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发松

摘 要：北魏军镇制度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对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继承，有很多北魏军镇就直接承袭或间接演蜕自五胡诸国的镇、城（坞、堡、壁、垒、固等）、护军等军镇化政区。其二是北魏皇始年间占领华北之后，一批军镇通过“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途径产生。“盛简亲贤”在当时就是选任拓跋宗室、勋贵及部落酋帅、大人出任镇将，“拥麾作镇”就是由“亲贤”率领其世代所统部落在北部边境及内地要冲设镇驻守。而这也是五胡诸国及前期北魏政权控制所占领区域、实施民族统治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北魏；军镇；起源；拥麾作镇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129-13

北魏軍镇研究已积累丰厚的成果，如果说周一良先生1935年发表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以下简称《周考》），堪称荜路蓝缕的开创之作，奠定了北魏军镇研究的基本格局，那么，严耕望先生196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北魏军镇”章（以下简称《严书》），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北魏军镇研究的最高成就1。其后尽管续有相关论著问世，总体上不过是在周、严二氏基础上的补苴完善而已2。然而有关北魏军镇的制度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却是军镇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往提出的相关论断，或限于推测，尚须实证检核，或提及辄止，有待全面深入探讨。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拟从两个方面，即北魏军镇的产生与十六国的军镇化政区的关系，与北魏入主中原之初“盛简亲贤拥麾作镇”的关系，来探讨北魏军镇的源起及其形成过程。

一、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与北魏军镇

军镇制度之不始于北魏，古今学者早有察觉。上揭《周考》根据《魏书·太宗纪》所载泰常二年（417）后秦“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降魏，以及同书《常爽传》称其父常坦西秦时任大夏镇将1，推测“设镇于边要形胜之地盖非魏所独有之制。……制度虽不可考，然自‘匈奴‘大夏之命名观之，则在边地无疑”。《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坊州：

魏、晋陷于夷狄，不置郡县。刘、石、苻、姚时，于今州理西七里置杏城镇，常以兵守之。后魏孝文帝改镇为东秦州。

同书“丹州”条亦称“其地晋时戎狄居之，苻、姚时为三堡镇。后魏文帝大统三年，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镇”2。《严书》据以认为：“镇之初兴，就文献可考者而言，（军镇）盖起于刘（汉、前赵）、石（后赵）、苻（前秦）、姚（后秦）之世。”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以下简称《洪志》）夏国卷有案语称：

朔方、云中、上郡、五原等郡，自汉末至东晋久已荒废，赫连氏虽据有其地……类皆不置郡县，惟以城为主，战胜克敌则徙其降虏，筑城以处之。故今志夏国疆域，惟以州统城。3

唐长孺先生援据洪说，指出：“赫连勃勃在其统治区域内根本不立郡县，以军镇统户”，“姚秦时期又有不属于州郡的镇户。……这种镇户是属于军镇的”。苻、姚二秦的城堡，甚至上推至魏晋以来的坞堡豪帅，都是“以城统军”，“以军统户”，“赫连勃勃仅是取消郡县虚名，成为只有军镇而无郡县的现象”。而且“赫连勃勃的军镇制度又遗留到北魏，薄骨律、高平、沃野诸镇只是因袭旧制，后人考证北魏边镇创置之始及其制度，这一点是常常被忽略的”4。笔者曾在上揭前辈学者提示下，对十六国时期地方机构的军镇化倾向进行过考察5，指出非徒上举两赵、两秦、大夏诸国，当时其他割据政权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趋向，尽管其形式不尽相同，只是姚秦，尤其是赫连夏，表现得更为典型而已。

兹就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所列后秦、夏国之军镇化政区，以窥军镇化倾向之一斑。

《洪志》后秦卷凡列14州，下统郡县，但同时又列出大量的军镇化政区，如镇、护军、城（堡、垒、坞、壁、固、屯）等各种名目的军事据点。兹将《洪志》所载按类型疏列如下（括注所属州）6：

镇（6）：杏城、三堡、李润、安定、邢望、岭北（以上6镇属雍州，按后秦雍州治安定）。

护军（6）：抚夷、土门、铜官、宜君（以上4护军属司隶）；安定、三原（以上2护军属雍州）。

城（13）：思乡城（一称柳城）、香城、三交城（以上3城属司隶）；我罗城、齐难城（以上2城属雍州）；水洛城（属秦州）；俱城（属河州）；乾城、蠡吾城、定城、姚襄城（以上4城属并州）；金墉城、虎牢城（以上2城属豫州）。

堡（13）：刘回堡、彭沛谷堡、大苏堡、新支堡、龙尾堡、马嵬堡（以上6堡属司隶）；敕奇堡、胡空堡、徐嵩堡、密造堡（以上4堡属雍州）；伯阳堡（或称柏阳堡、伯崖堡，属秦州）；襄邑堡、匈奴堡（以上2堡属并州）。

垒（4）：曹公垒、子奇垒（以上2垒属并州）；钩锁垒（属豫州）；山桑垒（属徐州）。

壁（4）：杨氏壁、姚武壁、柴壁、乾壁（以上4壁属并州）。

坞（2）：赵氏坞（属雍州）；柏谷坞（属豫州）。

固1（1）：黄石固（属雍州）。

屯（1）：姚鸾屯（属并州）。

如前引洪氏所说，因赫连夏以城为主，故《洪志》“志夏国疆域，惟以州统城”，不列郡县。兹据之疏列如下：

幽州（镇大城）：统万城（原为大城）、代来城（一称悦跋城）2、三交城（附近有百井戍、沃野镇、木城）、契吴城、太后城、黑城、吴儿城、赫连城（一称夏王城）、薄骨律镇城（一称果城）、白马骝城、饮汗城。

