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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憎恨”的广播体操是怎么来的?

2017-11-15佚名

蓝盾 2017年9期
关键词:广播体操做操集体

佚名

历经多年的广播体操,你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集体美学政治需要。

上世纪70年代,用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做广播体操姿势十分标准优美,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在纪录片的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这个孩子叫李连杰。

广播体操改变了李连杰的一生,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广播体操恐怕没这么美好的回忆。

清晨,喇叭声起,音乐萦绕整个校园,震耳欲聋。各人挣脱出被窝的牢笼,急匆地奔向操场做操,从而展开新的一天。那时的广播体操——应该是内宿生活最惹人厌的事了。

不论在学校、工厂还是机关,抑或“叛逆的野马、柔弱的书虫”,集体做操曾是几代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强制做操的時代里,整齐划一的动作烦不胜烦,想要舒展个性的情绪就像虫子挠上心头。这杀千刀的广播体操,是怎么入侵国人的青春?

秘密任务

近代史里,国人常被嘲笑为“东亚病夫”。

插一个例子,据说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运会,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近三十个比赛项目,代表团共140余人。除一个进入复赛外,其余的参赛人在初赛就已惨遭淘汰,全军覆没。运动员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他们: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并题为“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俨然成为了中國人的名片,嘲笑事小,辱国事大。新中国成立时,经美国学者推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于是,发展体育的念头成了一颗种子,开始扎根生长。

1950年秋,中国体总筹委会派出了一支神秘队伍去苏联考察,期间他们知晓了国家即将与朝鲜一战的消息。

回来之后,队里的唯一一位女将杨烈上交了一份报告。梳着齐耳短发的她,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身体素质。于是,中国正式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广播体操。

之后,“保证每天早上做操”成为了抗美援朝的爱国口号。全国人民一边嗅着朝鲜战场的硝烟味,一边做着整齐划一动作,生怕做得不好,就不够爱国。

第一套广播体操借助广播,动作很简单。第一节“下肢运动”,就只用踏踏步;第二节“四肢运动”,就是弯弯腿、伸胳膊。接着八小节,每一节几乎只有一个动作,总长大概五分钟。全国人民响应了号召,音乐一起,手上事情一概暂停,身体开始动起来。

广播体操,不需要特定场地,也不用任何器械。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访华后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集体精神

不论是凛冽的寒冬,或是热辣的炎夏,当时,只要广播体操的音乐响起,人们就立马从被窝里爬出来做操。以至当年,法国、埃及和伊朗都派出代表团来考察中国工人做操的盛况,他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红火。

广播体操的推广展现了新政权的庞大力量,扭转了人们对新中国孱弱的印象、以及对于“东亚病夫”的嘲笑。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因集体的召唤,与全国人民紧紧相扣,共生共长。如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要拍国家宣传片的话,肯定会有一群人动作齐整地做操的画面。

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时,请来了苏联专家帮忙设计,带了点洋味儿。一些妇女做操时,让她们弯腰踢腿下蹲,很不好动员,往往是害羞脸红,唧唧喳喳,笑成一团。有的怕难为情,称病不出,有的说得给孩子喂奶去。但那时的领导很认真,很严格,都把她们从家里“轰”出来做,光站队就得半天,还得点人数。

文革开始后不久,全中国弥漫着向伟大领袖表忠诚的热潮,广播体操演变为语录操,设计者煞费苦心、苦思冥想,终于把《毛泽东语录》结合在语录操里的每个动作。

比如第一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动作就是上肢运动,双臂上举、挺胸、抬头,表现对其的无限信仰和崇敬……

这样的广播体操,更像是一场政治仪式。第三套广播体操颁布时,每天的上午十点半或下午三点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大楼前的空地上,总有七八百人在做操。

第五套广播体操推出了一节“冲拳运动”,有一个人回忆说,“当时老师讲,一拳冲向美帝一拳冲向苏修,从此以后,我做操还是蛮卖力气的,就是因为这两拳的缘故……”

那时,不论男女老少,都带着浓重的感情去做操。

一个62岁的老工人谈到做操时说,“回想旧社会,我们当店员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哪里还谈得上做操呢?解放后,党关心我们职工健康,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得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而且还开展体育活动,增强我们体质。我们职工都把参加体育锻炼当做工人当家做主的权利,职工都带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做操。”

现代的广播体操

“初升的太阳”、“时代在召唤”这些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到了近代,并没有被人们彻底遗忘。学生仍然是它最忠实的执行者。

Patrick whiteley在《中国日报》里写道:孩子们是快乐的,我从中已经能够看见中国的未来了。是的,当我第一次看到学校里的活动,我只看到了中国的“老一套”——做操、唱国歌、升旗,但那是我初始印象中的中国校园。随着我更多的观察,整个集体变回了各具特色的“个体”,他们精彩的生活在我面前一一展现。

大家熟悉的学生时代,是你可以不上体育课,但不能不做广播体操,会有专门的考勤员;运动会可以不开,但是广播体操比赛一定要有。广播体操从一方面磨灭了几代人的个性,为我们留下的,更多是集体美学的烙印。在2008年奥运会上,万人如一的整体磅礴,已然成为了中国展现在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形象。

如今的街头巷尾,大妈们热衷上瘾的广场舞,也与广播体操带着共同的基因。

历经多年的广播体操,你可以把它看做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集体美学政治需要。在几代人的心里,它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刻在记忆的河流。

(摘自《东西南北》)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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