，从苻、姚自陇上迁徙关东至今，已历十三年之久，苻氐部落因为汉化及其包容力的优势，得以借这次集团性徙民之机吸附了大量的关陇人口，从而在数年后对鲜卑段辽部的从征作战中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并斩获殊勋，仅半年时间就超越了此前一向居上的姚羌集团。但由于其自身实力膨胀过快，也迅速地被冉闵等石赵人物察觉，并最终引起石虎的杀意。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苻洪退居枋头以避其衅，实质上与石赵政权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推戴关系，这也可以视为在十六国的特殊时期，一种互相利用以相安无事的政治发展模式。与此相应地，姚弋仲虽然在伐段辽的战役中表现平平，却由于政治立场上更倾向于石氏，从而与杀身之忧无涉，亦得以在数年中凭借仕履资历逐步上升到与苻洪相对等的位阶，在表面上使倾斜的天平再度回复到平衡的状态。endprint

四、叛乱时代的抉择

石虎时代曾发生过子嗣的两次夺位之争。一次在初期的咸康三年（337年），太子石邃忌石宣、石韬得宠于虎，谋攻石宣不果，最终为石虎废杀，石宣不久被立为太子。第二次则在永和四年（348年），时值石虎晚暮，石宣暗杀石韬，又图谋借石虎临丧之机弑虎，但行迹败露，旋即被处死，其官属、故旧牵连甚众。这其中，包括将“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次年（349年）春，遂发生了石虎末年著名的“梁犊之乱”，史载：

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当戍凉州，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等因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颉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辩，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轺车。安西刘宁自安定击之，大败而还。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史，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其乐平王石苞时镇长安，尽锐距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度、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农师不利。又战于洛阳，农师又败，乃退壁成皋。犊东掠荥阳、陈留诸郡，季龙大惧，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1

这次叛乱因为是由故东宫卫士发动的，且一借怨气、二因思归之心，故而气势猛厉，石赵地方军既无法阻挡，石虎以李农领衔第一次派遣的中央军同样遭到失败。梁犊的十万武力最东进至荥阳、陈留一线，去邺不远。此时石虎已患病，如再不调动枋头、滠头两支集团力量予以抵拒，则后赵政权确实处于无计可施的境地。在这一平叛行动发生前后，《姚弋仲载记》对姚氏的动向作了专门的记述：

季龙末，梁犊败李农于荥阳，季龙大惧，驰召弋仲。弋仲率其部众八千余人屯于南郊，轻骑至邺。时季龙病，不时见弋仲，引入领军省，赐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击贼，岂来觅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见，虽死无恨。”左右言之，乃引见。弋仲数季龙曰：“儿死来愁邪？乃至于疾！儿小时不能使好人辅相，至令相杀。儿自有过，责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儿小，若不差，天下必乱。当宜忧此，不烦忧贼也。犊等因思归之心，共为奸盗，所行残贼，此成擒耳。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于坐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于是贯钾跨马于庭中，策馬南驰，不辞而出，遂灭梁犊。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2

检之前文，石虎第二次派遣的讨伐军主帅石斌不过“率精骑一万”，而姚弋仲此次即带有八千人从征。又，姚氏与石虎的对话，多赖史官为体现其“性狷直”而原语照录，内中辞旨恳切、话语谆谆，为石虎所担忧之处后来都已应验，可以窥见其人与石氏政权合作之实况。按姚氏之前与后赵君主石勒、石虎的交流，见有两处。一为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东晋苏峻之乱的主谋之一豫州刺史祖约战败北奔石勒。史谓：“勒礼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后竟诛约。”1二为石虎执政不久，即废石勒之子石弘自立（334年），“弋仲称疾不贺。季龙累召之，乃赴，正色谓季龙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季龙惮其强正而不之责”2。姚弋仲本人的参政意识其实非常强烈，史称：“（弋仲）性清俭鲠直，不修威仪，屡献谠言，无所回避，季龙甚重之。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3这就与苻洪对石氏的“称疾不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石虎急招姚弋仲入见，表明了对后者的信重。从这个意义上看，石氏与苻洪及其枋头集团之间可谓利用多于合作，与姚弋仲滠头集团则是合作之情更多于利用之心。但是，由于仍要借助枋头集团的力量，仅凭一纸诏令大概难以让素存心结的苻洪率军平叛。《资治通鉴》同记此事时，称：“以燕王斌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讨之。”4其中，石斌的都督号误衍一“督”字，姚弋仲既然入见石虎时已“于坐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则此时不应仍书旧将军号。惟有苻（蒲）洪忽然被记为“车骑将军”，之前未见此授，当不是误书，而有其来源。检《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一《偏霸部》有关苻洪的记录：

