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帙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七月与安生》改编自安妮宝贝同名小说，这部电影借助青春片的外壳来探讨女性的自我成长历程与内在灵魂的多样性，七月与安生两个生动鲜活但性格迥异的女性角色在银幕上大放异彩，以出众的表演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饰演这两个角色的周冬雨和马思纯也获得了金马奖双料影后的荣誉，她们用出色的表演将女性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细腻呈现在银幕上，令人赞叹。《七月与安生》从文本到影像的转变是颇为成功的，在安妮宝贝的原著小说中，安生是故事的中心，她为了逃避对好友七月男友的爱情而流浪天涯。但在电影的改编中，七月和安生的戏份差不多，她们的成长故事相互交织，二人借助彼此完成对自我的认知，成为相互映射的镜像。

尽管影片以青春和爱情为题材，却能够超越此类题材的俗套，并未局限于对青春与爱情的追忆，而是借由一对女性人物的人生经历来完成对女性成长的书写，揭示出女性的自我认知过程和自我表达方式。电影的英文名“soulmate”或许更为精准地透露出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其意为“灵魂伴侣”，七月与安生将彼此视为知己，她们从性格到人生选择都迥然相异，却在内心深处渴望变成对方的样子，因此实际上二人是共生的，无论是七月还是安生都无法在脱离对方的情况下完成真正的成长，她们最终借助彼此找寻到了自我的真实样态。《七月与安生》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探讨女性灵魂的内在丰富层次，在影片中完成了一次颇为独特的女性自我表达。

一、女性内在灵魂的矛盾

七月与安生相识于13岁，七月乖巧听话，安生却喜欢调皮捣乱，小时候的两个人就性格迥异：一个沉稳，一个不羁；一个保守，一个开放；一个压抑，一个疯狂。或许因为二人截然不同的家庭，促使她们走上了迥异的道路，又或者是性格使然，七月与安生对于人生的选择构成了两个极端。七月家庭美满，成绩优异，工作稳定，安生则无人照看，职校毕业，流浪天涯。这样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个体却成了最好的朋友，七月在家庭的庇护下安稳成长，安生只能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然而二人的命运轨迹与其说出自于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她们只能接受生活的安排。因此，影片前半段中呈现出的人物性格只是一种表象，随着叙事的不断展开，七月与安生才真正开始认识自我，探索自己灵魂中原本被掩藏的一面，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安生的离开触发了二人灵魂中的矛盾性，在最初的日子里她们依旧朝着原有的方向继续生活，然而七月在平凡安稳的生活中逐渐感到无聊，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安生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大，却也充满了危险和欺骗。二人互通明信片的情节原本俗套，但这部影片却用人物独白串联起人物际遇，并把生活的无奈精准地呈现出来，使之成为影片中颇为令人动容的一个段落。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是圆满的，七月在庸常之中开始幻想安生流浪着的样子，而安生却在为没法活得跟别人不一样而沮丧。那种一眼就可以看到一生的生活紧紧地束缚着七月，另一种在漂泊流浪中不断寻求新鲜感却最终失望而归的生活击打着安生。她们活成了彼此的对立面，又在内心深处渴望经历对方的生活，七月在一成不变中幻想流浪，安生漂泊许久后终于想要靠岸。

女性内在灵魂的矛盾性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挖掘，在传统的视域下女性天然地被局限于家庭范围之内，“贤妻良母”的形象更加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许，七月原本就是在这套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她自然而然地想要按计划结婚生子买房。而安生则恰恰相反，她的人生规划是活到27岁就死，在此之前只想特立独行、自由自在地生活，完全不顾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对于七月来说，安生拥有的自由是她渴望却没有勇气追寻的东西，“安稳”与“漂泊”不仅是两种人生境遇的差别，也是心灵归宿的选择，现代社会语境下的女性是否真正拥有选择人生的权利？在成长的过程中又如何才能在灵魂的矛盾冲突中挖掘真正的自我？这一颇为艰巨的问题成为影片不断深入探讨的内容。

《七月与安生》中几次关键性的冲突对于理解此种矛盾性有重要作用。二人的第一次争吵是在上海的餐厅里，七月看不惯安生混吃混喝的行为，甚至开始贬低她。然而对于安生而言，历经的辛酸早已让她知晓何谓真实的生活。七月看似单纯，但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她在意安生五年里寄给她的每一封明信片中都在问候家明，她更在意安生一直戴着家明送给她的佛像。第二次更加激烈的争吵发生在浴室中，七月为了家明与安生撕破脸皮，她认为安生没有权利跟自己争男朋友，因为除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人爱安生。

从二人的第一次争吵开始，故事就变得有些残忍，七月与安生在撕扯彼此的同时也在撕扯自己的灵魂，她们争执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家明，而是一种面对人生的态度。七月认为自己这样传统、安稳的性格才是家明喜欢的，她不能接受家明对自由不羁的安生投入相似的感情。男性角色在影片中是功能性的存在，实际上二人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谁能够得到家明，而在于认同哪一种自我，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她们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方式找到充分的依据，灵魂中的矛盾挣扎亦需要在对抗之中找到答案。

二、与男性的对立冲突

《七月与安生》作为一部青春片并未局限于讲述一个三角恋故事，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女性成长电影。七月与安生虽然都与家明产生了情感，但这一男性角色已经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影片中并没有单独表现家明的段落，他的每次出现都是为了陪衬七月或安生，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其作用是展现女性的成长与选择。

