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瑞蔓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长城》一出，喧哗四起。“人海战术”“饱满色彩”“民俗符号”等典型的张艺谋元素依然引发争议；“故事简陋”“情节做作”也没有因为好莱坞团队的全程参与而得到新的判定。惊艳的视效场景只被简略一提，甚至成为另一种方式的批判，成为论述演员选择失策与故事漏洞的参照系。视角不同必然引发结论差异，但刻意放大瑕疵，无视优点，显然与普通观众的观影现实有所不符，也不利于中国电影关乎遗产题材之良好创作生态的养成。

作为张艺谋与好莱坞团队第一次完全的深度合作，一部满怀中国风却放眼全球的商业类型片，《长城》不宜被放置在导演的艺术片佳作中去类比，去细数它的“堕落”；而应该放在《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序列中，去肯定它作为商业类型片的成熟与完善。然而，长城之名，毕竟指涉太多民族文化的内涵与象征。借用此名的电影势必要背负民族文化呈现的万众期待。所以，在商业电影的评价标准之外，还应有一种民族文化传播的视角考量。《长城》是两种“全球化”策略交锋与博弈下达成的共识，是中美文化互相改写最终融合的混血之作。它所呈现的既不是以往西方想象中的刻板中国，也不是东方认知中的深度中国，而是一次围绕“集体主义”概念，密集输出中国形象的创意文化大秀。

一、“秀”之轻与魅

文化全球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稍有实力的国家都希望在全球文化竞争格局中抢占先机。饶曙光先生曾在2011年论及中国电影的全球化策略时指出：“高端国际合作和电影制作的专业化是推进电影创作、电影制作的现代化，在叙事、技术、影像等各个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影接轨，适应产业化、国际化大背景下的电影市场的需要的必由之路。”[1]2016年的电影《长城》即可看作对这一理论策略有力的实践呼应。当张艺谋带着推动中国电影全球化的梦想与最善于在全球推行美国主义的好莱坞团队合作时，两种不同诉求的全球化策略的交锋与博弈必然产生。好莱坞团队抛给中国电影的橄榄枝，并不是为了写一封柏拉图式的长城情书。这背后复杂交织着对中国巨大电影市场的渴求，对美国题材枯竭的清醒，以及为增加文化认同，提升作品创新，而吸收目标市场本土文化背景创作人才的明智。这场交锋与博弈因双方追求“全球传播和受众最大化”的默契而达成共识：简化故事、强调奇观；让轻盈的民族形象和符号“秀”代替沉重的民族文化思辨去跨越语言障碍与文化隔膜。

将《长城》比作“秀”，首先肯定了影片在形象与价值传递上的快捷、易解，在视听呈现上的夺目悦耳、创意十足。长城、火药、饕餮、无影禁军是影片叙事的四大要素，也是秀之重点。主秀长城因情节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多变的审美形象。它是威廉(马特·达蒙饰)逃脱追击时仓皇误至的庄重肃穆、深不可测的异域；是人兽大战中，挡住凶猛怪兽、配合团体作战的坚固堡垒；是擒拿饕餮时，雾气迷离、空灵神秘、如真似幻又生死难测的险境。当实物长城在饕餮暗度陈仓之计中“溃败”，另一道用将士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又倔强不屈地屹然而起。壮观与秀美、安全与危险、悲壮与温情、不屈与英勇，共同刻画出一个美学意涵丰富的中国长城。此外，火药的神威与兵器的玄妙，凸显了古老中国的智慧；饕餮的神秘、狡诈、贪婪引人反思、耐人寻味；无影禁军的各司其职与齐心协力潜移默化在五色五兽的盔甲上，殿帅统一的号令中，以及生死面前的义无反顾；还有秦腔、鼓舞、《大风歌》《出塞》等。这些符号与形象携手演出一场创意十足的、快捷且易解的中国文化秀。

二、对好莱坞电影的文化改写：集体精神彰显

与好莱坞团队深度合作，意味着中国文化形象的内在价值可能被改写为美国式的定位。比如，他们曾把以孝为重的花木兰变成女权主义精神的代言人；把国宝熊猫塑造成一个自由主义精神的英雄大侠。确实，为适应好莱坞的故事标准和全球化的传播力度，长城被添加了新的价值与内涵，也被斩断了历史连结。然而，其中的民族文化群像，既没有完全被西方意识单向改写，也没有自乱阵脚或自我妖魔化。导演以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将它们集结在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价值标准周围，并巧妙、强而有力、与时俱进地表现出来。

长城代表一种中国力量，一种众志成城、抵御外侵的精神，象征着团结和坚守。电影将历史中抵御外族的长城切换为抵御外星生物的长城。这一设置是对长城价值进行的全球化改造，不仅与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抵御异鬼的绝境长城互文，更呼应了中国当下的大国地位和国际价值。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就是“终于轮到我们救世界了”[2]。事实上，这次拯救世界的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群视死如归的中国战士。中国的大国气魄，中国军队的团结、英勇、牺牲，中国式“集体主义”的精神与价值观，在真正的好莱坞模式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而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在影片中则更多地与贪婪联结，并获得孤立无援的结局。这不仅改写了以往好莱坞电影中个人主义精神的“霸权地位”；更有意味的是，也改写了导演自己曾经对集体的叛逆表述。《英雄》中的秦军以团体协作的方式处决一个无名的英雄；《十面埋伏》中的朝廷与反朝廷势力，因个人的情爱战争而消隐；《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军队为一场皇室内部的私欲争斗而惨烈搏杀。以此对比，《长城》的“无影禁军”就更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精密的配合，符合西方对中国的以往认知(比如阅兵式、奥运会开幕式等印象的累积)，而精密之上人情与人性的多细节刻画，则突破了这种认知，让集体主义不再刻板，而是鲜活和灵动起来。

