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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间资本共享:企业创新的新范式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7-11-17杨七中冯巧根

社会科学 2017年11期
关键词:新动力

杨七中+冯巧根

摘 要:“共享经济”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方位发展阶段的一种创新范式,根据经济发展的逻辑演进和历史经验总结,提出“组织间资本共享”概念,认为共享经济应当从个人间资本共享迈向组织间资本共享,并作为下一阶段企业创新的新范式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政府和企业在其中所充当的角色和承担的功能分别为政府应充当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的辅助角色,企业则需承担创新的主体功能;而基于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的操作复杂性问题,则分别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完成。

关键词:组织间;资本共享;創新范式;新动力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055-05

2016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方位”概念:这个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1。“新方位”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做到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新方位”概念也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

一、“新方位”概念提出的时空背景

理念是行动先导,理念如同大脑,只有对“新方位”概念提出的时空背景有了清醒地认识,才能正确地指导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企业的实际行动。拉古拉迈·拉詹在其名著《断层线:无形裂缝如何威胁全球经济》中总结到,“二战”后那些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一不采取外向型增长战略和管制资本主义。在德、日两国,企业与银行之间通过相互持股密切合作,催生了国内卡特尔,弱化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从而使企业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国际市场竞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出口,对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然而这些创造了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有些发展畸形,颇似只有一半肢体的人: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并存,尽管国内需求萎靡却依然注重国外需求。而一旦外部需求降低,这将对外向型增长带来灾难性的打击1。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虽然是遵循生产导向型和出口外向型增长战略并重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表明外贸出口这驾马车可谓功不可没,截至2017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08万亿美元,冠居全球。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于给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划上了一个省略号,首先是出口这驾马车失灵了。其次通过加大投资来刺激经济计划,短期看似见效,但实质上是饮鸩止渴,导致产能过剩和大量僵尸企业“僵而不死”,投资这驾马车也随之失灵。最后是扩大内需,但是我国的内需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着结构化的矛盾,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与日剧增,但企业仍然停留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思维里,以为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卖掉,继续提供低质残次商品,导致大量产能过剩。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忧内患,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适时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空背景。

新常态也好,新方位也罢,那就是要有全新的认识,中国经济需要摆脱过去的出口依赖路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走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路径。如果再回到前几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老路,单纯为了刺激经济,盲目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情况下,仍然到处去铺满钢筋混凝土,那么中国经济将依旧持续疲软,恐怕步日本等国的后尘不远矣,作为中国企业,这时真正该思考的是:撸起袖子,怎么干?

二、企业创新的新范式:组织间资本共享

在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如今资源环境的压力、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中国要想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从简单模仿转向自主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长期以来,大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小到企业“技术革新先进个人”,作为硬实力的技术创新备受国家和大多数企业青睐,然而此时大家却忽视了另外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创新——“组织间资本共享”。

拉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来对实物资本进行有效地利用2。比如购买一台复杂的机器,决不是再雇用一个员工来操作那样简单,要想这台机器投入使用,周围还必须有一整套组织体系:需要一个供应商来提供原料,需要管理人员决定产品结构,需要客户购买商品,需要机器维修团队,需要安保体系等等。一个组织不可能在真空中运作,它需要其它复杂的组织来提供投入以及购买它的产品,重要的是,它还需要金融、电力、运输以及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需要一个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网络。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组织结构的软硬件方面已经为“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后发优势明显,我国当前组织间资本创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我们把当下已经较为成熟的电子商务(包括B2B、B2C、C2C),以及围绕电子商务所构建的电子支付平台和物流网络,统统称为组织间资本创新的第一阶段——商业模式创新阶段;我们则把方兴未艾的共享经济称为组织间资本创新的第二阶段——共享模式创新阶段,共享经济的产生是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但是目前共享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所谓的“共享单车”、“滴滴快车”等只不过是面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资源共享,并且共享的资源内容较为单一,其创造的价值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更多的潜在资源和巨大的剩余价值仍然沉睡在那些称为企业或各种机构的组织之间,亟待通过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来开启。

