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文 韩文娟

(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伊朗电影《推销员》在第89届奥斯卡大奖角逐中，获得最佳外语片奖。故事讲述的是一对伊朗年轻夫妻，在搬到新居后不久，妻子由于自己的疏忽而在自家浴室遇袭晕倒在浴室中，妻子事后内心被恐惧和羞耻占据，选择了不报警，愤怒的丈夫同意了妻子的选择，但是自己运用智慧将罪犯找到。罪犯是一个暮年的老者，对自己的行为极度忏悔，充满了愧疚，请求得到原谅，但是丈夫要求罪犯在他的妻子、女儿、女婿面前坦白罪行，就可以不追究其罪行，最后酿成了罪犯心脏病发作，妻子也因此与他形同陌路的惨痛结局。那么，原本身为受人爱戴的文学老师和话剧演员的丈夫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邻居的闲话和目光、妻子的压力，还是自己作为男性的本能反应？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部电影名著中的受害者进行剖析，以期揭示主题“后真相”对道德的拷问。

一、从受害到加害的艾马德

艾马德原本是一位受学生爱戴的文学老师，正直、善良、大度。在电影一开始他们夫妻租住的大楼发生了危险，他抢先救助无法行动的邻居，在出租车内无端遭到乘客的羞辱后，没有生气，而是大度处之，给予充分的理解。但是当妻子被袭击后，他变了。拉娜在卫生间的遭遇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痛，邻居们善意的提醒和同情、同事间的扩散、罪犯遗留下的钱物，都像一张巨大的道德之网，提醒他这是一次受辱事件。他变得非常在意邻居们的话语和目光、同事们的流言，他急于讨回自己受辱的自尊。他内心深处不知所措，无法直面这一意外遭遇对内心的重创，他痛苦、彷徨，感到软弱无能。尽管表面上与从前一样平静与从容，但内心却隐匿和压抑着巨大的怒火。被怒火烧灼的他，表面上为妻子，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因为这种羞耻让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他必须要报复，用羞辱的方式惩罚罪犯，才能洗刷掉心中的怒火。

当经过抽丝剥茧般的缜密调查和追踪后，他发现罪犯是一个患有心脏病的老者，而且在老者不断的祈求下，女主人公选择了不再追究，但是男主人公艾马德却没有选择原谅，以至于老者心脏病两次发作。在影片中女主人公借助话剧中的人物台词“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隐喻着随后发生的报复实施之后拉娜的心情和态度。影片用施暴者的两次心脏病发作、两次面临死亡威胁，来拷问男主人公艾马德对自身行为的道德考量。他的痛苦客观上是施暴者造成的，他的愤怒、委屈与悲伤是人体的正常反应，他去追寻施暴者合乎情理，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在悲剧发生后，从未和学生争吵过的他开始粗暴地训斥学生，在话剧表演时无端修改台词辱骂朋友，把强奸犯的车停在地下车库，全然不顾及是否影响他人的通行，对妻子的冷漠与不耐烦使他成为一个加害者。因为学生是无辜的，剧团的朋友是无辜的，他的妻子不仅是无辜的，更是受害者，不仅肉体受到了伤害，心灵也受到了伤害。“在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基本的常态应是在交往、契约理性基础上的共生互利。”[1]而艾马德的学生、剧团朋友、妻子，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释放自身负面情绪的通道。他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释放心中的怨怒情绪，纵使伤害妻子、学生、朋友也在所不惜。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的世界。”罪犯妻子的真心告白没有阻挡住艾马德的报复，他被仇恨与报复之心蒙蔽到俨然已经不是那个乐于助人的好邻居、待学生温柔的好老师、对朋友友善的好哥们了。妻子事后内心被羞耻、恐惧所占据，这时她需要的是丈夫的关心和关爱，而艾马德所在乎的，只有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对强奸犯的痛恨，非但没有关心妻子，反而由于不耐烦客观地疏远了妻子。“我有心脏病，我受不了这封闭的空间。”面对步履蹒跚、内心焦灼的老者的恳求，艾马德没有选择宽恕，他知道老者可能承受不住这种羞辱，却依旧选择把老者单独带到房间，将他遗落的东西归还，并给予羞辱的一巴掌。罪犯老者已经悔过了，但继续复仇，只会加大悲剧，因为要复仇的人，注定会和仇恨在一起。他从原本的受害走到了加害。

二、从加害到受害的老者

《推销员》的悲剧根源在于人为的恶，原始的冲动造成了后续的纷繁的纠结、纠缠与破碎。戏中戏之中的推销员之死、施暴者的被恫吓之死、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爱之死以及艾马德作为西方文化推销员的价值观之死，这几个重叠的死构成了这部大片的悲剧张力。

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不忍篇》中指出“凡为血气之伦必有欲，有欲则莫不纵之，若无欲则惟死耳……故吾以人道归之气质也”[2]。可以看出，康公认为在处理人性与人欲问题时，应该尊重人的本性，适当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人道的，否则就是违背人道之伦，人道应以气质为本。

罪犯的那句“我没有忍住”，似乎也合乎人道有关人欲的伦理法则，似乎老者在满足个体食色的私欲，也没有那么可憎与可鄙，因为他认为受害者是那个房子的前房客——一个妓女。由于害怕抑或羞愧，他将自己的车钥匙都忘在了受害者家里，而且在看到女主人公由于受到惊吓而受伤后，为了表达自己的歉疚之心，他将身上所带的全部钱款都给受害者留下。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给别人带来麻烦，我一发现我错了，就赶紧走了，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暮年老者诚恳、祈求的话语似乎句句敲击着观众的内心。