雍州（镇长安）：长安（有刘回堡）、霸城、咸阳。

朔州（镇三城）：三城。

秦州（镇杏城，凤翔四年移镇上邽）：杏城、上邽、清水城（有白崖堡）

北秦州（镇武功）：武功、雍城（有龙尾堡）、郿城。

并州（镇蒲坂）：蒲坂、汾阴（有薛通城）、永安。

凉州（镇安定）：安定、高平、鹑觚、阴密（有我罗城、敕奇堡、黄石固）、定阳、阴槃、贰城、侯尼城、治城3。endprint

豫州（镇李闰）：鄜城、李闰城、甘泉城（一称夏王城）。

荆州（镇陕）：陕、胡（有潼关、曹公故垒）、临晋、（弘农郡4）。

吐京护军（在并州）。

长城护军（在凉州。赫连夏于后秦黄石固置）。

后秦的政区体系虽然名义上仍以州郡县系统（“郡县制政区”）为主，但如上所示，同时也存在着大量名目繁多的军镇化政区（“特殊政区”）5，它们大抵可分为镇、护军及城（堡、垒、壁、坞、固、屯等）三类。其名目虽各异，以军统民、政军合一的性质则相同6。这些军镇化政区的长官，往往以将军号统兵，或兼任郡守县令。如上揭《魏书·太宗纪》所载后秦“匈奴镇将”姚成都，其军号为宁东将军，行政职务为平阳太守，而所谓“匈奴镇”，即匈奴堡，据《晋书·姚兴载记》，姚成都亦自称匈奴堡为“镇”，称所统之众为“镇人”，称所隶城堡为“诸城”或“诸镇7”。当时后秦的地方行政机构，实为诸如匈奴堡之类大大小小的军镇城堡所组成。大的镇、城和小的镇、城之间，有一种比较松散的隶属关系，如蒲坂与匈奴堡，名义上一为并州，一为并州所领之平阳郡，但实际上并没有州郡之间那种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有之，则是军事上基于武力的从属关系而已。后秦并州所镇蒲坂，雍州所镇安定，也都是大军镇，当时后秦著名的军镇还有上邽、高平、三城、杏城、李润等，各镇都拥有为数众多的通常出自少数族的镇户，他们实为姚秦军事力量所从出1。实际上这些镇户往往自别处徙来，即洪氏所谓“战胜克敌则徙其降虏”，而当强敌来攻城镇不守之时，守将照例拥率其镇户一同撤出2。

《洪志》所列夏国九州，乃据《晋书·地理志》“雍州”条所述。按晋志但称以某州牧（刺史）镇某城，如“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豫州牧镇李闰（镇）”云云，又称“其州郡之名并不可知”，則不仅其州不统郡县，甚至连州本身也未必存在，州牧、刺史不过是加给这些城镇守将的地方长官称号而已。囿于笔者所见，上述九州州牧刺史的出任者，见于文献的只有三州五人次3。其中出现最早的是幽州牧。《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姚）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敕奇堡，勃勃进攻之。……堡人窘迫，执奚出降。……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夏龙升四年（晋安帝义熙六年，410），赫连勃勃又遣将攻破姚秦的伯崖堡和略阳郡治清水城，“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4。赫连勃勃任用具有长兄之亲、丞相之尊的右地代为幽州牧镇守此城5，实际上就是担任这个相当于“司州”的大军镇的长官，以统治移徙到这里来的众多镇户。其所以称为幽州，则如洪氏所云乃“逞其胸臆”、“务广虚名”而已6。夏国的郡，见于传世文献的只有《资治通鉴》所载弘农太守曹达一条资料7，《洪志》附于夏国卷荆州条下，并称“赫连氏太守仅见于此。疑曹达系姚秦氏旧（弘农太）守，赫连氏仍而未改也”。洪氏所云不无道理。赫连夏虽不设郡县，但在攻城掠地的过程中，也不曾见其正式下令废除新占领区原有的郡县制政区8。

新出的大夏《田焸墓志》，其历官依次有“建威将军、散骑侍郎、凉州都督护、光烈将军、北地尹、将作大匠、凉州刺史”诸职衔。我们知道，郡置太守，京师所在的郡，其太守称尹，因而论者认为，“赫连夏的统治中心统万城地区，在其行政区划中属于北地郡，故改北地太守曰北地尹”9。然而夏国统万城属幽州，幽州下统诸城，并无北地郡之类的郡县组织系统，就目前所见资料，也没有发现夏国以北地郡为都的任何记载。《田焸墓志》立于真兴二年（420）10，赫连勃勃于凤翔六年（418）攻下长安即皇帝位，次年改元真兴，于长安置南台，实为副都，太子赫连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镇守长安。夏国雍州先镇阴密，是否攻下长安之前一度移镇北地，在长安升为副都后遂将镇守北地的军将由太守升为尹呢？由于史阙有间，这里只是推测。综观夏国的政区设置，北地尹当如见于史载的幽州牧、雍州牧、并州刺史一样，不过是加诸镇守该地军将的一个地方官称号而已，并不能说明夏国存在郡县制政区系统。

