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修永　亚东

对亚东的采访是在陕能集团张家峁煤矿招待所进行的。

张家峁煤矿是一座现代化的煤炭企业，有职工八百多人，煤炭开采能力每年可达一千万吨。煤矿坐落在神木县的郊区，矗立在群山环抱中。

亚东说，张家峁煤矿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地方，他的作品基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虽然家在西安，但是，他更愿意在这里创作。不仅仅是工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里能让他静下心来思考和创作。

张家峁煤矿是个小社会，与繁华喧闹的城市相隔离。不过吃住方便，有公寓，餐厅24小时营业。如果不是煤矿生产，这里倒显得格外的幽静。让人羡慕的是，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是凉爽的，适合在此避暑。在这里住了两天，我也享受到了这一天然的恩赐。

亚东热爱煤矿这片能生产文化的“黑土地”。从铜川矿务局到张家峁煤矿，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煤矿这片沃土。

他面对的世界就是煤矿世界，他的生活就是煤矿生活，他思考的问题就是他所面对的煤矿问题。四部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亚东对煤矿世界的不同思考和表达。它们将煤矿的历史与现实、煤矿与社会、工业文化与传统文化、人性的善与恶、真实与虚假、美与丑都融合在一起，经过艺术处理和艺术提升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幅独特的煤矿世俗图景。

在陕西当代文坛上，写工业题材、煤矿题材的小说很少，写得精彩的更是凤毛麟角。亚东试图在这种创作困境中寻求突破，坚信工业题材能写好。

长篇小说《风起毛乌素》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和挑战，成为第一部反映陕北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让人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陕北，一个全国知名的疾速发展的能源重地，也奠定了亚东在陕西文坛的地位。著名文学批评家莫伸这样写道：“《风起毛乌素》不仅奠定了他今后从事文学艺术的牢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标志着他在文学艺术的创作道路上又登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而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窟野河》，将陕北煤矿工业的书写推向了一个高峰。小说突破了《煤矿子弟》《陕北煤老板》《风起毛乌素》小说创作的格局，将丰厚的陕北文化与煤矿工业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丰厚的历史感和独特的区域文化特性。

亚东说，我是带着责任感来写《窟野河》的。据《神木县志》记载：窟野河，发源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县的拌树河，全长221公里，在神木县境内流长159公里。由北部偏东方向从内蒙流经石圪台进入神木县境。它与另一条穿越神木的秃尾河一起流入黄河。

现在的窟野河却是条被污染的河流，河道也由原来的宽阔变得狭窄。小说《窟野河》中，亚东曾这样描述它：“窟野河，一条从河床到岸边都凝固着乌金——煤的河流。”

这条河凝聚着神木人发展的历史。因此，“窟野河”被赋予了更多的意向。它是哺育陕北人的生命之河，是记忆神木人历史的一条长河，是见证神木发展的一条长河，也是汇聚着陕北人精神性格的一条长河。

亚东热爱陕北，身为陕北人他感觉自豪。他不愿意看到这条河这样“沉沦”“僵死”下去，他要用艺术的形式唤起人们对它的敬畏和尊重，希冀这条河在经历了煤矿工业化浪潮之后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采访结束后，亚东带我下井体验。以前只是听说，矿工可以开着皮卡车到工作面工作，今天亲身体验，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现代化矿井的实力。

他说，这次很遗憾，时间短暂，要不然，就带我一起去看看窟野河的源头。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我返回徐州的第二天，亚东发给我一篇散文：《寻找窟野河的源头》，记述了寻找窟野河源头的过程。这是一次寻根的游记，却让人失望。当看到空旷的沙地上竖着的牌子上写着“水源地”的时候，很难让人相信，这里就是千辛万苦、梦寐以求要找的窟野河源头。

保护窟野河，任重道远！

史修永：从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窟野河》可以看到许多煤矿的往事，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煤炭行业经历太多的沧桑变化，比如从原煤开采、到煤化工，再到洁净煤，从国企开采到民企办矿，再到煤企整合升级，等等，您的小说中是不是要以此为我们提供一个审视那个时代的视角？