面对动作迟缓、满头稀疏白发、衰老迟暮的苍老身躯，一切道德的评判标准似乎都瞬间瓦解，一切惩罚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尽管他的罪恶带给了一个家庭撕裂与羞耻，但是似乎只有同情与不忍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择。因为真相被揭穿后，他再也不是妻子尊敬的丈夫、女儿女婿爱戴的爸爸，他在家人眼里的完美形象都会在瞬间崩塌。

他的卑躬屈膝、哀求，包括哀婉的眼神与语调，与其说是为了博得艾马德夫妇的同情与原谅，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他自身的名誉。他和妻子结婚35年了，女儿也即将出嫁，他不想自己一世的名望毁于一旦，在这样的时刻遭受名誉扫地的尴尬处境。老者出于羞耻心而拼命地保护自己，他可以下跪，可以忍受被禁闭，可以道歉，却苦苦哀求不要告诉他的家人，那对他是羞辱。身体可以被羞辱，但是名誉不可以，艾马德的那记重拳没有致命，但是还回的装有嫖资的那个袋子使他的内心受到了重创，导致其心脏病复发而被救护车带走。

家庭曝光作为一种惩戒本身并不过分，然而在施害者是个患有心脏病的老者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就意味着宣判死刑。影片结尾处，男主人公选择了在老者家人见证下的隐约揭穿，挥出去的那记重拳也并没有那么致命，但是他触发的是一个古老的伦理主题——羞辱，因此老者心脏病再次发作，生命垂危。原本是加害者的他在观众内心似乎成为受害者。

三、“后真相”的伦理拷问

《牛津词典》给“后真相”(post-truth)的定义：“其关于或指代这样的情形，即比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客观事实更容易塑造公众舆论。”[3]发表在2016年9月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文章《谎言的艺术》的作者首次提出“后真相”一词，作者认为，“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了”。 所以“后真相”可以理解为：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

影片情节简单，却隐藏了深刻的道德探究。影片展示的暴力侵犯事件最难的不是找到罪犯，而是走出传统道德伦理下背负的束缚。拉娜：“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卢梭在谈及国家、公民和爱国思想上的逻辑时曾经问道：“没有道德，何来自由？”[4]艾马德在妻子遇袭后选择不去报警，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袭击妻子的罪犯，一方面是尊重妻子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因为留在现场未使用的避孕套和钱羞辱了他，因为他的妻子被认为是一个妓女，这伤及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当他得知妻子做的美味晚餐是用他藏在抽屉里的罪犯留下来的钱买的后，马上从喜悦转到愤怒，进而让大家停止享用，这都隐喻出他内心深处被伤害的尊严。

宽容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男主人公艾马德和施暴者的对话，男、女主人公的交涉，女主人公拉娜对施暴者的态度，施暴者和家人的感情，各种情愫与情怀交织在一起，使观众陷入了选择困境，到底谁是受害者，谁又是加害者呢？两个男人都太注重羞耻心了，以至于艾马德在加害者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危机后，还是选择了将钞票、避孕套等物件交给老者，并给了老者一记重重的耳光。而老者在被扇耳光后，面对哀号的年迈妻子以及非常关爱自己的女儿、女婿，内心极度羞愧，最终再一次心脏病发作，倒在了楼道里。

人们总是在遇到一个考验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更为真实的自己。当拉娜流着泪走出破败的楼房时，她对丈夫对尊严的捍卫感到失望，对那个暮年的罪犯及其家人是无奈与同情的。对于妻子拉娜而言，她不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场灾难的幸存者，还是自己人生的主宰者，她敢于决定自己生活的走向。而两个太注重羞耻心的男人，到头来是一种可悲。在琐碎与平淡中，影片展现了两个男人因为羞耻心而做出的自私举动，观众看到了两个家庭最终破裂的悲剧。

学者刘瑜曾经追问每一个人：“如何从生命的虚空里打捞‘善’的意义？”[5]主人公艾马德是一名文学老师，在某种程度上，教师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和推销员。他推销的知识文化都传递着某种思想和价值观。妻子的疑似性侵案，让这名痴迷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自身的道德困境，包括身体与精神、复仇与宽容等二元对立价值观。换句话说，也是传统的伊朗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在他身上形成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流淌在骨子里的多年的传统文化占了上风，使他最终选择了复仇。

四、结 语

在影片中，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比如同事、邻居，无论目睹事件经过的邻居还是道听途说的同事，似乎都将拉娜的遭遇等同于被性侵，更不用说男主人公艾马德了。他不愿意相信老者是无意闯入他家，不相信老者没有发现家中陈设的异样，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无形中放大了对他男性尊严的羞辱，也就不难理解在影片的结尾艾马德为什么那么执着地坚持将真相告诉老者的家人了。

人性本身就是有弱点的，每个人都会面临人性的考验，当面对真实、面对人生、面对罪与罚的客观世界时，没有简单的善恶有报。报复了，未必就能快乐与释然，难道诛心就不是暴力吗？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杀人就是正义与无辜吗？这样的一个悲剧故事，所刻画的人性具有普遍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了当面对真实世界的恶时，当代社会情感重于真相的失衡特征。到底谁是受害者？观众的内心在是与非、惩罚与宽恕中徘徊挣扎，而影片并没有给出答案。影片展示给观众的是人性的焦灼、纠结与困窘，留给人们的是对人性与神性、苟且与尊严、报复与宽恕以及僵持与博弈间的拷问。一言以蔽之，影片中的道德困境、剧情张力都为这部影片受到电影盛宴——奥斯卡的青睐获得了不菲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