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冬旸

（中央戏剧学院 戏文系，北京市 100710）

汉味年货
——大型贺岁方言喜剧《财神来敲门》观看记

汤冬旸

（中央戏剧学院 戏文系，北京市 100710）

2017年春节期间武汉市说唱团多场地多场次演出了大型贺岁方言喜剧《财神来敲门》，它巧妙的故事情节、简洁的舞台风格以及精彩的角色演出，让观众品尝了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年饭，值得咀嚼回味。本文从戏剧情境的架构、人物塑造的得失与剧本的文化背景三个方面来探讨该剧的夺目风采和它背后所承载的城市文化变迁以及产生的原因。

戏剧情境；人物塑造；方言；文化背景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压岁钱习俗可上溯至北宋年间，武汉说唱团创演的方言贺岁剧《财神来敲门》观照当下武汉市井，以喜剧搞笑专门“揭家乡人的短”，好好嘲讽嘲讽掉进钱眼里的乡里乡亲。该团从2004年始致力于年度方言贺岁剧的打造，伴随十部作品陆续推出，不仅赢得本土观众的热捧，而且在全国也人气渐升。

既然是家乡味，那就可见“接地气”的重要性。《财神来敲门》首要的就是剧情，不得不说比起那些让普罗大众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莎翁悲剧，这个故事好消化得多。讲的就是生活在快活里的“嘎巴子”、“岔巴子”、“栽麦子”三个人本想发一笔横财，没想到反被诈骗，不仅欠了黑社会母女俩的高利贷，还差点命丧黄泉，被逼娶妻，好在最终凭借着乡亲们的团结和警察叔叔的帮助化险为夷。剧情既是身边事，人物名字又都对应着武汉方言里的三种性格，让观众一听就明白。在武汉话里，“嘎巴子”是不厚道的意思，而“岔巴子”表示大嘴巴，“栽麦子”代表的则是倒霉蛋，这三个性格标签鲜明的主人翁一上台，戏剧冲突就产生了。但如果三个人就按照他们的名字来发展剧情，难免落入俗套，因此编剧把这三个人的性格都加了点佐料，成了有点笨的不厚道，老实的大嘴巴和狡猾的倒霉蛋。这三个人的性格一方面是随着剧情一点点展现，另一方面则是借由对手的回忆——讲小时候的故事、揭老底来完成的。这些让对方“掉得大”的陈年旧事也成了剧情的另一大笑料。

本剧人物塑造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人有钱就容易变坏”，这也体现在三位主角的身上。比如，之前口口声声说要娶刚离婚的初恋情人的岔巴子，在得知自己有可能赚一大笔钱时立马改变态度，看不上初恋了；又比如，携带着乡亲们的血汗钱跑去海外的栽麦子，也因为东窗事发六亲不认，不愿意还款；再比如当放高利贷的王老板打赏5000元捉拿岔巴子，意图让岔巴子孤立无援时，街坊们全都扯个理由提前开溜……但最终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战胜了金钱的诱惑，岔巴子抱得美人归，三位发小重归于好，坏人也得以绳之以法。虽然是个老调重弹的大团圆故事，但由于编剧的细致刻画和演员的精心塑造，它仍然收获了大家的掌声。

三位主要演员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运用自己的肢体语汇很好地完成了剧本人物的构建。比如岔巴子从一开始幻想与秀梅结婚的忸怩与害羞，略带夸张地轻微摇晃着身子，稍显笨拙，再到后来为逃避王老板女儿的逼婚，手脚麻利地钻进木箱，一直配合着栽麦子和嘎巴子，生怕露出马脚，都把这一人物的心理变化外化为人物动作的变化从而得以展现。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先生在《戏剧本体论》中曾经探讨过戏剧情境与人物动作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特定情境是人物产生具体动作的前提条件，动作受情境的制约……特定的情境赋予动作特殊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并非仅指动作可以指称、说明的东西，而是由动作的‘因’所赋予的特殊的情感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岔巴子对于秀梅的喜爱以及对于王老板闺女的畏惧，他的畏惧感越多，这个人物就越讨观众喜欢。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妻管严，得知前史的观众会对他的专情与不见财忘义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树立了他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完善了相辅相成的戏剧情境。除此以外，他的大嘴巴和老实忠厚也在这一过程中逐一显露，使得这一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然而，作为一部舞台剧，《财神来敲门》还有一些尚待打磨提升和精细化的空间，比如最后一幕王老板女儿突然宣称与岔巴子的初恋秀梅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由于前戏缺乏一定铺垫和伏笔，所以给人牵强突兀之感。尽管如此，武汉说唱团坚持用方言喜剧为民众贺岁已成为目前这座“九省通衢”城市的文化名片之一。