太宁元年（按：石虎年号，349年），进位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进封本国略阳郡公。5

按此处官封《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条较《太平御览》于“车骑大将军”前少“侍中”二字，但在“雍州刺史”前多“都督雍秦州诸军事”八字，二者互补，可资参证6。《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亦谓：“梁犊之乱，虎遣洪以车骑将军从燕王石斌讨之，遂平梁犊。进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国略阳郡公。”7可见，石、苻之间虽然未必得以面见，但石虎以作为重号将军的“车骑将军”号授予此前与姚弋仲同为“冠军大将军”的苻洪，比之姚氏的“征西大将军”更属超授。且在平叛之后，苻氏名义上也获得了侍中一职，车骑复加“大”字，地位更形尊隆。在爵位方面，苻洪十一年前因征段辽之勋已获西平郡公之封，此时改封其为桑梓本乡的略阳郡公，荣宠之意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姚弋仲平叛后从襄平县公“进封西平郡公”，正是因为此时苻洪封地已由西平郡转为略阳郡，姚氏虽曰升进，实质上是跟随着苻洪的上升阶次亦步亦趋了。然而，石虎对姚弋仲“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待遇，却是苻洪乃至其他权臣所没有的。此遇汉晋之间，多为名望或权力极重的臣僚所得。检核史籍，见有前汉之萧何，后汉之梁冀、董卓、曹操，曹魏之曹真、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其中除萧何、曹真以外，都是臣强君弱之际所授，与石虎时代的政治语境颇不相类。笔者认为，石虎末年对苻洪、姚弋仲的权力授予，充满着宏观上足以相敌、微观上又高低错落的观感，不能排除是有意以此对枋头、滠头两大集团加以控驭的政治手段。endprint

石虎的政治用心，还可以从梁犊之乱后任苻洪于雍州的决定中细绎。前引《资治通鉴》等史料此时以洪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此任在永和五年正月，正值石虎病重，四月，石虎即死。回顾苻、姚部众之所以要被迁徙关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石虎却在此时以苻氏都督秦雍、将军开府，无疑下了一步非常大的险棋。这种行为在石虎死后果然受到了石赵继任者的抵制：

武興公闵言于（石）遵曰：“蒲洪，人杰也；今以洪镇关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复国家之有。此虽先帝临终之命，然陛下践祚，自宜改图。”遵从之，罢洪都督，余如前制。1

苻洪的反应则是：“洪怒，归枋头，遣使来降。”2所降者为东晋。此时赵国政治的紊乱也已逐渐显露，引起了“秦、雍流民相帅西归，路由枋头，共推蒲洪为主，众至十余万。洪子健在邺，斩关出奔枋头”3。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形势变化可以看出，由于南方的枋头与邺城相距不远，石虎可能已经察觉到自己身没后，一旦有变，苻洪集团占据这一战略要地，将难以制约，严重者更可以威胁到后赵统治的存续。现在因平梁犊之功，爵之以本乡、官之以本土，苻氏显然不可能带领整个枋头集团迁徙赴任，即便授以开府征辟僚属的权力，也不过连及苻氐上层的少量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枋头集团的领袖力量西赴关陇任职、作为集团基础的部众则仍滞留在关东生活的现象。这对邺城一带中心区域的潜在威胁实际上是减小而不是扩大的。石虎此举，虽然不能说没有风险（如存在失去关西地区的可能），但比较后来石遵撤销前诏、苻洪即率部公开叛离石氏的历史进程，可谓有防微杜渐之察。