关于夏国的县级政区，也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证明其存在。《洪志》夏国卷州下不列属郡，然而除幽州、朔州外，均列有所统之县，如雍州列有长安、霸城、咸阳三县。长安，洪氏乃引据《十六国春秋·夏录》：“凤翔四年，勃勃遣太子璝率骑二万南伐长安。昌武元年，勃勃入长安。太子璝、赫连定相继为雍州牧。”咸阳，亦引据《夏录》：“昌武元年八月，勃勃进据咸阳。”1咸阳县条洪氏有按语云：“旧属咸阳郡。案《晋书·地理志》，勃勃‘州郡之名并不可知，今考雍、秦等五州治所，虽均系旧县，而郡名则并不可考，是当时不以郡统县可知。今县名亦惟据见于诸书者录入，不敢滥及。又考诸州治所虽见地志，而余县所属别无明文。今略就州治所近，而以旧时郡境区之。雍州既镇长安，则京兆郡地当属雍州，以此类推。”据之可知，《洪志》夏国卷所列诸县，乃是史籍所见夏国境内有“旧县”名者，洪氏根据这些县旧属何郡，所属郡旧属何州，然后将之系于相应的州之下。赫连夏既无郡级政区（不以郡统县），这些“旧县”显然不是夏国实置的县。如上引《夏录》中的长安，显然不是指长安县。占领长安后赫连勃勃以太子璝镇守，授任雍州牧，但史籍中既没有见到雍州的行政机构及属吏，也没有见到雍州所属的郡县及其官署，因此这里的长安既不是指长安县，也不是指长安县旧属之京兆郡治，而是号称雍州的作为一方重镇的长安城，一个被赋予副都性质的重要军镇或军镇化政区。《洪志》夏国卷所列诸县，都是这种性质的军镇化政区。因此之故，上文将县与城并列，不加区分。

《洪志》所列姚秦、夏国的军镇化政区并不全面、详尽，如缑氏县有“袁术固”，一称“袁公坞”，是一个“可容十万众”的军事重地；又咸阳县有避世堡；洛水流域即有檀山坞、金门坞、一泉（全）坞等，《洪志》后秦、夏国卷均未列入2。然而从上列秦、夏二国城镇堡垒的数量之众，分布之广，已充分显示了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倾向，可以说军镇化政区在地方统治体制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以州统城的赫连夏，郡县制政区迹近废止。尽管作为正式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始于北魏，但北魏军镇的设置，实渊源于十六国。很多军镇就是直接承袭或间接演蜕自十六国的军镇化政区。endprint

上文所列姚秦的军镇化政区中，有六个镇，除了具体地望不确的邢望镇3、名称地望尚有异议的岭北镇4之外，杏城、三堡、李润、安定诸镇，均为北魏所沿置。兹以本文开首提到的杏城、三堡二镇为例。《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十一》坊州中部县条称“杏城镇，姚苌置”5；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三》坊州条则称“魏、晋陷于夷狄，不置郡县”，“刘、石、苻、姚”时置杏城镇，至北魏孝文帝“改镇为东秦州”。则杏城镇之置，可上溯至开启十六国时代的刘汉，历石赵、苻秦、姚秦，以及《元和志》失举的赫连夏，并为拓跋魏所继承，直到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改镇为州6。据之，杏城镇不唯是十六国北朝“可考诸镇中最早建置者”7，若从西晋建兴四年（316）刘曜攻破长安俘获愍帝占领关中时算起，至太和十五年改镇为州，杏城镇存在时间凡历六朝170余年，可能是十六国北朝可考诸镇中存续时间最长者。再看三堡镇，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三》丹州条称“其地晋时戎狄居之。苻、姚时为三堡镇”，至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镇。废帝……改为丹州”。如果将“置汾州，理三堡镇”理解为三堡镇迟至西魏大统三年时始废镇置州，则三堡镇存续时间之长至少不亚于杏城镇。只是《元和志》但称“苻、姚时为三堡镇”，并未云北魏时有三堡镇，现存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北魏时存在三堡镇的直接证据1。

上述杏城、三堡、李润、安定诸镇之外，北魏军镇中直接或间接承袭自十六国军镇化政区的还有很多，如离石（后燕离石护军）、吐京（夏吐京护军）、沃野（夏三交城附近沃野城）、蒲坂（夏蒲坂城）、统万（夏统万城）、高平（夏高平城）、长安（夏长安城）、上邽（夏上邽城）、仇池（杨氐仇池国仇池城）、薄骨律（夏薄骨律城，一称果城）、枹罕（前凉枹罕护军）、虎牢（后秦虎牢城）、洛城（后秦金墉城）2，等等。与军镇相类而以非鲜卑族的少数族为统治对象的北魏护军，也有不少直接或间接承袭自十六国时期的护军或城镇，因非本文主题，此不具述。

十六国时期地方机构的军镇化和大量存在的军镇化政区，无疑是北魏军镇制度的重要渊源。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化政区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军事管理性质；其二是民族统治性质。这与十六国时期所谓“胡族国家”的民族政权色彩和统治体制特征，即基于部族制的军政民政合一的军事化管理，基于民族对立的胡汉分治、胡胡分治3的治理体系，有密切关联。诸胡中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入主中原时间最迟的鲜卑拓跋族，在内地建立政权之初，面对北中国坞堡林立、城镇栉比即地方行政机构普遍军镇化的局势，仅仅是出于巩固政权、稳定占领区的需要，也会十分自然地承袭和模仿原有的军镇化政区体系，承认愿意归降的坞堡组织及其势力范围。事实上北魏军镇作为一种主要统治被征服民族的军管机构，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即直接承袭或间接演蜕自十六国的军镇化政区。