女性的成长不能完全以自身为参照系，七月与安生对自我的探寻内在地以彼此为镜像，而当她们面临外部之时则成为一个共同体，以女性主体面临男权统摄的某种压迫性力量。影片中有许多重要的意象体现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比如贯穿全片的胸罩就是一个重要符号，戴不戴胸罩体现了保守与自由的两种态度，七月13岁时就接受了这种规训，她听从了妈妈“习惯就好”的劝慰，忍受了身体上的不适；而安生则始终拒绝这种对身体的束缚，这来源于她对母亲的抗拒，拒绝以家庭为中心的一整套传统观念。戴什么样的胸罩则体现了价值取向上的差别，七月一直戴最普通的样式，而安生挂在浴室中的胸罩则是蕾丝的。七月始终把自己伪装成最单纯的样子，安生则从来不做任何保留地呈现自己的真实。七月看到安生的蕾丝胸罩后愤怒脱下自己的衣服，告诉她家明喜欢的是自己这种土的样式，其背后包含的是对自我的确认。女性的身体和灵魂在男权社会下都面临着某种不自由的处境，她们在受到规训的同时还渴望受到认可，无时无刻不在男性目光的审视下生存。

安生交过几个男朋友，他们看起来潇洒，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她跟随吉他手浪迹天涯，却面临着对方出轨的结局，而且安生发现他根本不敢27岁就死，开始怀疑自由只是一个谎言。后来安生交往了一个独立摄影师，一开始安生被他的好奇心所吸引，跟他四海为家，后来却发现他毫无担当，让人难以忍受，干脆离他而去。安生对男性的态度是潇洒恣意的，她所选择的对象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浪迹天涯的愿望，一旦发现他们身上缺少自己渴望的自由时，安生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

七月对待感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她对家明始终小心谨慎，希望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家明去北京工作以后，七月一直没去看他，而是每次都等他回家，这并不是因为七月害怕出远门，而是因为只有家明回去了，才能证明他的爱。对于七月而言，从遇到家明开始他就成了自己生活的核心，那个计划好了的结婚买房子生小孩的未来不能缺少家明。但是借助安生，七月发现家明给自己的并非全部的爱，她不能够接受一个不够爱自己的人，于是策划了一场逃婚。这次逃婚意味着七月终于开始为自己而活，放弃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制约，她从小被灌输的家庭婚姻观念是“女孩子的一生是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如今她却决定拒绝步入新的家庭，开始尝试自己渴望的自由。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帮助七月与安生认识到真实的自己，他们作为异质性力量不断闯入她们的生命，最终又被排斥在外，女性在面临被闯入的境遇之时转向内在的审视，重新挖掘自我的真实样貌，将被压抑的一面重新释放，为寻求自我表达找到全新的路径。

三、女性的转变与互换

从这场策划好的逃婚开始，影片开始进入高潮。三种不同的故事结尾层层嵌套，让观众的情感不断受到新的冲击，虚构与真实回环交织，构成了影片思想表达上的丰富性。在安生以七月之名写成的小说中，一种幻想的生活上演了，七月则放弃了婚礼，开始浪迹天涯，踏上安生曾经走过的旅程，追逐自己曾经渴望的自由，她终于发现自己其实特别习惯摇晃和漂流。而安生变成了居家女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找了个踏实过日子的男人老赵，计划着结婚，过上了安稳平凡的生活。她们在历经生活的波折之后活成了对方原本的样子，灵魂进入彼此的身躯，选择了真实的自我。七月与安生的生活已经无法被分隔开看待，她们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最终借由彼此完成了对生活的选择。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小说那样戏剧化，它依旧要承受更为沉重的痛苦，真实的情况是七月因难产而死，安生继续照顾她的女儿瞳瞳，将她的生命延续下去。可是安生在偶遇家明之后，并没有把七月的死讯告诉他，她编造了一个七月生下孩子后浪迹天涯的结局，因为她知道如果七月没有意外去世的话，那种生活就会是她的选择。现实中的安生签下了七月的死亡说明书，但她在幻想中为七月安排了无比丰富的旅程，七月在茫茫的雪原上奔跑，在天地的尽头走向灯塔，在一种无拘无束的快乐中继续生活。在安生的幻想中，27岁的七月没有死，她给小说的终章起名为：“二十七岁，在路上”，用文字编织了理想的结局。

在那种理想之中，七月在浪迹天涯之后偶然与安生隔镜相逢，她们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一场景也再次印证了二人互为镜像的共生关系，在“安稳”与“漂泊”、“留守”与“离开”的张力对峙中，女性生命中的矛盾性与丰富性被充分揭示了出来。幻想中的画面似乎比现实更有说服力，那种因死亡而无法实现的生活留下了一种更为鲜明的印记，它饱含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我的主宰，是一次颇为令人震撼的自我表达。

尽管七月与安生的转变与互换只能完整地存在于虚构与幻想之中，但影片对这种可能性的揭示依旧令人动容，它承载了女性对自我灵魂的探索，也为女性的自我认知和选择提供了空间。然而不能忽略的问题在于，影片在呈现人物的命运走向时，将最理想的结果置于虚构之中，给现实留下了一个过于沉重的结局，女性在现实的维度之中似乎仍然难以逃脱男性的阴影。七月因生家明的孩子难产而死，尚未来得及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已经为自己的逃离付出了代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女性对自我命运的选择是否也只在想象的维度存在可能？现实之中是否能够为女性留有这样的空间？这些问题在影片的叙事逻辑之内无法给出答案，它只能为我们留下对现实的反思，这或许依旧是女性面临社会之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