塑造中国式集体英雄，是《长城》对好莱坞电影的一次文化改写，也是对好莱坞英雄叙事惯例的一次突破。有人质疑，是外来者威廉射出了打败饕餮的一箭，拯救世界的还是美国人。这是一种不解故事规则的误会，也是合拍片必然要面对的宿命。好莱坞的故事标准之一就是把最灿烂的光辉留给第一主角。《长城》是面向世界的商业制作，这光辉一箭自然要留给众星中最有全球票房号召力的第一主角马特·达蒙。但导演在此做出了巧妙的平衡。整部电影不是“超人”威廉一个人的“达人秀”，相反，他在无影禁军“集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从一个“个人主义”的西方雇佣兵，成为抗击饕餮大军的重要一员。战胜饕餮也不是像好莱坞其他英雄大片一般，靠英雄孤军奋战来实现，而是众志成城、不怕牺牲的集体协作换来了最后的安宁与和平。还有人质疑，威廉从“为个人”转向“为集体(人类)”的可信度，将其归结为林梅(景甜饰)的几句说教之辞。其实，如果把“转变”理解为“揭示”，会更适合影片的语境。面对与饕餮的生死之战，另外两位西方人(托瓦尔和巴拉德)选择了带着黑火药趁机逃走，威廉则选择留下来与中国将士共同抗击饕餮。这是情节对主角深层性格的内在揭示——他向往这样可以托付信任的团体，他本身就期待这样的荣誉归属。这种选择其实在电影《与狼共舞》和《阿凡达》中早有前例，实在算不上一种“孤单”的另辟蹊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式集体主义价值和精神被巧妙且恰当地提炼为具有普适性的“信任”，堪称影片突破文化隔阂的一处妙笔。“信任”，一种对东方、西方都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及伦理共识，在情节内感召着威廉，在情节外也更容易收获西方观众的理解与认同。当西方观众在“信任”的牵动下，对集体精神加以接受时，就在无意识中被输入和灌注了中国式的价值观。

三、《长城》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长城》以秀的方式，传递出密集的中国文化符号和形象，突破了以往中国文化在好莱坞制作中尴尬的陪衬境地。这些以中国文化为根塑造的审美形象，能否在好莱坞的技术和故事包装下，真正收获他者关注，甚至认同，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成功范例呢？准确答案的出炉不仅需要全球票房实际数据的佐证，还需要耐心深入、宏微结合的跨国调查研究去支撑。可以肯定的是，导演遵守商业片规则，避免深层文化信息的介入，在故事上做减法，在思想上去作者化，力求文本的最大普适度，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影群体预留足够接受空间的行为，为他“借水行船”[3]，推动中国形象(而不是中国故事)先走出去的理想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这样的创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形象呈现的扁平化与架空化。长城随时间沉淀的人文历史内涵被遮蔽，正如影片中，长城与自己的现实地基脱离，被移花接木在风景更奇幻的张掖丹霞之上。电影中被斩断历史根脉的架空的长城，到底是中国文化全球化呈现的一种必需的妥协，还是导演对自身驾驭能力的清醒认知？张艺谋不是李安，也不是宫崎骏，对于电影，他有自己的天才之处，也有无法弥补的短板。正如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的自我评说：“我这豆腐匠只能做炸豆腐和油方，炸猪排之类的恕不能为。”[4]所以，把深度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和责任搁置在张艺谋的肩上，也许并不合适，也并非他一人所能。

论及民族文化的电影传播，英国遗产电影是一个值得比较的对象。它呈现的贵族文化，正如我们的古装武侠一样，是吸引他者目光的利器。但若论及世界范围的持续影响力，中国武侠大片还无法与英国遗产电影相提并论。莎士比亚、简·奥斯汀、E.M.福斯特等英国作家及其作品、英国皇室及相关历史，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范围都具备极高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这让取材于英国文学和历史，并常常以忠实于原著为创作旨归的遗产电影具有一种先天的文化高地。而缺少大量被世界深度认同的文学资源，中国电影需要从无到有地去创造出与世界的故事牵连，困难何其之大！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庞大、复杂，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规划与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人、某几部作品就可达成；而是需要大量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民族文化题材影片形成一股强大的传播合力。毕竟，“文化的多元, 是文化活力的前提”[5]。长城等中国文化遗产，需要多元化、多维度的影像表述，才能真正实现与其人文历史内涵对等的有效传播。过多的架空设置与历史切割，只会导致一种对民族遗产虚无的刻板印象。《长城》的“借水行船”模式及创意文化秀般的形式风格，只是中国电影传播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虽有可赞之处，但绝不能成为唯一标准、唯一范本。2016年，《长城》与《小门神》《百鸟朝凤》《大唐玄奘》《夜孔雀》《大鱼海棠》等影片一起，汇聚成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书写的一道壮阔且色泽丰富的景观。虽然票房和影响力各有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创作意图和市场定位的多元与丰富，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电影传播的受众最大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