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权

学校，本应该是孕育文化的摇篮，创造文化的殿堂，传播文化的阵地，可是，身为学校中的一员，我突然发现，现在的不少学校已经与文化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堕落为打着文化的旗号来摧残文化的“屠场”。这种摧残，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生为分数而战，身不由己。

古有“侯门一入深似海”，今有“校门一入苦难来”。学生从进入校门的那一天起，就变成了按预设程序不停运转的机器，老师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修正程序，决定其运转的速度和散热的时间；家庭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添加燃油，并配合教师排除机器的故障。在这样的协同努力之下，由于机器的个体差异，有些磨损严重的就自动降低转速，甚至停止运转，到了统一的运转周期，或者输出，或者报废。

据家长反映，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在1～2小时的不在少数；而不少初中生则把上课之外的一切时间，包括自修、课间，甚至午休时间全部利用起来写作业，有时甚至都难以完成，还得搭上晚上的几个小时。在各种公开或隐蔽的评价、评比的压力之下，学校、老师以机械的训练代替了素质的培养，大量重复的、机械的训练挤占了学生几乎所有的时间，考试成了评价和推动学生学习的唯一手段，期中期末考，月考，半月考，周考，大大小小的模拟考……贯穿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过程。频繁的考试，既是老师督促与评价学生的方法，也是学校评价教师的手段，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有的老师甚至做出在教室里供奉“考神”的令人大跌眼镜的荒谬举措。这样的教学，究竟是传播知识，还是摧残知识？

当然，不能由此断定学校忽略了文化，有关“文化”的文章还是在做的，比如，不少学校开设的国学、经典诵读课程等。效果如何呢？我的一位同事的孩子，在某中学读初一，因为事先动用了一些关系，选的是该年级最好的班，班主任是市级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学校每周聘请校外专家给学生上国学课，但课堂情况是，专家讲国学，学生写作业。孩子说，是班主任要求这么做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经典诵读等各种活动的报道，竞赛评比，声势很大，学校重视，学生重视，唐装汉服，粉墨登场。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大家重视的是“评比”，而不是文化，因为我不止一次看到，参与评比的学生离开会场之后，唐装汉服还穿在身上，他们却已经开始在会场外的墙壁上胡乱涂鸦，或者随手丢弃饮料瓶和各种小食品的包装袋，或者在会场外的花坛里随意攀折，而带队老师对此熟视无睹……无怪乎有人把这种只有形式而缺乏实际效果的活动斥之为“装神弄鬼”！我们不能苛求这些活动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教师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组织者——教师和学校的领导以怎样的视角、怎样的目的组织学生参与这样的活动，必然会对最终的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

高中阶段是学生个性品格发展的关键时期，情况怎么样呢？看看充斥在校园或教室里的所谓的励志标语就可见一斑了：“只要没学死，就往死里学！”“生前何必大睡，死后自当长眠！”“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不是赤裸裸的宣泄，就是刺刀见红的生死格斗，完全丧失了学校教育应有的敦品励学的风格和意义，令人不寒而栗！经历了这样的教育，每年高考结束，都会有学校上演考生撕书大战，这是考生历经十二年寒窗终于解脱后的宣泄？还是潜意识中对知识的敌视？

其二，教师为利益而战，各显其能。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这种职业要求也正在遭遇挑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有的教师正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向切实的利益发起冲击。有的功成名就的名师大腕儿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开办课外补习班，普通教师利用自己在任教班级的影响力开办课外补习班，有的特级教师脱离教学岗位，注册以文化为名的公司，专门编印、贩卖复习资料，直接从考试经济中分得一杯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种已成泛滥之势的现象：一是教师收受礼品，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小学。有的小学教师利用任命班干部、安排座位、过节甚至课堂提问的频率等机会暗示或变相地逼迫家长送礼，有的老师收到礼品后，还不忘找学生问问：你妈妈在哪里买的这个？以防收到“地摊儿货”。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完全不考虑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可恨又可怜！二是在岗教师的课外补课。按常理，学生有所需求，教师根据实际，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辅导也未尝不可，但现实的情况是，有的教师把这种有针对性的辅导变成了发家致富的捷径，课内得过且过，课外大补特补，对自己任教班级的学生，通过暗示、开导等方式，让他们加入到课外补习的行列之中；为了保证课外补习班的人数，有的教师把课堂上应该解决的问题留到补习班处理，迫使少数“不听话”的孩子乖乖就范。有的学校，连六七年级的历史、地理、生物等课程都有课外补习班。为了彰显课外补习的良好效果，每逢学校组织阶段性考试，补习班的教师甚至千方百计打听考题，提前组织学生演练，美其名曰“押题”！有的学校的领导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经济上坐地分成。有偿补课屡禁不止，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原因？

教育科研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但现在，有的教育科研活动也开始变味儿了，成了追名逐利的手段和利益输送的途径。

作为科研项目的承担者，不少学校对于课题开展的过程，有关自变量、因变量、试验对象的特征等相关因素的分析研究一概忽略，只是盯着学生的考试成绩，以此作为衡量试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完全忽略了开展教学科研的目的，这样的科研，即使是成功的，其作用和影响也会大打折扣。如果动机不纯，其危害就更大了。国内某知名教改课题在许多省份都有试验点，试验点要承担课题，就必须购买与课题相关的专著，组织教师参与课题组的培训，这应该都是正常的课题活动范围之内的事。（是否缴纳课题经费，我没有调查过，不敢随便乱说。）去年年底，该课题组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课堂教学竞赛，某县教研室组织了20名教师参赛，有10名教师获特等奖，9名教师获一等奖——这就有点不太正常了！但仔细想想，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总课题组负责人，到试验地区和学校的负责人，再到参与试验的教师，甚至到地方教育部门，求名者得名，求利者获利，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只是，当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都与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利益直接关联的时候，我们培养的，发扬的，传承的，究竟是什么？

其三，领导为政绩而战，花样翻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学校的领导，“造福一方”的标志是什么？按照正常的思维，从人格、知识等各方面为学生打好了终身发展的底子，这应该算得上造福一方了吧？但是，这个结果来得太漫长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百年树人，效率太低。怎样衡量学校领导的政绩呢？考试，评比。以高中学校为例，最早是比高考的升学率，高等教育基本普及以后，又开始比本科率，然后是本一率、600分以上人数和比例，升入名校的人数和比例……学校之间比，区县之间比，地区之间比，高考不息，比拼不止，而教师和学生，就是这盘永远没有结局的棋局中的一个个棋子，在各级“棋手”的驱使下永无休止地冲锋陷阵。

蒙田在其随笔《论自命不凡》中写道：“对荣誉的另一种追求，是我们对自己的长处评价过高。这是我们对自己怀有的本能的爱，这种愛使我们把自己看得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作为一级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有所作为，干出一番业绩，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对自己的“本能的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为了这种“本能的爱”，把自己看得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过高地评价“自己的长处”，并且把老师、学生全部和这种唯一的高标准的追求捆绑在一起，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作为教育战线的一名老兵，我常常会揭露行业内的一些弊病。自曝家丑，其目的不是否定，而是希望其更好。我也非常希望，我谈论的这些问题，仅仅是个别现象，可惜，它不是，在有的地方，甚至非常严重。而且，即使这只是个别现象，左右不了教育事业整体向好的趋势，但是，对于被涉及到的学生和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损害。因此，有必要把这些事提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