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铭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投降协议，代表中国出席这一盛典的是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著名记者陆铿曾评论“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八年，牺牲军民无数，而最后代表国家受降的，竟是人们不大知道的徐永昌将军”。徐永昌因为性格原因，沉默寡言，不愿意与媒体打交道；他也不是驰骋疆场的领兵将领，战后很快便交卸军令要职，成为抗战史上“失踪”的将领。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事件，作为亲身参与受降盛典的主角，徐永昌在受降前后的经历和心理变化过去鲜有人研究。当时，徐的朋友、同僚给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语句“我听到你发表充任中国签约代表，真欢喜的发狂”，“闻台旌有扶桑之行，直捣黄龙，会受降表，斯则千载一时之盛，尤足为知交光宠也”……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大盛事，可徐永昌在接受采访时却冷冷地回答：“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他为什么这么说？通过分析他在受降前后的日记，或许可以窥视到其对时局的想法以及心路历程。

【胜利将临之际】

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之后，中国战区战局一片黯淡。全面抗战进入第八個年头，胜利似乎遥遥无期。根据徐永昌的日记，1945年春天“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全般军事情势之发展，期与邻接战区密切协同作战，经策定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冰人及白塔计划”。尽管有此计划，中国战场的曙光还是没有来临。其时，湘西战场在雪峰山遏止了日军进攻，不过东南和西南两大战场仍处于胶着状态。

进入8月后，战局仍不明朗，国军与日军在东南和西南两个战场展开激烈争夺。国军意图夺回豫湘桂会战中失去的要点，为拟议中的反攻做好铺垫。日军不甘心拱手相让，双方开展了激烈的拉锯战。这也是徐永昌以及军令部在这一阶段军事上重点关注的内容，当然，拟议中的反攻也在实施，这与过去认为国军只是被动迎接抗战胜利的论断不同。由此，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以及战后国共关系诸问题上所持立场自然有其出发点，徐永昌也有相应的心理应对。

早在8月3日，徐永昌就在日记中提到：“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为八九月间日本必有政变，即或投降或成立军政府是也……判断年内可以结束战事。按结束战事之期已近，吾人胜利亦近。吾人军事少把握，前途愈大难，奈何！”徐永昌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很快就要面对投降的命运。与一般将领所感受到的如释重负不同，他开始担忧国民政府战后的走向。身处军事指挥中枢8年，徐知道国民政府军事上的窘态，这点比起陈诚等人的盲目乐观更显深思熟虑。

到了8月7日，随着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中国，徐永昌记了这样的思考：日人对广岛一弹表示严重，同时痛责美人灭绝天性之残酷。按日人对美空军在日本轰炸击落之俘虏竟谓犯罪而加以惨杀，该种空前残暴遭此灭绝报复，谓为天理亦无不可。该弹效力果如所称，日寇投降当在目前。”徐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很快就会投降，比同时代的很多人物有先见之明。

例如蒋介石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正八时许，忽闻求精中学美盖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问孝镇，如此嘈杂究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余皆照中美英柏林公报条件投降。”身为当时最高军政长官的蒋介石都对日本如此迅速的投降感到意外。无独有偶，时任国军第45师师长的胡长青在8月10日日记中这样写道：“十时顷，突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消息。胸中震惊、喜慰莫可名状。”相较而言，徐永昌因心中早有准备，所以当得知这一喜讯时，并无过多的突然之感。

【为何选徐永昌作代表】

日本宣布投降，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徐永昌代表中国参加盟军方面受降签字仪式。1945年8月12日，徐永昌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蒋介石让其准备参加受降的消息：“午间钱慕尹电话，蒋先生要余准备往菲律宾接受日本投降，明日或须成行云云。当即决定以杨宣诚、朱世明、王丕成、李树正及养空等八员从往。”当天，他的日记还记载：

