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学问横跨多个经济学分支，在理论经济学、中外经济史以及人口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

刘天怡，四川筠连县人，1914年3月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五岁丧母，九岁时过继给伯父。伯父是老同盟会员，在其资助下，先生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1936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學经济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入重庆，师从著名经济学教授白瑜先生。白瑜在教学中，善于把西方的经济理论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主张富国强兵，抗日救亡。他的人品学问，使刘天怡大受裨益。1941年刘天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之后又在白瑜的指导下，致力于财政金融研究，曾受聘于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任研究员。1947年春他在《大公报》发表《根治目前经济危机的方策》，其中提出币制改革的主张；同年8月赴美留学，就读于丹佛大学经济学院；1948年获硕士学位，即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先生毅然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业，怀着报效国家的赤诚之心，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受到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接见，由此奠定了他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1950年夏，先生进入设在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冬结业，报名赴兰州大学任教。从那时到1992年去世，先生一直在大西北的这所高等学府工作，历任兰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人口理论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

在大西北工作生活的四十多年间，刘先生虽然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屡屡被迫中断正常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更改研究方向，但始终以一个学者所特有的执着与胸怀，践行着“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校训，在每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能够作出开拓性的贡献，令同代学人赞叹不已。先生的教学活动所包容的知识极为丰富，曾先后讲授过“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学”、“外国经济史”等八门课程。他是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批在该学科取得学位授予权的经济学家，并为我国培育出首批外国经济史硕士。先生教学方法独特，以启发式、示范式为先导，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虽为著名学者，但对学生如朋友。他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视品德修养高于知识修养，常以“宁可德大于才，不可才大于德”教导学生。他本人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刘天怡先生学贯中西，既有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训练。其教学与研究领域跨度大，涵盖范围广。主要涉及以下五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留学期间，刘天怡先生就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学术功底，接受了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系统训练。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具有话语权的学者。他在宏观经济学方面具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对凯恩斯经济学具有独到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经济学权威刊物发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长文，代表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在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文章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普遍关注，提升了兰州大学经济学学科在全国经济学院系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个领域是外国经济史。刘天怡先生是中国外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参与了这个学科的建设。他最先提出把外国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的主张，并以精辟的见地、独特的思辨方法论证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阐述了他所首创的外国经济史体系，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生的代表作《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2期），系“文革”后首个探讨学科建设体系的论作。该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学科体系分类方法，即历史分期和国别经济史有机整合的方法。专著《外国近代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按照他本人提出的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尚未出版时，即以油印本形式在国内数所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资料；正式出版后，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第三个领域是人口资源环境学。他是我国西北人口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创办了兰州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及《西北人口》杂志，并出任第一任所长兼主编。其代表作《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以资源环境约束视野看待区域移民问题，在1984年北京“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后，受到中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而《谈谈美国发展经济时期的人口政策》（《经济研究》1981年第10期）等文章，则是先生试图用比较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成果之一。刘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1983年4月，他根据甘肃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的需要，专门组织老师和学生前往会宁县进行调查。经他修改审定的调查报告《会宁县人口与经济发展途径的初步研究》发表后，受到国务院“三西”（甘肃河西、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建设领导小组及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成为“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有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都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的指导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之一。先生在陕、甘、宁、青诸省组织的多项人口调查，包括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对于政府决策层有关西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的形成，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多半基于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和在中国历史经典文献研究上的知识积淀。这个方面的著述如《孔孟经济思想批注》《韩非子经济思想资料》《管商荀韩经济思想资料选注》等，足以显示先生在这个领域的造诣。而应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邀约为新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所撰写的《龚自珍经济思想评价》、《魏源经济思想评价》等词条，则代表了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五个领域是外国经济理论译著。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掌握当时国际理论界对凯恩斯研究的最新动态，刘先生翻译了不少资料。甚至在“文革”期间，刘先生刚刚从“牛棚”被放出来，还偷空翻译了《近20年欧洲经济概况》一书。这本书是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编辑出版的《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欧洲经济》（1972年纽约版）一书摘译而来，约二十万字。1982年8月，为了解决国内人口学教材不足问题，刘先生不顾68岁高龄，亲自担纲，组织翻译了美国人口资料《人口手册》（国际版）及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所著《人口学》一书。一年后完成，对于当时我国刚刚起步的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我1980年考入先生师门下读研，1982年留校任教，1992年亲历先生逝去。前后追随恩师12年。其间先是作为学生接受其耳提面命授业两年，后为同事兼助手，接班本科教学工作，与先生共事整10年。

十几年师生情谊，先生给我的印象可归纳如下：其为人可谓谦谦君子，其为师践行了因材施教激励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其道德修养多半基于修身齐家治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学界常言，做学问须先做人。说到做人和为人，先生践行了儒家所谓君子之道，仁、智、勇兼具，以仁人之心待人。这点放在先生身上恰如其分。先生宽厚大度，常以手书“心底无私天地宽”自勉而勉人。先生表面看上去柔弱书生相，但内在有勇者的素养——勇者不惧。何以为证？新中国刚成立他就中断在美学业，毅然弃学回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短暂的革命教育之后，选择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携妻挚子到兰州大学，无怨无悔，把一生献给了兰大，献给西北的教育事业。此诚所谓勇者也。

先生为师，把西方教育精神和儒家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年我们读研期间，他特别注重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上则鼓励我们自己去探索，且要求每个人都博学多文。他本人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亦写有大量诗词佳作，书法有“雪松之体”。而今回味，这恰是在践行个性化的教育，也是在实践所谓因材施教。得益于先生这种教育，师门几人选题各异，创新精神得到激励。后来在工作中，个个学有所长，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一定的贡献。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告慰于先生面前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