二、 “拥麾作镇”与北魏军镇的形成

顾名思义，北魏军镇4的军事管理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它原本脱胎于军队的驻防镇守之所。五胡诸国包括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前的北魏，主要是通过设置于少数族聚居区或汉族地区的交通要冲、战略重地的军事据点，对所统治地区实行点的控制，平时以武力威慑，有事则出兵镇压。这些军事据点或曰军镇化政区，就是军镇的前身。《北史·广阳王深（渊）传》载元渊六镇暴动后上书论北镇人户来源及其地位变化，其中涉及到北魏军镇的产生：

边竖构逆，以成纷梗……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5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梁武帝普通五年（北魏明帝正光五年，524）七月条，本条胡三省注“拥麾作镇”云：“谓镇将也。”6据之，北魏军镇始置于道武帝拓跋珪皇始年间。皇始共三年，元年（396）七月，“帝始建天子旌旗……于是改元”，即由代王登国十一年改元皇始，至三年十二月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天兴。据《魏书·太祖纪》，皇始中拓跋珪亲率大军先后攻克后燕并州、中山、邺城等重镇，占领河北地区（所谓“山东六州”），同时着手制度建设，包括“初建台省，置百官”，“议定国号”，“迁都平城”，乃至议定行次、服色、正朔等。就地方行政制度而言，从《魏书·太祖纪》“封拜……刺史、太守”，同书《官氏志》“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的记载，可知仍沿行州郡县之制，不过还有“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及在新占领区设置邺、中山二行台等特殊政区，但未见皇始中封拜镇将、设置军镇的记载1。《官氏志》按时代先后载述了北魏职官设置始末，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有“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云云2，但不载“旧制”最初施行的年代。

据上揭《严书》考证，道武帝时明确见于史载的军镇，有九原（《周考》作肆卢）、杏城、三堡，另有道武帝时“或已置”的离石镇。其中九原镇，《魏书·地形志》明载置于天赐二年（405）。杏城、三堡已见上文，二镇存在时期虽纵跨十六国北魏，但直到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北魏攻占夏国长安、统万，二镇所在地区均不在北魏版图之内。尽管二镇在道武帝时即已存在，但那是姚秦、夏国的军镇，并不属于北魏。杏城镇是北魏承袭后秦、夏国的杏城镇而置，太武帝攻占夏国关中岭北之地后，即有杏城镇将之置。然而如前文所述，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北魏时存在三堡镇的直接文献证据。离石镇，据《魏书·陆俟传》载，陆俟的“曾祖干，祖引，世领部落”，父突，“太祖时率部民随从征伐，数有战功，拜厉威将军、离石镇将。天兴中，为上党太守、关内侯”3。这可能是道武帝皇始年间设置军镇的唯一一条确凿无疑的实例。所谓“拥麾作镇”，即率领麾下镇守某地，陆突正是率领他祖父以来世代统领的部落民，跟随道武帝征伐，皇始元年九月，北魏道武帝亲临晋阳，攻占后燕并州，治于离石的并州西河郡自然随之入魏，陆突受任离石镇将应当就在此时。离石是刘渊被匈奴贵族推为大单于时的建庭（左国城）之地，反晋建汉起事的策源之地，所谓“离石胡”“西河胡”乃至尔后“稽胡”的聚居之地。后燕曾设置离石护军4，北魏占领之初，以出自“勋臣八姓”的陆突为离石镇将，率其“部民”鎮守，显然是为了监管、威慑当地的胡人。陆突之任离石镇将，是上引元渊上书中所谓“皇始中……盛简亲贤，拥麾作镇”的最佳实例。《严书》之所以对此例持疑，盖因《元和郡县图志》“石州”条称：“……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元）帝改为离石镇。”谓离石镇置于明元帝时。实际上相对于二百数十年后成书的《元和志》，《魏书》的史料价值更值得信任，况且《元和志》此条本身即存在讹脱5。endprint

陆突天兴中即转任上党太守，继其任的离石镇将是谁，甚至离石镇是否继续设置，由于史文阙载，不得而知。而在天兴元年（即皇始三年，398）三月，“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人叛，诏安远将军庾岳讨平之”，亦未见离石镇将参与讨伐。六年后的天赐元年（404），“春正月，遣离石护军刘托率骑三千袭蒲子”6，则当时有离石护军。此离石护军，是北魏攻克后燕并州后即承后燕离石护军而置，还是离石镇将陆突调离后新立护军以取代之，今已不得而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从陆突受任离石镇将不到两年即离任，且直到太武帝时期均未见继任离石镇将者，表明离石镇的设置还不稳定。若以“拥麾作镇”作为北魏军镇产生之初的内涵特征，则率军戍守离石的护军赵托亦有军镇之实，这类“军镇”皇始中还有其例。《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396）春：

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陈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

《资治通鉴》卷108《晋纪》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三月条：

魏陈留公虔率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慕容）垂至猎岭……虔素不设备，闰月，乙卯，燕军至平城，虔乃觉之，帅麾下出战，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1