然而，石虎之后的石赵是一个乱世。石遵本人即是通过杀死石虎所立的石世而即位的，不久石遵势力内部的冉（石）闵等人谋叛杀遵，以石鉴为帝。此后，镇襄国的石祗又东连各地方势力讨伐冉闵，史称其时“石琨奔据冀州，抚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渎，建义段勤据黎阳，宁南杨群屯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4。在这种情况下，苻洪集团的自立进程反而显得不那么抢眼，得以隐没在乱世混战的滚滚尘埃中。

观察石赵末年的乱世，枋头、滠头集团的动向仍然颇有可注意之处。一方面，二者均未马上离开关东，而是选择了参与时局。另一方面，它们在动机与行事上却又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质。在苻洪率部最先脱离石赵不久，当政者石鉴曾再度下诏任命他都督关西：

鉴惧洪之逼，欲以计遣之，乃以洪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牧、领秦州刺史。洪会官属，议应受与不；主簿程朴请且与赵连和，如列国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为天子邪，而云列国乎！”引朴斩之。5

石鉴的“以计遣之”，本质上不过是其父临终前策略的故伎重施。且此时赵国内乱，石鉴不得不彻底放弃前朝对枋头集团予以控制的打算，准备将其势力尽数遣回关陇。讽刺的是，形势的发展使苻洪在此时反而并不急着还乡，而是处在观望状态。苻氏对属官的发怒诛斩，一方面是其自视甚高的表现，另一方面即暴露了其人准备凭借集团力量就地起事，以全面继承石赵政治遗产的企图。与之相对的，姚弋仲的逗留，更多地是由于希图维护石赵的既有政治秩序，以利于滠头集团本身利益的延续。氐、羌二酋之间微妙难猜的政治行为与各自表面上的平静自处，最终被姚弋仲所打破。姚氏在政治地位上虽然因为与石氏联系密切，在石赵文献记录中位次通常居苻洪之前，但其实力之不如枋头集团当亦是事实。石赵政权日渐衰乱，渐启关东流人的思归之念，姚氏遂决定抢先攻击枋头。《太平御览·偏霸部》记有一事：

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洪逆击败之。1

《资治通鉴》书此事并称：“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2姚弋仲滠头集团的部众，据前史向来都在“数万”左右，此次得以遣其子姚襄率五万兵力与苻氐作战，可以窥知是一次悉众而出的决战。但不仅战败，且多达三万人被杀，这对滠头集团的军事力量乃至政治影响力而言，不啻是一次难以修复的创伤。这次战败后，史载滠头集团所部的出动兵力，再未达到五万之数。此后两年时间里，姚弋仲除遣姚襄以二万八千骑协助石祗围攻冉闵之外3，期间经历石祗败亡、赵国破灭，乃至苻氐入关建立前秦，再无任何应对行动，直至其人去世。关于姚弋仲晚年的情状，《晋书》载记称：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乃遣使请降。永和七年（351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352年），卒，时年七十三。4

姚弋仲遗令诸子降晋，内中固然有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性格取向的因素起作用，但根本原因恐亦在于枋头一役的惨败，使其部众无力与自辽东南下的鲜卑慕容部在河北争衡，同时亦只能坐视苻氐的枋头武力攻取关中。如果再不从名义上依附于威胁较小的东晋，则其势力在北方有被直接吞灭的可能。也正基于这一现实，姚弋仲诸子姚襄、姚苌等此后不得不自河北南下，转而在中原、江淮地带长期逗留，依违于东晋、前秦之间，叛降不定。此后数年并在东晋势力的压迫下选择西还关陇，最终被前秦武力击溃，成为其附从。

苻洪战胜姚羌后，曾志得意满。史言：“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5此后苻氏又击败石赵旧将麻秋，并给其军职以为所用。但麻秋不久鸩杀苻洪，导致苻氐雄心勃勃的统一北方计划戛然中止。史言：“洪将死，谓（子苻）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死，年六十六。”6苻健承其遗意，此后始率众进据关陇，前秦国家的历史大幕就此展开。