本文认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资本共享将是企业创新的新范式,所谓企业组织间资本共享是指,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将其多余的人力、机器设备、厂房建筑和无形资产等资源的使用权进行让渡,并从中获取收益。其实传统意义上的贴牌生产、连锁经营,也是通过让渡企业商标权、特别经营许可权这一无形资产来获取收益,本质上也属于共享资本模式,但是这种共享模式具有较高的前提预设,那就是企业要有良好的声誉和市场潜力,它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它无法为全社会企业组织效仿。而未来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的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将能够有效地避免上述传统共享模式的局限,使得不同企业组织间可以将同质性的技能、设备和闲置厂房等资源的使用权进行自由让渡,发挥资本利用效率,再次获得资本剩余价值,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endprint

组织间资本共享模式创新具有以下优点:(1)对于资源让渡方而言,可以有效地利用闲置资源,消化产能,降低成本;(2)对于资源分享方而言,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支出,缓解创新资本不足;(3)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可以优胜劣汰,让“僵尸企业”自动出局,实现市场出清,社会剩余价值最大化。

三、政府管理体制在组织间资本创新过程中的角色

企业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在理念层次探讨相较容易,但落到实处却面临着各种操作难题,而其中政府管理体制的角色值得进一步商榷,正如在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学者在“产业政策大辩论”中针对政府角色截然不同的论述那样,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高低,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而言,政府管理体制的角色更为特殊,特别针对企业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而言,应当更为小心谨慎。

制度学派学者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保护财产权利、完善法律环境、降低税负门槛。然而,有些学者可能夸大了政府管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1。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了这一观点:铁路公司是当时最早出现的现代工商企业,它们首先雇用支薪经理,设有中层经理、高层经理办公室……它们首先建立大规模内部组织机构,并严格划分各单位责任、权力;它们也首创财务和统计报表制度用以监督、评估经理们的工作。它们在上述事项中都走在前列是因为它们不得不如此2。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史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微软生产了视窗操作系统;没有政府的資助,马云为社会免费提供阿里巴巴、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马化腾为社会免费提供微信系统等等,不胜枚举。无论古今中外,创新通常是企业先自己选择,然后遇到外部性问题时,才需要政府介入。拉詹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共通点就是政府的过度干预行为,他认为前者的根源是美国政府意图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通过“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战略,解决国内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后者则是政府的管制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处理来自外国的大量资金所导致的,企业在商业地产市场和制造业过度投资问题。事实证明,如果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伸地过长的时候,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市场价格可以在不受组织缺陷或偏好影响的情况下搜集信息。确实有一些运转良好的国有企业,但运转最好的那些企业往往会远离政府那套规则、程序以及干预,除了所有权归国家之外,一切都遵循私营企业的模式3,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学者的共同点也是,都认为由于政府存在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应当避免过度干预,而采取“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栖”的策略,即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协调问题,使其潜在比较优势迅速转化成竞争优势。基于创新存在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所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政府管理体制绝不是百无一用,在处理企业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降低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的交易成本1,提供一般企业不愿意投资并且耗资巨大、长周期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1)充当裁判角色界定组织间资本产权,产权明晰是组织间资本共享的基础;(2)加强知识产权进行法律保护,解决组织间资本共享的法律纠纷;(3)设立第三方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组织间信用惩罚体系;(4)建立创新风险基金融资平台,缓解创新资本错配难题2;(5)加强金融体系管制,防范金融系统风险3;(6)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组织间资本共享的交易费用。以上这些,只能通过政府管理体制设计来完成。

四、企业自身在组织间资本创新过程中的功能

企业从来都是创新活动的发源地和试验田,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一直是创新的主力军,但近年来,随着工业4.0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由于民营企业拥有比较灵活的适应市场体制的创新模式,后来居上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拥有比如联想、华为、海尔、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一大批世界知名民营企业,涌现出任正非、褚时健、柳传志、张瑞敏、牛根生、王石、马云、马化腾等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国企和民企正在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隐藏着巨大的剩余价值潜能,如果能对其进行挖潜增效,将有助于解决当下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些经济难题,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企业自身发展,而本文提出的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模式,为企业挖潜增效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