元（拓跋）虔之镇平城，是典型的“盛简亲贤，拥麾作镇”，其“麾下”一如陆突，是所领部落，“出战”的自然是其中能够控弦上马者。元虔“拥麾作镇”于平城，实亦初具尔后军镇的雏型，尽管当时并无平城镇、平城镇将之称。又《魏故咸阳太守刘府君（玉）墓志铭》略云：

君讳玉，字天宝。……大魏开建，托（拓）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何浑地汗。尔时此斑（班），例亚州牧。义成王南讨苌（长）安，以祖可洛侯名家之孙，召接为副，充子都将。与王策谋帷内，制定雍境，遂又土荒，即令镇押。2

刘玉曾祖初万头因其“从驾之众，理须督率”，被任命为“何浑地汗”，《周考》认为“何浑地汗”盖即汉名领民酋长。当“督率”所领部落“从驾”征讨的初万头被“依地置官”任命为“例亚州牧”的“何浑地汗”时，实即“拥麾作镇”于该地，带有军镇镇将性质，唯其所统限于所率部落，因而又相当于自治其部众的领民酋长。而当刘玉祖可洛侯受义成王之召率部随其“南讨长安”、占领“雍境”，并因“土荒”即当地民众难治而受命“镇押”时，刘可洛侯便成为“拥麾作镇”于雍州某地的镇将或者长安镇副将了3。

皇始元年三月元虔战死、平城失守，上引《资治通鉴》称“魏王珪震怖”而“不知所适”，所统“诸部”一时“皆有二心”，可见当时拓跋代国即由这些“诸部”组成。诸部首领可能都和陆突、元虔、刘初万头一样，平时率其部落镇守一方，战时则率部从征。由于燕主慕容垂自平城凯旋途中发病而死，形势丕变，拓跋珪立即转守为攻，同年八月即率军南下，“大举”伐燕。及至皇始三年（天兴元年）春，并州、信都、中山、邺城先后被攻克，山东之地尽归魏有。拓跋珪虑还军之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邺城，“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又《魏书·杨椿传》称：“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4元遵所镇勃海合口，以及平中山后所置军府，带有明显的军镇性质自不必说。邺、中山行台属地方行台，如唐长孺先生所说：“當时拓跋部建国不久，是否真已设置中朝的尚书省和外州行台，殊为可疑，很可能只是强以魏晋官制名之，其实仅是派遣将卒戍守而已。”5北魏攻下河北后，数以十万计的“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被徙“充京师”，特别是中山、邺、信都等城中的文武官吏、士卒以及百工伎巧等，几乎空城迁往代京，6而代之以基本上出自拓跋本族的驻屯军，此即所谓“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而当时所谓“亲贤”，就是拓跋勋贵，所谓“高门子弟”，就是拓跋部人，“拥麾作镇”之所（“镇邺”、“镇中山”、“镇合口”），实际上就相当于以后的军镇。

中山、邺二行台虽然本质上亦属“拥麾作镇”，但长官均带尚书省职，并配备有尚书郎吏等大量文职人员，这与军镇旨在威摄的军事统制性质并不协调。然而河北（即山东）地区是秦汉以来的帝国腹地，长期游牧朔北的拓跋征服者，必须面对并逐步适应该地区悠久的郡县制传统和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以保证其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因而不能完全诉诸军事威摄。于是我们看到，拓跋族在所占领的中原地区，仍然以郡县制政区为主，同时给一些坞堡主假以郡县守宰名号，并启用了一批汉人强宗大族，组成以拓跋族为主的地方联合统治机构。当年的部落大人、何浑地汗者流，有的摇身一变为刺史、太守，而“拥麾作镇”于战略要地、交通枢纽的军将们，则演蜕为本文讨论的镇将，如上文论及的离石镇将陆突。

从部落大人演蜕为镇将，较之演蜕为州郡牧守要更为自然和便捷。因为在内地特别是少数族聚居区有很多十六国时期的军事据点，即本文所谓“军镇化政区”的镇戍城堡，北魏占领后势必继续驻军镇守，制度化的北魏军镇便是从这种“拥麾作镇”逐步演蜕而来。北魏长安、和龙、凡城、统万、蒲坂、杏城、离石、广阿诸军镇的产生，莫不如此，除上揭离石镇外 ，这里再举两例，以概其余。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营州条：“治和龙城，太延二年为镇，真君五年改置”。按太延二年（436）五月北燕冯文通奔高丽后，和龙方为魏有。《魏书》卷4上《世祖纪》太延三年三月丁丑：“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和龙。”同书卷16《广平王连附浑传》：“（世祖时）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平州刺史，镇和龙”。可见《地形志》“太延二年为镇”，即魏以军事占领而镇守之谓，则南平王元浑自是和龙镇第一任镇将。但他是以镇东之军号镇和龙，似乎并无“镇将”或“镇都大将”头衔。北魏军镇中，有很多在其初仅是军事占领、遣将镇守，久之遂正式置立军镇，其最初出镇的军将亦被追认为镇将，和龙堪称佳例。endprint

