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黎黎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想象媒介之一，电影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又是如何重构地方的呢？当代中国电影的“地方想象”正通过“多地性”的地点建构策略，用更为开放性的影像文本重塑着地方的面相，与全球化、本土变革等现实因素开展着积极的互动，这一重构过程潜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所谓的多地性，是指在一个影像文本内部，通过迁徙、交通、通信、想象等各种途径，使某一个地点与其他地点之间互相连通，并以此构建起叙事基本框架的策略。以“上海想象”①为例，一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对上海发起了大规模的集体想象，显示出重构上海的热切欲望，这是电影重构地方的典型现象，也生成了大量典型的多地性文本；二是由于上海是中国一个颇为特殊又具代表性的地方，它有着复杂的历史身份，如今又身处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前沿，“上海想象”中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博弈颇具典型意义。

一、多地流动中的地方性书写

在当代中国电影中，虽然全球性面相日益突出，但多地性文本中的地方性书写并未减弱。它们将地方文化传统在当下，特别是在多地流动中的表现形式进行想象性的再现，以唤起集体记忆的方式强化对地方性的认同。比如在近年来的“上海想象”中，黄浦江、苏州河等典型的地方自然景观，石库门、弄堂等具有时间感的地方性老建筑，成为众多流动故事的聚集地；穿越历史风霜的老人成为承载地方性的中介，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整个城市历史的缩影，地方性通过他们穿越几个时代的记忆凝结成带有个体性的情感文本。

地方性是经时间沉淀和发酵后的产物，但同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迁，电影中的上海人形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文化地理学者西蒙(Seamon)将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称为“身体芭蕾”，而由许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所合演的就是“地方芭蕾”，这种“地方芭蕾”所上演的舞台是能使个人及群体产生良好“地方感”的空间。②电影通过对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展示，渗透出本地普通人在逼仄空间中的生活哲学，流露出交织在当地人生活空间中的思想观念。《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中的肉嫂，《股疯》里的范莉、三宝和一众小股民，《美丽新世界》中的金芳，《股啊，股》中的阿莉，《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姨妈和水太太等都是典型的上海人。正如著名上海导演彭小莲曾说的，这些人“是现代和保守，善良和狡猾，精明和守法，各种品质构成的，……他们的品质和性格是那么矛盾，所以这个城市也常常显示出她的‘上海人气质’”③，这种矛盾性恰恰构成了上海地方性的独特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地性的文本中，上海人往往在与外来者的对比中显示出鲜明的性格反差，他们大多伶牙俐齿、爱面子，有着精明、重利、世俗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小市民身上朴素的善良和生活的智慧。上海人通常在与外来者的接触、交往和较量中，逐渐激发出性格中向善向上的一面，修正自身性格中势利、拜金、唯利是图等缺陷。在这些上海人身上，既浓缩了上海的城市性格和文化气质，又折射出上海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自身地方性的某种反思。

二、全球经验中的地方认同

当代文化地理学认为，关于地方的知识和意义，并非来自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们的专利，也不是出自宏大话语体系下的阐释，是主要由个体多样化的地方认同所集聚起来的。罗德曼主张将地方建构成一个激励人们用不同方式对话和相处的概念，并认为地方的反思关系，需要多地的(multilocal)分析方法才能呈现意义。他所谓的“多地的分析方法”，是指“单一的物理空间可能是多地的，因为它为不同的使用者塑造并表达出多元含义(polysemic meanings)”④，也就是通过“地方使用者们”不同的地方认同来分析地方性。电影在重构地方的过程中，这种“多地的方法”必然包括将地方置入和其他地点连接的网络中(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多地性”)进行考察，因为不同地方认同的建构是与跨地流动分不开的，这种跨地流动包括人群的移动，移动中的人们在情感上有可能产生对多个地点的认同；也包括“资本、创意、影像、商品、生活方式、服务、疾病、技术以及交流手段的流动”，因为“媒介信息的流动代表了无需人的移动的跨地性的主要形式，所以即使人们留居本地，他们的主体性仍有可能被跨地性的过程(比如电视媒介)所改变”⑤，多重意义上的地点流动直接改变了人们对地方的认同方式。

“上海想象”提供了一幅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多元地方认同的图景，电影中的人在跨越地理边界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上海不同的认同方式，不断丰富着上海在全球经验中作为地方的意义。“上海想象”中，许多角色对上海的认同是在跨境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们本身是全球文化基因的携带者，以他们为中介，全球性和本土性在上海空间发生了诸多化学反应，地方认同的建立标志着两者互补过程的完成。

旅行，作为跨地流动的主要方式，是打破稳定惯性的润滑剂，是向地方开放空间的方式，是激起文化碰撞的机缘。“上海想象”中经常设置异域旅行者的角色，他们在上海或长或短的旅程，启动了全球性和本土性的文化搅拌机制。《上海假期》中来上海爷爷家短期度假的小华侨顾明，起初对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无法产生认同，但后来落难乡间被救助的经历使他对爷爷家所在的社区产生了认同感。在另一个方向上，顾明身上的全球性价值观也给代表本土文化的里弄带来了新鲜的气息。顾明对上海的认同是建立在对本土文化寻根的意识形态之上的，虽然本土文化在全球性面前显示出强大的驯化力量，但片中停留在前现代时期的上海社区依然对全球性中自由开放的气息展现了包容、欢迎的姿态。《最后的爱，最初的爱》中，在故土东京遭遇爱情、友情双重背叛的早濑因跨国公司工作调动来到上海，他遇到了代表着本土性力量的方敏一家，继而对上海产生了地方认同，为此他最终放弃了“全球人”的身份(跨国公司员工)，上海的本土性面向再次想象性地显示了其在全球性面前的反抗性力量。