九时半谒曾家岩，赫尔利大使及魏德迈、陈辞修等先在。魏述美方决定，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前，敌如不实践缴械，美军将于各要地登陆，并询中国沿海是否可投原子弹云云。又决定令滇南暂驻之五千法兵即返越，我以两师由桂进入安南等等。又决定任刘汝明、何柱国等警备新职及对伪军等处置。赫尔利称日本覆电今晚可到，签字举行期当亦甚近。魏德迈又及，为余准备飞机及饮食等事，情致甚殷。

盟军方面决定，如果8月25日日军还不投降，美军将大举登陆日占区及日本本土，甚至有在中国东南沿海日军主要控制区投掷原子弹的构想。不过根据资料，美方当时手头上并无原子弹，这样的表态更像是一种威胁。然而，中国军方作为盟友，并不了解实情。虽然美方自从魏德迈替代史迪威后，与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表面上维持着友好关系，但实际上与“情致甚殷”还是有一定差距，中美军方之间的互信程度也不高。此外，国民政府能派兵进入越南受降，确是战时地位提升的象征。

至于蒋介石选择徐永昌作为代表参加盛典的原因，徐并没有解释。当时的人认为“八载以来，吾兄擘画周详，指挥若定，完成伟业，功垂不朽”。陆铿认为：“蒋主席指定徐，正说明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徐将军鞠躬尽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他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在大本营作战决策上，却是既能关照全局，又能料事如神的一位智多星。”1949年，陆铿采访当时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民，朱进行了详细分析：“蒋委员长这个人在军事上是很自负的，他对徐次宸（永昌之号）的认识，正是不打不相交的结果。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以说是决定中国由谁领导之战。在这一次大战中，冯玉祥的部队不是被击溃，就是被收买；而阎锡山的部队由徐永昌指挥，终能全师而还。从而使蒋先生认识了徐永昌是一位将才。徐后来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政经建设方面，也表现他不同一般的识见……委员长指定他代表中国受降，其身任军令部长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徐参与运筹帷幄，建立了只有委员长才清楚的功勋。”endprint

由此可见，军令部长职位只是徐永昌参加受降的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蒋对其抗敌功劳的答谢，也说明蒋对其的信任。以当日情形而言，可能代表中国参加这一盛典的高级将领并不多。这其中，何应钦忙于国内受降，白崇禧素不为蒋所信。陈诚是军政部长，蒋也比较信任，之所以没有派遣陈诚的原因，大概是“胜利到来之日，我正在军政部长任内，于是复员与接收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落在我的身上”。只有徐永昌位阶甚高、功勋卓著，加之战争结束，其负责作战指导业务暂无开展必要，因此成了代表中国出席受降典礼的不二人选。

接到任务后，徐永昌仍正常工作。此时，日方内部正经历一番争斗，并没有及时答复盟军的命令，但战局已定。同时，徐永昌还关注组织国军占领军的问题，“关于派赴占领日本军队，美方原擬请我方派十个师，嗣决定派三个青年师编为一军，配以国械”。这一记载与之前公认的一个师（67师）驻日的认识有所出入。从一个军驻日变为一个师，可以大概反映出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政局地位的下降。

8月15日，日本天皇公开广播，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徐永昌认为：“关于日方答复波茨坦公告一事，按此覆文极其难通，但在日本似亦只能如此。”徐并非公认的知日派人士，不过从其对日方答复一事的评论看，他对日本国情、政情有相当的了解。派其去参加受降是恰当合适的。

【“确有过人之处”】

8月17日，徐永昌启程参加受降仪式，大致情况在日记中有所记载：

午后二时半决定即日启行赴马尼喇……为章以苏军迄仍急进直薄张垣，有进趋平津之可能，请晤麦克阿瑟时一商对策。嗣养空及杨厅长、朱武官均至。五时半偕赴九龙坡机场，六时一刻乘运输机赴白市驿换乘四发动机飞机，于六时五十分起飞。过香港时尚熄灯火，盖遇日机或有意外也。余八时即睡，却终未入眠，机大航稳如乘江轮。先时颇热，继升至九千英尺顿觉凉爽。云从脚下生，如铺满地之棉絮。二时廿分即已到达。菲地时间早一小时为三时二十分也。时正大雨，至马尼喇旅馆少坐即睡，六时已醒。墙之内外弹痕斑斑，据闻日军败退时即有据此楼以久守者。余在白市驿上机后颇感日本军阀之不智，美物资如此其丰富，蕞尔三岛乃愿与之争战，多见其不自量也。