苻、姚在石虎晚年的梁犊之乱与随后石赵内乱中的表现，可谓充满了政治博弈与戏剧性的历史张力。石虎以高官重爵对苻洪的拉拢促使其最终从征平叛，临终前对苻洪出镇秦雍的任命却因后代君臣未能领会其深意，而导致苻氐力量的叛离，并加剧了石赵的政治混乱形势。相应地，姚弋仲在梁犊之乱中对石虎的谆谆告诫和诸石内乱时代的拥兵助力，足以表明姚羌部众与石氏政权合作之深固。二者一由于吞并之志，一缘出保国之心，长期逗留关东而不返。石氏的衰亡促使姚弋仲开始谋划西归的后路，在袭击苻洪惨败后，姚羌的政治生命必然要长期处于蛰伏自存的状态，这在客观上深远影响了此后两大集团的政治行为，乃至氐、羌二秦的建立进程。而苻洪统一北方的雄图，也因麻秋鸩毒事件的偶然出现而功亏一篑，遂使苻健等人转而以稳妥的方法进据关中，完成了前秦国家的初期塑造。endprint

余 论

苻氐、姚羌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初生与发展历程，除了石虎中期的出征段辽事件外，绝大多数都与叛乱的历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便于作横向对比与纵向长程观察，笔者制表如下：

概括言之，苻、姚初起，即因为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二酋与十六国割据势力首次产生联络，又源于刘曜臣属的秦州刺史陈安之叛。此后，乘刘曜新败于中原，苻洪得以率部叛离、西保陇山，地位进一步上升为氐主。在石赵势力介入陇上后不久，镇关中的石生因石虎擅权而发动叛乱，苻氐再次叛离。作为上述叛乱行为的反馈，石虎击灭石生的同时，开始将庞大的关东徙民计划付诸实施，枋头、滠头集團就此形成。枋头、滠头集团从征段辽一役虽然看似与叛乱无涉，但从征过程中的巨大成功，使枋头集团包括苻洪在内的大量人物短时间内获得了政治地位的跃升，从而引起后赵统治层的猜忌与图谋杀害，并导致苻洪长期退居枋头与称疾不朝。与此同时，羌酋姚弋仲则借助与石氏更为稳定的政治合作关系，成功依靠政治仕履的积累再度取得了与苻洪对等的政治地位。而在石虎末年，因夺位之争引起的梁犊之乱，声势浩大、一度危及后赵的统治，石虎对苻洪、姚弋仲各施以不同的政治权略，终使其合力率部平叛。事后基于复杂背景下对苻洪的高官殊赏，也为石赵末年枋头集团的叛离埋下了隐线。赵末诸石内乱，苻洪、姚弋仲因各怀政治心事而长期逗留关东未返。姚弋仲率先发难造成的惨败，导致姚羌势力的中衰，此后其部南下中原、江淮之间，流移不定，被迫西还关陇时终被前秦势力击败。而苻洪欲拟就地征服关东、继而统一北方的雄图也因麻秋鸩毒的发生而不果，其子苻健遂改变意图，西行入关，终于开启了前秦国家的政治进程。

从中可以看出，聚焦于“叛乱”这一十六国背景下的关键因素，往往能够发现其勾连着此前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引起此后继发的各种政治趋向。通过以叛乱史为线索的考察，本文获得以下三点主要发现：

其一，基于关东时代苻氐枋头集团的强盛以及前秦、后秦建立的先后次序，史界历来多以为“苻强姚弱”是苻氐、姚羌部落集团自初生时即一以贯之的特征。而实际上二集团间的政治、军事实力与地位的对比起始无疑是“姚强苻弱”，在此后经历汉赵统治的多年时间里亦复如是。苻洪的发迹，始于石氏政权东迁关陇民户时对其部落集团的大量人口配给，以至于迁徙过程中其人的都督号也由“监六夷诸军事”转变为“流民都督”。换言之，枋头集团的出现，方是“苻强姚弱”这一习惯上的认知模式产生的始源。然而，在政治形式上，姚弋仲及其所掌控之滠头集团由于与石氏具有更为纯粹的依从、合作关系，其政治地位实质上依然长期高于苻氐。这从《晋书·载记》以及《十六国春秋》的后赵相关史料里，苻、姚同时出现时，均以姚氏居前的记录方式亦可以清楚地窥知。因此，不论是“苻强姚弱”抑或“姚强苻弱”，其历史实际是伴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氐、羌二集团与前赵、后赵等政权由于政治互动而呈现出复杂的实力消长曲线。如果单就一个时期或一个方面来观察苻姚集团的强弱，恐怕就易失之于粗率与片面。