《魏书》卷29《叔孙建传》称建于明元帝时迁广阿镇将，则广阿置镇不得迟于此时。而同书卷51《韩茂附子均传》云：“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时任青冀二州刺史），劫盗止息，除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于是赵郡屠各、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均皆诱慰追捕，远近震跼。……延兴五年卒。”似乎广阿迟至献文、孝文之际始置镇。《严书》因之而怀疑广阿明元帝时或未立镇，或者立镇后一度废罢，献文帝时复置，或者《韩均传》所载“置（广阿）镇”以静群盗系追叙往事。按《叔孙建传》称：“迁广阿镇将，群盗敛迹，威名远震。”可知广阿泽多“盗”，并不始于韩均出任镇将之时，明元帝世即是如此。叔孙建任镇将后“群盗敛迹，威名远震”，表明广阿镇之置实以镇压群盗为要务，以“群盗敛迹”为政绩。韩均之调任“多有寇盗”的广阿镇镇大将，亦因其在冀州善于“止息劫盗”。则《韩均传》所谓“乃置镇以静之”，应为追叙前世置镇之缘由，同时彰显韩均靖盗之功效。1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叔孙建率军出镇广阿时，广阿并未置镇，及至韩均出镇广阿时始正式“置镇”，叔孙建的“广阿镇将”职乃尔后史官所追加。《魏书》卷3《太宗纪》载泰常元年（416）九月，魏应对晋将刘裕之“溯河伐（后秦）姚泓”，“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二年十月己酉，“诏叔孙建镇邺”；三年五月丙午，“诏叔孙建镇广阿”。可知叔孙建之出镇滑台、邺城及广阿，均以将军号（据《魏书》本传，军号为正直将军）受诏出镇，其中唯广阿后来设置了军镇，故本传称其“迁广阿镇将”。

离石、和龙、广阿镇的置立过程表明，“拥麾作镇”，是北魏军镇产生的重要途径。所谓“拥麾作镇”，即是率领麾下出任军镇镇将，而其麾下通常是世袭领有的部落，故北魏早期镇将多为拓跋宗室勋贵、部落大人，即元渊所谓“亲贤”、“高门子弟”、“丰沛旧门”，魏兰根所谓“国之肺腑”2。可知元渊将北魏军镇的形成，上溯至北魏开国伊始的皇始年间，并将其形成途径概括为“盛简亲贤，拥麾作镇”，是极具见识的。

元渊的上书是针对以六镇为代表的北镇而言的，他认为六镇的设置主要是因为“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即为了防止柔然等北边游牧族的入侵。道武、明元之际，柔然在首领社崘（号丘豆伐可汗）统治时期崛起，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成为新兴拓跋国家的劲敌。当时北魏在新占领地区往往设立军镇1，及至太武帝时期，随着北方统一战争的加速，疆域的扩大，军镇在北魏地方统治体制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北部边境地区的军镇体系亦告形成，即后世所谓“六镇”。关于六镇的建置年代及其组成，自唐以降即有异说，《禹贡》发刊辞视之为中国地理沿革史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后经学者们长期研究，六镇形成于太武帝时代，六镇由自西而东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组成2，已渐成共识。

六镇系统虽正式形成于太武帝时，但其初步构成则在明元帝朝。据《魏书》卷3《太宗（明元帝）纪》，泰常七年（422）十一月，曾以皇太子焘“亲统六军出镇塞上”，八年正月：

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

明元帝所建立的这条北边防线，包括构筑东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的“长城”，设置相应的“戍卫”。至神?二年（429），太武帝亲率大军北伐柔然，深入到可汗庭所在的栗水流域，柔然首领大檀（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震怖”西走，魏军分兵“搜讨”，柔然及属部高车“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又乘胜于回军途中讨伐东部高车，俘降“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同年又将这批数十万落、人口过百万的“新民”（即降俘）徙置于漠南3。《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神?二年十月条：

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诏司徒平原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弻镇抚之。

神?二年北伐柔然战争的大获全胜，对于六镇防线的形成乃至北魏国家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4。如果从明元帝“筑长城”、“置戍卫”的赤城、五原间，从太武帝“列置新民”、遣将“镇抚”的濡源、五原阴山间，由东而西各划一线，可见这两条线基本上是吻合的——尽管后者的东西两端或有延伸，换言之，太武帝正是列置新民于明元帝所建构的北边防线上5。如果说前一条线意味着魏北镇防线在明元帝时代的初步构成，那么，后一条线则标志着北镇系统的正式形成。由于太武帝时分布在这一防线上的军镇非止六个，故六镇的组成存在多种说法，但几乎所有的包括相互对立之说，都不否认六镇正是分布在这一防线之上。因而明元帝在這一防线设置的“戍卫”，可以说是“六镇”的雏形；太武帝初置新民时奉诏“镇抚”这一防线的长孙翰、刘洁、安原、古弼诸将，则可以说是“六镇”最早的一批军镇6、镇将。《魏书》卷26《长孙肥附子长孙翰传》称：

太宗（明元帝）即位……以功迁平南将军。率众镇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惮之。后为都督北部诸军事、平北将军、真定侯。……蠕蠕每犯塞，翰拒击有功，进爵为公。世祖即位，征还京师，进封平阳王，加安集将军。蠕蠕大檀之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寻迁司徒。……从袭蠕蠕，车驾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众赴之，遇翰交战，匹黎众溃走，斩其渠帅数百人。……神?三年薨。