借助外籍人士的地方认同，电影中的上海被想象为一个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互包容、双向互动的“全球—本土城市”，而本地人的地方认同，也同样在两种力量的张力之下强化着上海的这一地方属性。《股疯》展示了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股市这一象征全球性的金融大潮冲击下的众生相，剧中人对上海的认同基本可以等同为对金钱的疯狂膜拜，但这种“荒诞和非理性”的地方认同恰恰是全球性冲击之下本土性的一种体现。与西方社会对商品经济的长期涵养不同，中国与这一浪潮的接触几乎是电光石火般的，在毫无商品经济意识和知识的储备下，瞬间涌入的金钱投机诱惑必然产生非理性的都市狂热。《股疯》中本土性的张力还集中体现在主人公范莉身上，她“在影片中是本土和全球的中介人。她一方面由街坊众人民主选举为投资代理人，为‘本土’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又与全球交易，出入股市贵宾投资室……范莉的“主动性”是一种混合物，混本土(街坊)与全球(金融)于一体，代表新兴的上海”⑥。

在多地流动甚至全球流动的经验中挖掘新的、多重的地方认同，是当代中国电影重构地方的重要方式，张英进称之为“重写”。他认为全球性所带来的“文化消失”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重写就是一种进行重新本土化、重建主体性和重新获得历史主体身份的有效方式”，在这种策略下，“本土性也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找到方法在世界性霸权话语的跨国、跨地区空间中重写其自身，方法就是在面对其预测中的消失——如果还不是其已被宣称的死亡时——断然声称其自身的差异”⑦。

三、多地流转的现代“传奇”

在文学范畴内，传奇以摒弃、超越日常生活和庸常人生的飞扬，成为一种梦幻性的文本。在当代中国电影书写地方的多地性文本中，常常通过一个个跨地流转的故事，塑造一个“集多地为一体的地方……一个孕育传奇并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叙事方式的地方，一个通过这些传奇的流动来强化自身地位的城市，一个不断通过聚集和离散来转移和扩大其边界的地方”⑧。在全球化时代更为频繁的聚集和离散中，地方不再是古老史诗的咏叹之所，而是现代性传奇的大舞台。

在许多“上海想象”中，上海从一个“人来人往的码头”进一步被建构为全球流动中的枢纽站——既不是出发地，也不是目的地，只在此做或长或短的停留，“他们携带着各自的史前史故事从原生地启程，譬如日本、美国、丹麦或英国等，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给他们得以暂时驻留上海的工作合约”⑨。旅行中转中频繁的来去、短暂的停留、偶然性的事件等，为充满巧合的邂逅、瞬间迸发的默契、争分夺秒的厮守以及宿命般的分离、伤感的结局等传奇必备要素提供了充分的叙事契机。《夜·上海》故事的传奇性在于突破日常恋爱程式的快速升温的男女情感，这种快速升温需要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作为铺垫，同时，语言不通所带来的交流障碍、水岛顶级发型师的时尚职业、林夕灰姑娘般的爱情眷顾等都增添了其作为都市传奇的梦幻色彩。《窈窕绅士》中每一个主人公都自异地流动而来，在上海这个中转站相遇，然后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现代“变身”传奇。《红美丽》中在上海逗留的是美国人迈克，他的“上海传奇”更加曲折离奇，复仇、爱情、背叛、火并、牺牲，交织出足够浓重的传奇氛围。

在多地流动的传奇故事中，还常常流露出一种漂泊感。《新十字街头》里四海为家的黑人音乐家，《夜·上海》中经常辗转世界各地的酒吧驻唱歌手，《美丽新世界》中被宝根视为知己的地下歌手阿亮等，都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流浪者，他们居无定所，来去自由，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畅游之地，上海只不过是他们漂游旅程中暂时停靠的站点，而下一站将去向何处，则一切随缘、随性。这些在全球化境遇中四处漂泊的人瓦解了固定的家园，游荡出一种不安定的断裂感和破碎感，但是没有疆界的生活、体验和存在又散发着自由的理想生活的气息，而自由正是上海的地方性在当下的核心价值之一。有关漂泊的现代传奇不仅仅只具有沧桑、伤感的底色，它们更体现出对挣脱命运枷锁、超越生命极限的向往。

正如张英进所说，中国电影“重写”策略的力量不容小觑，它可以为中国地方在影像的世界里开辟出一个新世界，“标志着这一新世界的，是同时性与多样性的混乱，是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跨越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所有空间范畴的不断移动，是互有交叠的界限和不断变化的关系，也是现存体系中的裂痕与缝隙，它们喻示着新的自由与新的机会”⑩。在这种“裂痕”和“缝隙”中，一种有关自由的启蒙意识，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在“地方想象”的文本中逐渐滋生和蔓延，这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重构地方的革命性意义。

注释：

① 本文中指以上海为主要叙事空间的虚构电影。

② Seamon D：AGeographyoftheLifeworld：Movement，Rest，andEncounter，Croom Helm，1979：148.

③ 彭小莲、贾磊磊：《都市的文化影像与心理空间》，《电影艺术》，2004年第2期。

④ Margaret C.Rodman：EmpoweringPlace：MultilocalityandMultivocality，in Setha Low and Denise Lawrence-Zuniga，eds.TheAnthropologyofSpaceandPlace，Blackwell，2003:212.

⑤ 张英进：《全球化中国的电影与多地性》，《电影艺术》，2009年第1期。

⑥ 张英进：《中国城市电影的文化消失和文化重写的方式》，《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

⑦⑩ 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63页，第340-341页。

⑧ 张英进：《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与多音性、多地性的都市叙事》，倪祥保：《华语电影如何影响世界：当代华语电影文化影响力研究国际论坛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期。

⑨ 聂伟：《想象的“本邦”与“看不见”的城市》，《当代电影》，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