其次，苻氐、姚羌部落集团与石赵的平行政治关联，除罗新的前述论文有所涉及外，史界几无专门的关注。苻、姚集团在历史上留下的行动线索，如果不能因循着它们的政治人格以及与石赵的深层互动关系进行剖析，就无法探查到其中的真实隐情。实际上，苻氐集团自依附后赵之始，即出于被迫。而姚羌集团的投附则更多地出于自主选择。因此，当前者在参与后赵政权的军事行动中大放异彩时，旋即引起长期的猜忌和双方政治阴谋的暗流涌动。石虎末年的梁犊之乱，苻洪之所以仍旧听从石氏的召唤，原因除了石虎的余威外，更重要者在于内中的高官重爵之赏。但随着石虎之死以及轻微的政治罅隙，苻氐集团不出意外地选择叛离后赵，自谋新路。另一方面，姚羌集团在后赵初期原有的实力与地位优势虽然一度丧失，但凭借苻、石互忌的契机与姚弋仲对后赵政治的积极介入，终于得以在后来依靠仕履重获显位，再度赢得了与苻氐集团平起平坐的政治局面。姚羌集团在石赵政治网络中的固有性格，也因此沿着石氏末年的内乱延续下来。在风雨飘摇的诸石之乱中，姚弋仲不仅接受了石祗“右丞相、亲赵王，待以殊礼”的任命1，还在攻击枋头一役的惨败后勉力支援过石祗，虽然再不能挽危澜于既倒，但一定程度上确实延缓了赵国灭亡的进程。

其三，对于前、后秦建立次序的探讨，学界亦乏更具体的剖判。罗新认为苻氏、姚氏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前、后秦建立的先后，这在宏观上自然是不错的。然而，苻氐东迁之前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高于姚羌，却并未表现出强于后者的实力，说明这种优势仍旧需要偶然的历史契机。后赵关东之迁的政治安排客观上遽然增强了苻洪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石赵末年流民西归时、枋头优越的交通地理环境又使苻氏再一次吸纳了大量的依附人口。而这些情况的出现，皆非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姚弋仲在赵末对苻洪所发动的枋头决战，以惨败而告终，可以视为“苻强姚弱”政治地位的最终固化。正因为此战的告败，姚羌实力大损，滠头羌部被迫南下，辗转流移、居无定所，几乎处于难以自保的生存窘境，这不仅影响到两大集团入关的先后，且为后来姚氏在关中长期依附于苻氏的历史现实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苻、姚部族集团在长时段历史中形成、交争与变迁的历程，充斥着强弱状况的交互以及因外界接触而产生的多重变革。通过一系列叛乱事件的线索进行勾连考探，苻氐、姚羌部落集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位置，以及它们最终的发展道路由此得以透过原来的轮廓，显露出更为清晰的样貌。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s of the Fu（苻） and Yao（姚）s Tribal-Groups in the Age of Sixteen Kingdoms

——A Study By the Clue of Rebellion History

Dong Gang

Abstract： During the pioneer days of former Qin （built by tribe of Di氐） and Later Qin （built by tribe of Qiang羌） Dynastie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predecessors： Qiangs general strength is much better than Di. And this status went through the Dynasties of West Jin to Han Zhao without change until the coming of Later Zhao times. Later Zhao reunited northern China， and carried out a mass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west to the east. The Di group became to boom in this time， and they gained sharply increase of political status by military exploit. Nevertheless， the suspicion of imperial household also began to appear mean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Qiangs preponderance of strength had been overtaken by Di， they still occupied higher position through the long political cooperation with Later Zhao regime. Since then the two groups kept up a long-standing competition. The twilight of Emperor Shi Hu reign， and the civil strife times of Later Zhao are two crucial periods about the groups above who interacted and made game-playing with imperial regime. Becaus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characters and positions， the two leaders Fu（苻洪） and Yao（姚弋仲） of their groups chose the contrary paths respectively，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course of former Qin and Later Qins history.

Keywords： Fu Hong（苻洪）； Yao Yi-zhong（姚弋仲）； Di（氐） and Qiang（羌）； Later Zhao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