徐永昌的日记表明国民政府对于苏军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继续其军事行动的动机表示怀疑，期望盟军方面给予重视，商定对策。当然，甫抵异乡，徐的心情相对比较轻松，他看到日军在菲律宾抵抗盟军的战斗遗迹，对日本军阀的不自量力发出感叹。这也是他日后在受降仪式上慨叹的思想来源之一。

8月18日，“午后五时半谒麦克阿瑟将军谈签字事，俟代表到齐偕往冲绳岛，然后转东京湾，于美舰上举行。在此约需留一周，美总部亦将移驻东京。麦表示愿余亦往”。看来，美军方面对中国还是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徐永昌日记相对比较简略，在他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更为详尽的谈话记录：

职等于巧丑到马尼喇，下午五时半拜访麦克阿瑟元帅，面递钧座手书，据云：一、英方代表篠日（17日）抵此，苏方代表因交通关系，马日（21日）方可到达，日本代表明十九日可到，预计约需一周之磋商，并拟邀各国代表飞冲绳，预定于东京湾内美军舰上正式签字，其总部同时亦即移驻东京。二、对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以为钧座为中国战区统帅，所有中国战区日军应向钧座投降，不得向任何方面接洽，且云华盛顿方面亦表此意。三、关于苏军在热、察之军事行动，亦曾谈及，彼谓已尽力请其停止，惟苏联向好单独行动，又因通信不便，须由莫斯科转递，或因此稽延时日，但渠相信苏方当于短期内停止前进，关于该方面情况，请随时电示，以便转告。

对于出发前商议的让苏军停止进攻的对策，美方其实并无太多影响，因为之前的美苏英秘密谈判中业已决定远东格局，美方只能安慰国民政府而已。胜利之日，雅尔塔的阴影已然开始笼罩远东。类似性质的事件可谓接二连三，20日，“美军总部通告英军已开始向香港开拔，当请麦将军设法得一公正而不伤感情之方法”。延至26日，“蒋先生已有声明，决不派兵赴香港，但认为香港问题仍属未了之事件”。中方虽有意藉抗战胜利收回香港，最低限度主持香港受降，无奈国力有限，尽管寄希望于美国，最终也只能接受现实。27日，“外蒙事不必理而理之，以为可得苏欢，实则徒招后日麻烦。盖外内蒙一样皆中国原来民族，何必自我强让之。且为说词，不亦过乎？以地和苏，除非全中国悉授之乃已。又扶植其独立已过矣，自由二字尤不洽”，对于外蒙所谓“自由的”公民投票，徐永昌认为苏联欲壑难填，是说词而已。这一系列虽胜犹辱的事，不能不对徐永昌的心理产生影响。

其后，徐永昌度过了难得的几天悠闲生活。29日，“午后四时各国代表于舵楼上同摄一影”。由于天气问题，原定签字日期被迫延迟，这点过往记述中甚少提及。25日，“今日本定登舟，以前日飓风袭东京，海上风浪正狂，改为明日成行”。26日，“午后三时出发，为美方一运输舰……五时开驶，闻须行五昼夜计程。卅一日午后始可达东京湾。签字已改为九月二日矣”。如果没有徐永昌的记载，我们很难了解盟军受降原本另有其日。8月31日，“四时四十分抵横滨附近下碇停泊，但见四周艨艟围绕，入晚灯光闪灼，照耀海滨，如一扇形，真有辀舻千里之概。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国海军今日不患何似”。

作为战时实际的中国参谋部负责人，徐永昌心思缜密，做事严谨。当时也在密苏里号的中国代表团团员，作为徐永昌译员、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王之少将在回忆录提到，徐永昌曾就“签受降书次序”，“受降典礼时着何式服装”，“不谙英文，恐签字时签错行列”等细节相询，“以上数事，余深佩其谨慎细心。徐部长以非中央系别，而能在军中跻身高位，确有过人之处”。