亚东：小说注重的是人物形象塑造，即通过人物反映时代变迁，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变迁。长篇小说《窟野河》中高光亮这个形象是由生活中的三个原型合成的，就是说，我把生活中的三个人物的奋斗经历，聚合在了高光亮一个人身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煤矿企业经历了从原煤开采到发展煤化工，再到清洁能源——洁净煤的探索和利用过程，在短短的30年里，中国的煤矿企业经历着时代变革的阵痛与拼搏，许多煤矿人都在追问煤矿企业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想，随着时间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会有答案的。正如你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我在《窟野河》中最想表现的就是想通过小说中的不同人物，以文学的方式反映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

史修永：刚才听您说高光亮的形象是由三个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构成，能不能谈谈这三个原型？

亚东：可以的。小说试图表现当代煤矿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原煤开采、煤化工和洁净煤。在写作之前，我选了榆林地区的“煤老板”李小平、神木县北元化工的创建人王凤君和张家峁矿的矿长方刚作为小说高光亮形象刻画的原型。李小平出身穷苦，为了寻求致富之路，搞集资，全村动员，发展煤矿，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一名煤老板。虽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并没有沉溺于富裕的物质生活中，自己出资创建了民间艺术团——榆林市煤海艺术团。小说中的矿文工团的原型也是这个民间艺术团。煤海艺术团旨在打造艺术精品，传承和发展榆林地区的民间艺术。上个世纪90年代，神木县有个叫王凤君的人，放弃神木县政府工作的铁饭碗，投身商海创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创建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成为赫赫有名的陕西民营企业家，成为神木化工的领军人物。北元化工经历了企业亏损、资金短缺的巨大压力，与国企陕西煤化集团的合作逐渐摆脱了企业发展困境。可以说陕煤的介入使得北元化工逐渐走向盈利。煤化工产品在国内用量相对较少，企业无法消耗大量的原煤，煤化工产品是煤矿企业转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当时张家峁矿矿长方刚较早关注到煤化工项目，看到了煤矿企业结构转型的方向，积极推进水煤浆项目，将水煤漿技术在张家峁矿应用，延伸原煤产业链。这种洁净煤项目在山东、浙江、陕西等省地已推广，很好地解决了民用和工矿企业煤炭污染问题。李小平、王凤君和方刚三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陕西当代煤矿发展的见证者和开拓者。我在创作中将李小平、王凤君和方刚三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典型化，将他们的人生经历、事业发展和性格命运汇聚起来，做到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刻画和塑造了高光亮的形象。endprint

史修永：从《陕北煤老板》到《窟野河》，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您一直从事煤炭工业题材的创作，这么多年您对煤矿和矿工群体、对陕北的煤矿发展历史的关注一直保持较高的热忱，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您为煤矿而作，为时代而歌？

亚东：当下流行“官二代”“富二代”词汇，我是“煤二代”，这在我的小说《煤矿子弟》中讲述过。我的父亲从上世纪50—70年代就一直在国有煤矿工作。我父亲1950年代在铜川矿务局下属煤矿任党委书记。1960年代父亲被划为“走资派”。“文革”结束之后，父亲调到铜川市工业局工作。我从小生活在矿区的家属院内。那一排一排蓝砖蓝瓦（我们叫它蓝公房）、红砖红瓦（我们叫它红公房）的平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它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记。矿工群体中有我父辈的身影，也有我的同学一代以及左邻右舍子女的身影，描写他们，或者说讴歌这些平凡世界里更加平凡的人群，既是我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当下的生活，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陕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在评我的长篇小说《煤矿子弟》时，大致这样写道：在秦晋平和秦枫父子两代煤矿人身上，亚东倾注了自己对于煤炭行业和煤矿人的深厚的爱和炽烈的情感。他对小说的评价，我是认可的。因为，的确，我的创作就是我对煤矿人的深厚和炽烈的情感的自然流露。