尽管组织间资本共享是利用“闲置资源”来获取资本收益,但企业需要明白一点的是:财务学原理告诉我们,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不是任何组织都适于采取这种创新范式,否则将偷鸡不成蚀把米。习总书记告诫我们“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对内只有苦练内功,对外才能抓住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机遇,因此企业自身应该审时度势,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快企业管理制度创新:(1)加快大数据时代的财务转型,建立“财务云”共享中心。财务工作是将具体的业务循环中的信息进行提取、挖掘、加工、提炼、展示成内部报告和外部报告,进而支持企业的经营决策分析,为企业创造价值。全球创新时代、技术飞速进步让本已复杂多变的商业世界变得更加难以预料,企业获得的财务支持与日俱增,传统的三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财务模式远远不能满足经营需求,特别是未来要走向组织间资本共享模式的话,财务转型势在必行。“财务云”共享服务颠覆了传统职能部门的工作方式,借助精细化、标准化、规模化和信息化,将企业大数据存储在计算机云端,通过“共享服务”作用于多业务、多客户。并且客户规模越大,共享服务就越有生命力,因此“财务云”共享中心是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的运作基础;(2)加快内部控制变革,注重非程序化决策控制。随着“财务云”服务的不断普及,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要因时应势地进行制度变革,在传统的商业模式时代,内部控制的工作重心是供应、生产、销售等程序性的业务流程,然而随着这些常规性的业务运营信息可以交由财务云端自动化处理,所有这些程序化内部控制工作得到释放,控制重心应转向内控环境、公司治理、公司文化、收益分配等软性的、非程序化决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范式;(3)优化风险管理制度,为共享实施成功奠定基础。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是对企业管理模式的一次深度变革,如何把握共享变革机遇,加强变革的风险管理,将为共享的成功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持续优化三类组织间资本共享风险:战略风险、运营风险和技术风险。战略风险大致包括共享资本的业务范围确定风险、商誉减损风险和实施方法风险;运营风险大致包括组织架构风险、人员转型风险和变革心理风险;技术风险大致包括IT系统优化风险、系统集成风险和流程失控风险。endprint

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是企业的一场彻底、深入、全面的变革,企业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包括管理层、基层员工,以及与之相关的客户和供应商等)、全面深入(包括战略、模式、流程、组织、技术、产品和服务等)的管理舉措才能保证组织间资本共享创新的成功落地和健康发展1。

五、结论与展望

“共享经济”是机构或个人有偿让渡其拥有闲置资源的使用权给他人,让渡者获取回报,分享者则利用分享资源创造价值。共享经济概念最早由两位美国学者费尔逊和斯潘思于1978年提出,但只是在最近几年由于大数据信息技术的成熟,第三方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搭建,才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然而以目前共享经济的实践情况来看,共享经济的交易关系主要发生在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组织之间,尚未看到组织之间的人力、物质等资本共享,而这却是共享经济最具潜力,隐藏剩余价值最巨大的领域。

因此,本文以“新方位”概念提出的时空背景作为经济发展逻辑主线,引申出企业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逻辑不断地进行商业模式的变革,结合企业商业模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创新性地提出“组织间资本共享”这一新方位、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创新的新范式,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文中着重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在该范式下的角色和功能,意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企业商业模式的变革必将迎来一个又一个新方位、新常态。

Sharing Capital Inter-Organization:A New Innovative Paradigm and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and Economy

Yang Qizhong Feng Qiaogen

Abstract:“Sharing economy” is a new innovative paradigm and driving force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ese economy entering.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economy and history evidence, we originally propose the concept of sharing capital inter-organiz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e think the sharing economy should transfer from the inter-individual to the inter-organization as the next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ese economy. Secondly, we separately discuss the role of our government and the function of our enterprise at the stage, we think the government should assume the auxiliary work and the enterprise is the truly leading role. At last, considering the practicing complexity of the sharing capital inter-organization, we propos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nd give a outlook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ter-organization; Sharing Capital; Innovative Paradigm; Driving Force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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