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星

被建构的侯孝贤：台湾经验、中国性和第三世界

田 星

文章意在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目前大陆学界侯孝贤电影研究中比较流行的几种范式，力图阐明这些学术思维框架背后所涉及的身份和地缘政治，以及它们所折射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知识界文化心态的变迁。

侯孝贤 台湾经验 中国性 第三世界

文化传统的形成，往往是通过对族群集体记忆的不断重述、回忆和再阐释来实现，电影传统的建立也大致不出此例。远的暂且不论，近的仅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看，彼时华语影坛兴起的电影新浪潮风起云涌于一时，国际获奖无数，后虽在电影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沉寂，但新电影的文化价值、美学风格以及旗手们的作者风骨经过媒体、学术话语的反复演绎、建构，于今，已然成为华语电影观照自我，平衡产业结构，纠偏文化价值走向的一种珍贵传统。这种文化建设的逻辑性，从去年围绕侯孝贤以及他所代表的小众艺术电影的讨论中即可窥见一斑。

2015年8月27日起，《刺客聂隐娘》在大陆和港台地区陆续上映，沉寂多年的台湾文艺片导演侯孝贤再次走入文化舆论的中心地带。其实早在5月份，侯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时候，舆论就已经开始发酵。如今一年时间倏忽将尽，话语的尘埃落定，我们再去翻看当时报刊杂志对于这部影片，对侯孝贤以及他所代表的艺术流脉的评价和讨论，会发现舆论和学界对侯的定位和阐释大致不出三个套路：其一，从本质论的角度再次确认侯孝贤的影片具有完美的“中国性”，并从影片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形态上对这种“中国性”进行具体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