史修永：您能谈谈自己的创作历程吗？

亚东：我一直非常喜欢文学。1988年就开始文学创作，当时主要是写诗歌。那个年代文学书籍相对少，我经常到书店买书，但是买不到很多书。我喜欢看欧美、亚非文学史，文学史里出现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我都读。2006年我来到陕北工作，由于生活在矿区，自然对煤矿有着浓厚的感情，并且逐渐深入地思考矿区生活的特质。2009年，想创作一部关于陕北煤老板的长篇小说。当时跟煤老板、当地的村民接触比较多，熟悉和了解他们，就想写他们，也想让人们了解煤老板这一特殊而神秘的群体。从《陕北煤老板》开始，我的文学道路发生改变，真正进入文学创作发展期。《风起毛乌素》的创作和出版比较艰难。当时反对的人较多，是顶着压力写的。陕西著名作家莫伸看了小说之后，打电话告诉我写得好。后来，他又找了几位作家读这部作品，他们认为小说写得不错。可是，陕西新闻出版局不给出版。因为涉及矿难，比较敏感。莫老师找到陕西新闻出版局领导，经领导审核同意才准予出版。接下来申报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也遇到困难，后来，经莫老师推荐，才报到省委宣传部。长篇小说《煤矿子弟》反映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时期的煤矿工人，创作中融入深厚的时代感，反映两代煤矿人工作、生活的奋斗历程，画卷般展现出自上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国有煤矿企业的发展历程。这是我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标志。《窟野河》并不急着成书出版。只是太白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千年秦商”系列，在编辑催促之下出版了这部小说。我深知在创作上还有些缺憾，比如刘银强非法集资的故事情节、刘茂盛和赵成之间的官场矛盾冲突、高光亮和杨屹劳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深入展开。创作历程中经历的周折和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将化成美好的记忆沉淀在我的脑海中，并激励我不断创作。

史修永：《窟野河》与《风起毛乌素》《煤矿子弟》等前面的小说相比，明显感觉到你在创作上的变化和突破，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高光亮等形象的性格和命运的起伏更具有节奏和张力，您感觉在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的变化有什么新特点？突破在哪里？您能不能结合《窟野河》和《风起毛乌素》等作品比较一下？

亚东：对于小说的创作，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在尝试。追求变化与突破，是我从《风起毛乌素》《煤矿子弟》到《窟野河》这三部小说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陕西省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刘宁对我的创作有这样一个评价：现在看来，亚东已经完成了从《风起毛乌素》到《窟野河》的裂变，相比于前者，《窟野河》不仅有了统领小说的整体意象，而且这个意象非常的鲜活和丰富。再往深层里说，窟野河的历史变迁浓缩了亚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寄予的强烈的人文思考。我想，这就是我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就《窟野河》与《风起毛乌素》相比较，我觉得《窟野河》在叙述上更加流畅，语言也更为易读。小说创作注重于把每个人物都写透，在方政与高光亮这两个主人公的塑造上，我的感觉是高光亮的人生履历与发展更透一些，他的形象要鲜活一些，或者说更接地气吧。另外，《窟野河》将陕北地方风俗、农耕文明和现代煤矿工业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具有浓郁的传统和现代气息，既能够扎根于陕北这块富饶而神奇的土地，又将陕北带入一个朝向快速变革的新时代。

史修永：读《窟野河》能感觉到，您在创作上是不是受到路遥等作家的影响，或者说无意中继承了路遥等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特别是在人物命运的塑造上，比如高光亮这个人物形象。他们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亚东：首先，现实主义作品和它的风格、语言表达方式是我所喜爱的，也是乐于继承和学习的，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古华的《芙蓉镇》、叶辛的《蹉跎岁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其次，塑造一个鲜活的、有内涵的人物，这本身就是写作者对现实与理想的高度认知，能把二者完美结合起来就是一部好作品。所以正如你所说，在文风上我是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人物命运与塑造方面，是不谋而合，或许这就是现实主义在反映人性的积极意义上的可贵之处。

史修永：在这么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有哪些作家与您的写作和成长有着紧密的关系？

亚东：我想是柳青、路遥和陈忠实的影响较多吧。我比较喜欢《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样的小说，有厚重的历史感，有较为清晰的现实主义精神脉络。这与陕西黄土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决定着陕西作家在创作上更加注重历史感的书写。在語言上，柳青、路遥等作家在叙事语言的驾驭上影响了我，我在创作中能够体会到，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和外在语言形式的把握上统一起来，达到一种极具感染力和审美性的艺术创造效果。相对于先锋小说、官场小说等创作形式，我这么多年的创作更倾向于立足陕北文化和煤矿的现实主义，感觉这种创作是舒服的，没有走偏，没有迎合，能够享受现实主义带给我的创作快乐。endprint