出身于拓跋宗室十姓之一的长孙翰，明元帝时即“率众镇北境”，所谓“北境”自然是明元帝所建构的北边防线，所镇之处自当是该防线上的某“戍卫”。长孙翰因“拒击”柔然屡立战功，“威名甚著，蠕蠕惮之”，故又升任“都督北部诸军事”，可知当时率部驻防于北境镇戍的军将非止一人。直到太武帝即位后被“征还京师”，长孙翰一直“戍卫”于“北境”。他曾先后多次率部或“率北部诸将”随“世祖亲征”柔然，包括上文提到的神?二年大破柔然之役。据上揭《世祖纪》，此役之后长孙翰又以“司徒平原王”之尊，再一次率部“镇抚”濡源、五原阴山一线上的降附新民。长孙翰的经历表明，自明元帝初构北边防线，到太武帝列置新民于这一防线，一直有驻军“戍卫”、“镇抚”于这一防线，且驻军非止一支，因而有统领“北境”防务的“都督北部诸军事”，表明以六镇为代表的北镇边防系统已然形成，尽管当时尚无“北镇”、“六镇”之名。endprint

据上揭《世祖纪》，与长孙翰一同率部参与神?二年之役并一同奉诏镇抚新民的还有刘洁、安原、古弼。据《魏书》各人本传，由于徙置于漠南的敕勒新民不满魏军“将吏侵夺”，“期牛马饱草”后逃归漠北，刘洁和安原上奏建议趁“河冰未解”之际，将其“徙之河西（鄂尔多斯高原）”，“冰解之后”便“不得北遁”。因刘、安“固执”， 太武帝最终同意，于神?二年冬、三年春之际，“分徙”敕勒新民三万余落约三十余万人到河西，并以刘洁、古弼率部屯驻于“五原河北”，而此地正位于上述北镇防线的西端“五原”，亦即后来的怀朔镇西南不远处，以防范新民越河“亡归漠北”；安原则屯驻于“悦拔城（代来城）北”，即孝文帝时设于汉朔方故城的沃野镇（太武帝时沃野镇尚在西边的汉沃野故城）东南不远处，以防备新民自“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西走凉州1。按六镇中的怀朔镇亦即五原镇（初名五原，后改怀朔）置于延和二年（433），《魏书·地形志》有明载。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怀朔之外的其余“五镇之建置，纵后于怀朔，亦决不过数年”，“少仅一、二年，多亦不过五、七年”2。值得注意的是，五原（怀朔）镇初置之年，上推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在六镇一线“筑长城”、“置戍卫”，不过十年，其西端正在五原；离神?二年（429）长孙翰、刘洁、安原、古弼受诏“镇抚”漠南新民，不过三至四年，而刘洁、古弼亦驻镇五原；彼时的五原虽无军镇之名，刘洁、古弼虽无镇将之称，可以说，已具军镇、镇将之实。而安原所屯驻的“悦拔城北”，实亦为其后设于汉朔方故城的沃野镇之前身。

五原（怀朔）正式设镇前一年，即延和元年（432）六月，太武帝亲征北燕，诏尚书左仆射安原、建宁王元崇“屯于漠南以备蠕蠕”。在六镇形成之后的太延五年（439），太武帝亲征北凉，又以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元崇“镇漠南，以备蠕蠕”。柔然敕连可汗乘太武帝外征，率部南侵，“留其兄乞列归与嵇敬、建宁王崇相拒于北镇”，“自帅精骑”直扑平城，以至“京师大骇”。所幸乞列归为嵇敬、元崇所破，敕连可汗才仓皇退兵3。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前文说嵇敬、元崇“镇漠南”，后面说敬、崇与乞列归“相拒于北镇”，可知“漠南”、“北镇”互称而同义。如前所述，当年太武帝正是“列置”柔然、高车降民于“漠南”，诏遣诸将“镇抚”，从而标志着北镇防线之正式形成。《资治通鉴》载敕连可汗兄乞列归与嵇敬、元崇“相拒于北镇”条，胡三省注有云：“北镇，即魏主破降高车所置六镇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或曰，北镇直代都北，即怀朔镇。”1据之可知，嵇敬、元崇所镇“漠南”，实与“北镇”、“六镇”同义， “北镇”、“六镇”又以五原（怀朔）为代表、为中心。当时自平城赴漠北有一条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就是从平城西北行，经善无至云中、白道，再西北行至五原即懷朔镇一带，然后沿阴山山脉西北行至漠北2，其中怀朔镇无疑是此线北边最重要的关口。太武帝亲征北燕、北凉时特别遣将“镇漠南以备蠕蠕”，实即扼守怀朔镇一带。上面谈到敕连可汗遣留其兄乞列归与嵇敬、元崇“相拒于北镇”，据胡注所引“或曰”，当即怀朔镇一带，于是敕连得以南袭平城，兵锋至于“善无七介山”，代都耸动，足见怀朔镇是抗御柔然、拱卫平城的前哨重镇。孝文帝以后，沃野、怀朔、武川三镇常组成一都督区，怀朔镇将例为都督3。

严耕望先生认为《魏书》卷5《高宗纪》太安五年（459）十二月戊申诏中“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灾旱”云云，“是六镇一词之最早见者”。陈仲安先生根据《魏书》卷30《来大千传》载“延和初”太武帝以大千“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云云，将“六镇”一词的出现提前到“延和初”，从而使六镇形成于太武帝延和年间有了更为直接的根据4。《来大千传》将“六镇”与“北境”并提互称，对于前文推论明元帝时长孙翰“率众镇北境”拒击柔然，实即驻镇于明元帝初构的六镇防线之上，又添一证。

