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土地改革（下）

随后，我和祁克、张向新（名字可能记得不准确），是否还有一位我们小组里那位想不起姓名的青岛中学生，作为一个小组，我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组长，派驻安庄屯。祁克是财经系第六组的，比我入学还晚，年龄比我小，是从延安过来的，进城后他更名为谢静修，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

安庄屯，这是一个比较富庶的村庄。村边有一条河，叫洋河。村里有一户大地主，远近有名。开有一座烧锅，在当地的酿酒业里也有名气。地主兼工商业，叫经营地主，其工商业部分，政策明确，是不能触动的。在政策上，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以开明士绅对待。区县的地方干部介绍，这个村子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不怎么紧张，也没有恶霸。

我们几个学生住在一起，吃饭是在农户中轮流派饭。派饭的农户，没有显著贫困的。村干部说，派到贫困农户，那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在当时的农村经济条件下，承担派饭，确也是负担。虽然说要给粮票和支付菜金，并强调农民平时吃什么，派饭就做什么。事实上农户都要作准备，做些好吃的。比如，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吃莜麦面，而莜麦面在当地是“细粮”，就好像北方的面粉和南方的稻米，普通农民并不是经常吃的。但这样的派饭选择实际上就阻断了了解农村贫苦阶层的一个重要途径。后来的土地改革都强调参加土改的成员一定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吸取这样的教训。

除去在吃住方面没有深入农村各阶层，特别是下层，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土改农村的情况，同时，语言的隔阂也十分突出。平津与张家口相距并不算远，但要听懂张家口的地方土语并不容易。2012年，在张家口的旧城，我请当地人用当地土语说说“四”和“十”这两个数，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几位教授没有一位能够分辨得出土语里这两个数字的区别。

应该这样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对安庄屯，对张家口这一带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了解得极为肤浅。

我们这个学生组在土地改革中的任务是什么，起什么作用？记不起具体的提法了。真正主持土地改革的是区县的地方干部，但他们并不固定住在村里。我们这几个学生与区县地方干部怎么配合工作，也已经全然记不清楚了。

这次土地改革的轮廓：一是组织清算说理斗争，要农民向地主“算账”，讲清是农民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的道理，从道义上论证土地改革的正义性质；二是动员地主“献地”，然后把献出的地分给贫农、雇农。如有地方恶霸，则要组织“反霸”。

我们这些学生自己学习时，用马克思只有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好像讲清楚了是农民养活地主的道理。但不只是地主，就是农民，虽不明着辩驳，但并不怎么接受我们的说法。不怎么清楚的记忆是，区县地方干部主持召开了一次“说理会”，会开得冷冷清清，有一两位农民讲话，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就散会了。记得当时根据地的报纸不断登载各地土地改革的报道，讲述说理会开得怎么怎么好，如何使农民挺直腰杆要求分地。而我们这里的说理会开得如此糟糕，十分泄气。

动员地主“献地”，地方干部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怎么了解。记得我曾去烧锅找过那位大地主，应是动员他“献地”。这位地主兼工商业者，是个中年人，言谈举止显示见过世面，他说，他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说自己决定“献地”，同时更诉说了不少烧锅经营困难之类的话。此行与地主的正面对话，应该是没有起任何作用。后来，这位地主到底献了多少地已经没有印象。

记忆里比较清楚的是给贫雇农分地的会。会由区县地方干部主持，叫一位分地农民，给他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他分得的地块。原来设想，分到土地的农民一定兴高采烈。可实际上，会场的气氛极为平淡，丝毫看不出渴望土地的农民有何喜悦。会后，我们通过打听分析有几个原因：一是国共之间尚未定局，要是国民党打回来，那时候的用语是“变天”，分得的土地必然要退回去。就那时的局势看，国民党打回来的可能性极大，事实上不久傅作义就拿下张家口。这个原因好懂。