史修永：您的小说扎根社会现实，贴近煤矿现实，对煤矿怀有一种浓浓的情感，您能讲述一下陕北的煤矿，特别是您工作的煤矿？它是什么样子的？

亚东：10年前（2006年）我来到陕北矿区，那时候我所在的煤矿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漫山遍野的黄沙，还有长满红柳、沙柳、柠条的植物，一阵大风刮过，人们的牙齿都能够咀嚼出沙粒的味道。3年后煤矿建成开采，当时正是所谓的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时期，矿工的收入月月看涨，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大家干劲十足，再苦再累也无知觉。记得当时从老矿区关中煤矿来的一位生产矿长对我说，要是放在前些年有人说陕北的煤矿年产千万吨、矿工开着车下井、直接来到工作面，打死我也不相信。这就是我现在工作的煤矿，干净整洁如花园，见不到煤堆、煤灰和矸石山。自营铁路通进矿区，煤从井下直接装上火车，减少了煤尘的污染。矿区内，夏季鲜花盛开，清水洒路；矿区外，一级路面和高速路四通八达。矿工们开着私家车上下班，几百辆车让矿区的停车厂一扩再扩。如今，煤炭行业虽然遇到了困境，煤炭价格低迷、市场缺乏活力，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在陕北，在神府煤田，我们的煤矿依然处处焕发着生机。给煤炭行业、给矿工赖以生存的煤矿的未来一个更好的出路，也正是我在小说《窟野河》中想要表现的。

史修永：我们知道，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不好驾驭，有很大的创作难度。您在写煤炭工业题材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许多创作的困惑？陕西作家写农村题材的较多，工业题材很少。您在工业题材上耕耘，是不是在弥补陕西文坛的一些缺憾？

亚东：就中国来说，工业题材的作品一直较少，好作品更少，能够叫得响的作品如凤毛麟角。除了工业题材表现的是生硬的机器和照章工作的工人外，似乎没有了更深度的东西。它不如农村题材、历史题材那么丰富深厚，工人与工人的关系似乎也较为简单，没有家族的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和家长里短。但是，工业同样脱离不开社会，以往我们总是为写工业题材而写工业题材，似乎写工业题材不表现工业场景，或者把表现工业场景当成写作的唯一特色，就不是工业题材作品。我这样看工业题材作品，写作者可以完全不表现机器和厂房，因为它们只是小说的背景，抓住人与社会的矛盾，忘掉你是在写工业，而是在写人。在陕西写工业题材的作者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一极是工业行业以外的人在写工业题材，他们的作品大都是应约而写，泛泛掠过，深入不到基层，缺少长期在一线的生活感受；一极是一头扎进工厂煤矿，埋头写工厂煤矿，他们虽然也得到了行业内不同程度的认可，有的甚至是高度认可，但是却不能让社会各方认同。我的小说《风起毛乌素》被评论家称为我国首部陕北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弥补和突破。我在创作的时候，基本上跳出了以往工业题材创作的局限，将煤炭行业的生活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同时兼顾两种生活空间的特质，一方面使得煤矿单调封闭的生活具有深广的社会生活内涵，拓展了煤矿生活的维度，另一方面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因煤矿生活的介入和融合，而具有了更加鲜明、鲜活的特征，进而赋予文学生活更多的内涵。

史修永：阅读您的作品，总能感觉到一点：您在写煤矿，同时，又能偏离煤矿，在写广阔的社会生活，但最终又能回归到煤矿，将对煤矿的那份浓浓的感情表现出来，对煤炭工业的思考表达出来。我的阅读感受对吗？

亚东：正如刚才我所说的，跳出煤矿看煤矿，置身煤矿写煤矿，两者不可或缺。我在写煤矿、写煤矿工人的情感时，总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到社会上去，让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上的人，甚至把书中的人物也拉进社会中，去表現他们的喜怒哀乐。置身事外思考煤矿，就会少了那些另人费解的专业术语，从而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因为文学作品，具体到小说就是让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阅读，并且产生浓厚兴趣，能够一口气读完，我认为这就是好小说。

史修永：我注意到，在长篇小说《风起毛乌素》和《窟野河》中，许多地方都写到煤矿对生态文明的破坏，特别是在《窟野河》中，高光亮的三爸高扬威是一个保护生态的卫士。在塑造这个形象时，是不是考虑到当前的生态问题，试图以这个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某些生态观念。