严耕望先生说：“颇疑神?二年冬始置降民于漠南时，仅诏平阳王等四人镇抚之，尚无定制。至延和二年置怀朔镇（时名五原），其他五镇亦同时所建置，东西并列，以镇抚降民，且备御北寇，故有‘六镇之名耳。”5严先生又注意到六镇防线与上述明元帝泰常八年、太武帝神?二年相继建构的北边防线是相吻合的。严先生的推断极有见地，笔者正是受到严先生的启发，故不惮烦琐考证如上，试图坐实严说。

严先生推测六镇系统可能正式形成于怀朔置镇之年（延和二年），谈到六镇中有的镇可能置立稍迟。实际上也不排除有的镇可能设置更早。《周书·文帝纪上》称宇文氏远祖葛乌菟被鲜卑“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至文帝高祖宇文陵，“（北魏道武帝）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同书《梁御传》称“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高祖俟力提，从魏太祖征讨，位至扬武将军、定阳侯”；同书《杨忠传》称其“高祖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6。据之可见，武川镇当成立于道武帝时代。《严书》根据《魏书·陆俟传》所载，推定怀荒立镇不能迟于太延初。隋《王善来墓志》称：“祖居伏，魏道武皇帝以其有雄干勇毅，补任回荒镇将，御捍北蕃。……父盖仁……齐献武皇帝补任前锋直荡、第一领民酋长”。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谓“回荒即北魏六镇之怀荒”，可从7。从志文“御捍北蕃，玁狁见之，无不胆碎，是以不敢内侵猾夏”云云，亦可知回荒实为北方边镇。若志文属实8，则怀荒镇亦成立于道武帝时代，又志文称“补任回荒镇将”，似乎王居伏还不是首任怀荒镇将。而从王居伏的子嗣任第一领民酋长，亦可推知王居伏受命补任怀荒镇将时，应该是率其部落赴任即所谓“拥麾作镇”于怀荒的。约在太武帝时代任怀朔镇将的可朱护野肱，亦“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后“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9。总之，包括六镇在内的北魏早期军镇的镇将出任者，大多为拓跋宗室勋贵，部落大人，“拥麾作镇”即率领部落出镇，是他们出任镇将的主要方式，也是北魏早期军镇产生的主要途径。

结 语

综合上考，可知北魏军镇制度的形成大抵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对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继承，有很多北魏军镇就直接承袭或间接演蜕自五胡诸国的镇、城（坞、堡、壁、垒、固等）、护军等军镇化政区。其二是北魏皇始年间占领华北之后，一批军镇通过“盛简亲贤、拥麾作镇”而产生。“盛简亲贤”在当时就是选任拓跋宗室、勋贵及部落酋帅、大人，亦即所谓“丰沛旧门”、“国之肺腑”，“拥麾作镇”就是率领其世代所统部落，在北部边境、少数族聚居地以及内地战略要冲设置军镇，屯兵戍守。如前文提到的出自“勋臣八姓”、“世领部落”的陆突之率部出任离石镇将，即为“拥麾作镇”的典型。又如“其先世领部落、为国附臣”的代人罗结，在明元帝时之出任河内镇将，“世为酋帅”、其父万真“恒率部民从世祖征伐”的代人万振之出任长安镇将，均为“拥麾作镇”之例1。这也是五胡诸国及前期北魏政权控制所占领区域、实施民族统治的基本方式。我们知道，在五胡诸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中，凡攻取一镇一城（壁、堡、屯、固），便将原城镇堡壁中的兵吏民众或部落，几乎是全部迁徙到本国的重要城镇，或另筑城镇以处之，而代之以本族勋贵率其部落驻屯镇守。元渊所谓“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蠕蠕）”，既是对六镇建置之初的缅怀，也是对北魏军镇产生过程的概括。endprint

十六國及北魏前期的军镇化政区有两个特征，即民族统治性质和军事管理色彩。“盛简亲贤、拥麾作镇”的军镇，正是这类政区的典型：其民族统治性质体现为“亲贤”（拓跋宗室勋贵、酋帅）“拥麾”（所率部落兵），其军事管理色彩则体现为“作镇”“以移防为重”。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的军事、政治重心南移，军镇特别是北镇“亲贤”“拥麾”的构成及其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已从“国之肺腑、寄以爪牙”沦落至“号曰府户，役同厮养”2，军镇制度走向衰亡，从而直接影响到北魏的国势盛衰，不过这已逸出了本文主题。

A New Research of the Origin of Garrison Town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Mou Fasong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of the formation of garrison town system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first one is the inheritance of militarization of local administrations in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Many garrison towns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directly inherited or indirectly evolved from militarized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Sixteen Kingdoms， like garrison towns and Hujun etc. The second approach is Shengjian Qinxian and Yonghui Zuozhen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North China by Wei during the Huangshi period. Shengjian Qinxian meant selecting the general of garrison town from royal clan， military aristocracies and tribal chiefs. Those poeple were called Qinxian. They and their tribes who wereled for generations established garrison towns and garrisoned on the northern border as well as interior communications hubs， that was calledYonghui Zuozhen. It was the basic way of controlling occupied areas and rulingethnic groups in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Garrison Towns； Origin； Yonghui Zuozhe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