二是仅凭一张小纸条说你分了哪块地，农民认为这不算数。而关于土地丈量和“地契”问题，不记得当时提出过什么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根本不懂得的。据说，献的地都是“带税”的地亩，即政府征收钱粮册子上登记的地亩。但安庄屯高产的地，主要是河滩上淤积出来的土地，而这些地却在钱粮册子上没有登记，从而是不纳税的。分了应该纳税又非高产的地，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地亩分为“带税的”和“不带税的”，政府钱粮册子上登记的地亩之外还有大量不在册的地亩，我们这些学生是第一次听说。当然，地方官员是懂得的，从而不带税的地亩，也要向地方官员“打点”；而地方官员的上级也不是不懂得这里的油水，所以下级地方官员也要循例向上级“打点”。但带税的和不带税的地亩终归有所区别。了解了这些，确实觉得自己浅薄幼稚，深感要想认识社会、历史的真实，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后来，对于农民隐瞒耕地，隐报产量，对于常常听到的无论怎样周密安排，统计的耕地总是小于实际的耕地，对于地方政府在这样的问题上常常与农民一个鼻孔出气，等等，多少有了较为冷静的分析思路。

在这个村子里，应该是区县地方干部的建议，让我为全村作了一次“形势”报告。讲了国际形势，如社会主义在亚非拉的广泛推进和美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讲了国内形势，如国民党对和谈的破坏和共产党根据地的欣欣向荣。自己觉得准备得比较充分，讲述时也声音响亮，激情满怀，会场也比较安静，自我感觉良好。很快，老乡的反应回馈上来了，极为简明。上半句是：“南方老侉讲的真带劲。”那时，张家口一带的人，把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的人都称为“南方侉子”，就像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的人，对淮河长江以南的人都称为“南方侉子”一样。但紧接着的下半句却是：“可惜一句也没有听懂！”捧到天上，又立即摔到地上，一屋子的人，有地方干部，有同学，还有村干部，无不捧腹大笑。在这里，对老乡的评语我用了引号，是因为触动极深，不会记错。

8月底，学校通知，同学撤出土改工作点，以系为单位集中进行总结。财经系在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想不起来了）里又集中在了一起，同时恢复了原来的分组建制。大家非常高兴。在这个村子里，主持全系工作的，回忆是助理员李光宇和张卫华两位同志。我们第四小组的小组长还是陆迅。

总结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交流参加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收获，二是总结各自的思想收获。

关于参加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收获，大多的小组与我们这个小组类似，平平淡淡。个别小组稍好，讲了组织说理会和分地的经验。有一个小组，捉住了一个惯匪，成了大家集中议论的话题。

随后是思想总结。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思想收获极大，但好像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之中，难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理清自己这一个多月来的思绪。小组长陆迅也坐不住，不断跑出跑进，发挥其交际广、消息灵通的特长。记得他带回的一个最大消息是其他组的一位姓吴的同学被党支部吸收入党了。那时，就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里，除去少数党务工作者，共产党员的身份还不是公开的；党支部开会对非党群众也是保密的。这的确是大消息，但由于当时认为入党对自己是很遥远的事，触动不大。倒是觉得组长打听到党支部的活动，确实本领非凡。

在这个村子里，精神既放松，伙食也好，颇有此间乐不思蜀矣的味道。但学校突然宣布，立即回学校。回到东山坡，看到那熟悉的宿舍，虽然多日没有人住，显得颇为荒凉，不过仍然觉得特别亲切。宿舍门前开出的小片菜地，野草丛生，几个没有人摘走的疤疤瘌瘌的小番茄，依然挂在倒伏的枝蔓上，好像盼望着我们的归来。这是我们的宿舍，很快会重新热闹起来。

可能就是第二天，一个我们组长也没有事先打听到的消息突然宣布，傅作義的军队会很快打到张家口，学校必须立即转移。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突然仓促从总结土改的村庄赶回东山坡的原因。当时，解放军在张家口的东西两线部署有大量军队。东线在北平到张家口的这条大川中间与国民党的军队对峙；西线解放军长期围困大同，久攻不下。唯独北面空虚，而傅作义的军队就是从张北突袭，长驱直入。《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记载，是1946年8月28日华北联合大学接到撤出张家口的命令。我们这个系离开东山坡可能是在接到命令后的一两天。

国共和谈的局面结束了。于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华北联合大学，不到一年，又要从城市返回农村。

至于这次土地改革，后来称作“和平土改”。断断续续听到党中央的精神，这是一次贯穿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土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