9月2日，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徐永昌详细描写了受降仪式的大概程序，不仅提到各位参加代表的位置，甚至还记录了加拿大代表签错地方的尴尬一幕：

今日为受降签字之期，七时半乘号（原文如此）驱逐舰，于舰上晤美英苏澳荷代表。八时许到达密苏里号，美第三舰队海尔赛旗舰也。按规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美苏澳等代表继登，九时日方代表亦到。首由麦克阿瑟简单讲述仪式开始等，此时已各按规定就位。日代表立于案之对面，各代表依次排立为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纽九国，美海陆军官原在菲律宾被俘之歪因于莱（温赖特）少将暨（原文如此）参加。加拿大代表签字误低一格，继签者亦相率而低，此殊失态。九时八分仪式完成。麦让各代表入客厅，余与麦海二人略寒暄（仪式前已与尼米兹晤叙）。endprint

9月7日，徐永昌就签字经过和菲侨情况向蒋介石作报告。受降任务至此结束。

【“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

翻看徐永昌日记，受降前后的关键词都可以归结为“反省”“忏悔”。参加盛典原本应充满喜悦、荣耀之感，他为何会有如此心路历程？这恐怕与其对国内、盟国以及日本的观感不无关系。

亲临战时敌国——日本前后，徐永昌颇有感慨。8月29日，“日本报纸社论称，宜与美合作，切戒妄动，须认识从前错误，然后可以和平云云”，徐永昌未予置评。8月31日，“据麦克阿瑟称，日对投降似有完全诚意，各地之占领似可希望不至有多大的摩擦云云”。徐心有所感，因此“今日舰中报纸发表余之略历，并请余发表对于此次战事以及受降之感想。余仅答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

签字仪式结束后，9月3日他写道：

午饭后同人去东京，余未偕往。四时偕王联参步至街巷周游附近约一时半，见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静肃，各报登载亦毫不隐饰，直认降伏（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盟方对日如无一具体严密管制方法，则日人之兴可计日而待。晚饭时王参谋要李处长等大饮，且谓此真痛饮黄龙云云，余切止之方罢。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近人情者。

显然，徐永昌对日本民众投降后的表现很是吃惊，心中隐隐有所担忧，认为如果对日本没有适当管制方法，日本复兴指日可待。历史证明，徐永昌是正确的。他还认为如果不吸取历史教训，忧难将很快降临。加上他对国内国民的观感不佳，心中甚为忧虑，对随员的畅饮庆祝予以斥责。

9月4日，“在米苏里舰上遇大公报记者询余感谢，略告以我觉得大家皆应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过失者外，皆应有所忏悔”。徐永昌再次公开发表看法，就是大家都应该反省、忏悔。这番言论传回国内，自然引发各种猜测。其中，他的同乡赵正楷的解读可能切中徐永昌的真意：“各国诚能自反，世界何患不安，我公斯言，示世人以和平相处之窍要矣，无如道德不够之国家，不之悟也”。

5年后，在庆祝抗战胜利五周年前夕，徐永昌才详尽解释了自己当时的想法：

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于十四年前（从1945年回溯）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围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义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于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而触发。企图苟安者，终于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苏俄……德国……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于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对……苏联的容忍与迁就，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远因近果，无乃有事过境迁之识……即使侵略者最后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已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與后来的人群。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与后来的认识。

毋庸讳言，徐永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当然，后世研究者也认为追逐利益与绥靖政策是战争扩大的原因。其间，徐耳闻目睹强国之间牺牲弱国利益的种种行径，接二连三遭遇强国背着中国，暗中牺牲中国利益的事件，以及察觉战后两大阵营对抗的先兆。仪式结束后，又目睹日本民众的纪律性，不由自主地认为日本将会很快复兴。反观当日中国，却缺少对于近代以来的反思，徐因而认为忧难将至。故而，胜利日来临，他想到的是大家应当反省和忏悔而非盲目欢庆与自得，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