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武汉观众，这不是我第一次观看武汉市说唱团的方言剧，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岔巴子”、“嘎巴子”、“栽麦子”的大名。从早年雄霸武汉电视台的《都市茶座》，再到近十年来每年的方言贺岁喜剧，演员和他们的艺名已经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了。说起“嘎巴子”大家就知道是团长陆鸣，说到“岔巴子”大家就知道是独角戏专家田克兢，说起茶座老板娘大家就明白是美女尹北琛。不同于《007》系列电影，邦德和邦女郎更新换代的神速，新邦德和邦女郎层出不穷。反观这几位台柱子，多年来始终屹立不倒，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武汉人。

该剧另一个值得称道的表现形式则是所使用的方言。虽然全剧是以武汉话为主，但也加入了不少周边地区的方言，有黄陂、天（天门）、沔（仙桃）、浠水等处地方话。这些不同地区的方言借“快活里”的街坊之口说出，既表现了不同身份的人物性格，也不至于让武汉观众不知所云。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在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和湖北文化的多元性，借“快活里”这个地点来一一展现，颇有点类似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如果需要一个更东方的例子，那台湾的眷村似乎更为贴切，在大的背景下都是异乡人、流动人口的聚居地。这或许与本戏的导演陈立华正是一位台湾艺术家不无关系。

《蓦然回首是彼岸——论80年代后台湾当代话剧中的“外省人”身份认同问题》一文曾这样总结战后戏剧家的创作风格：“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失落情绪和焦虑大背景下，开始在戏剧作品中自我定位，并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题材上，他们大胆地重新挖掘和重新反思过去的禁忌；叙述主体也由历史上的大人物转变为市井中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王侯将相式的国族大叙事被个体的感官呈现和记忆重现取而代之……”这种着重于描写市井小民的生活原生态显然也是本剧编剧李冰的擅长，作为一个山东汉子，他与台湾导演或许都带着一定的陌生化视角来看待武汉这座城市，而其中最为吸引目光的大概还是街头巷尾那些活生生的普通百姓。无独有偶，武汉著名作家方方作为一个搬迁至武汉的二代移民，她也曾在《那些城那些事》里这样形容武汉文化与武汉人：“武汉的土俗文化得幸于长江，得幸于汉水，得幸于我们周边的一些大湖泊，它让武汉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大气。武汉人直率、豪爽、热情、大派，即使武汉的三轮车工人，都是大气、大派的。”反观此剧，不难发现，快活里的居民也大都属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有的是剃头工人，有的在街边开小吃店，他们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这个每天不一样的大武汉。

山东的编剧、台湾的导演加上武汉说唱团的这群“活宝”，共同完成了这部戏。正如编剧李冰所说，来武汉的几十年里因为观察武汉人而获得了不少乐趣，也成为了写作的素材，还原了武汉人的爽快和泼辣，而台湾导演融入的西方元素和台北的俏皮则给武汉这座码头文化气息浓重的城市涂抹出了几分时髦的胭脂气。武汉也就像一个我们都认识的街坊小姑娘一样，看着她学会了方言，慢慢长大成一个受过教育、爱漂亮的小姑娘，而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她在未来变得更加优雅，所容纳的文化也愈加丰富多彩。

[1]谭霈生.谭霈生文集：戏剧本体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2]方方,孔庆东.那些城那些事[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

[3]韩雪.蓦然回首是彼岸——论80年代后台湾当代话剧中的“外省人”身份认同问题[D].中央戏剧学院2016年硕士论文.

汤冬旸，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2015级研究生。

J805

A

1007-0125(2017)09-0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