亚东：我是充分考虑到生态问题。窟野河全长221公里，发源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拌树河，在内蒙它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乌兰木伦河，经陕西神木流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窟野河在神木境内的长度为159公里，我在陕北工作了10年，就生活在窟野河畔，我亲眼目睹了这条河流因为煤炭开采被挖得千疮百孔的过程，人们围河改道，把河床下面的煤开采出来，从大柳塔以上到内蒙境内的河道，坑洼不平的场景随处可见。1980年代的窟野河，河宽水大，清澈见底，人们不借助桥梁是很难渡过河的，如今的窟野河，下到河堤你可以漫步而过。在这里的人们富裕的同时，也在打破几千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我更想通过《窟野河》这部小说，让全社会关注到这条河流的生态和未来，进而关注到工业发展与生态平衡。我想通过高光亮这个形象，把命运与窟野河紧密联系起来，让高光亮身上的生态自觉和为之付出的努力，为读者深入思考当前生态问题提供一种批判性视角。

史修永：生态文学是当前一个时期国内外文坛较为重要的创作现象。您关注到当前的生态写作了吗？

亚东：我知道当代文坛有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但是没有刻意去了解。如果在写作上有影响的话，那就是我曾经读过的《瓦尔登湖》这部作品。作家梭罗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关注和阐释生态思想的作家，他离开繁华的城市，来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畔的山林，过着独居的生活，用质朴流畅的语言来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和深邃的生态智慧，与19世纪西方征服自然、利用和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相抗争，站在更高的意义上呼吁人们重新感受和解读自然，强调人类应该拯救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这种深远的人文关怀对我的创作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史修永：《窟野河》表达的内涵是丰富的，其中陕北风俗人情的描写，凸显出了作品的地方文化内涵。可以说是将煤炭工业文明与陕北区域文化完美融合于小说中。小说多处恰如其分地运用“信天游”来塑造和表达人物形象的情感世界，推进故事情节。那么，您眼中的陕北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它对您的写作和成长有什么作用？endprint

亚东：陕北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一样，陕北自古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正在考古发掘的神木高家堡石峁遗址，印证了五千年前龙山文化晚期与夏代早期（据今4300年—3800年）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正是来自这里，它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市文明。唐长安城墙以及今天西安的明城墙与石峁的城墙建筑形制是一脉相承的。陕北在西周时期由鬼方、犬戎、獯育占据，战国、秦、汉时期有匈奴驰骋近300年，唐代有突厥，宋代有党项，金人在这里统治长达70年，元代有蒙古族占领90年，明代一直被退居草原的蒙古瓦刺部落长期侵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秦以后，汉族是这里的真正主宰者，所以陕北的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这是形成陕北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当你走进陕北，来到这里，“信天游”和“酒曲”可以随处听到。我的父亲上世纪50年代从陕北榆林随军南下，到了关中煤矿，而我在50年后沿着父亲当年南下的足迹，北上来到了陕北榆林，陕北的文化，陕北的语言，陕北的风土人情，自小就根深蒂固在我的血脉中，我为我是陕北人而自豪。我的创作扎根陕北文化，陕北文化影响了我的审美观和文化观，影响着我对语言的运用和创作走向。

史修永：这种将地方文化与工业题材相结合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很少见。您怎样看待国内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特别是煤矿题材文学创作。您是不是要沿着这条路，继续探索下去？

亚东：建国以后，由于长时期的计划经济主导，我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煤炭、军工、石油等行业，一直处于条块分割的境遇中，它们在文化、地域、相互交流上往往成为社会独立群体而独树一帜。改革开放后，国家打破了这种条块制，企业融入社会成为了这些行业的大趋势。陕北的煤炭工业由于开发较晚，这种条块制的影响相对较少，因此地域文化进入到陕北的工业和煤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煤矿是我人生中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写作煤矿题材作品就是我人生中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我会继续沿着我生活和工作的道路写下去的，我手写我心。

史修永：您对今后的创作有什么想法？

亚东：接下来，我还是要创作以煤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目前的构思是，将煤矿世界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处于低谷中的90年代和黄金期的2010年。这三个横断面各有特点，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时代的变迁以及带给人们精神世界的震荡。上个世纪70年代，在国有制主导之下，煤矿工人地位较高，走出农村，进入煤矿成为工人，是好多年轻人的梦想。90年代煤矿处在发展的低潮期，煤矿工人生活相对困难。而2010年左右 ，煤炭行业形势出现转机，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这也是煤矿最腐败的时期。三个时期带给人们的精神痛苦是起伏的，带给人们的人性思考也是深刻的。我想从中挖掘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人性的本真。希望读者在阅读跌宕起伏的故事时，感受时代风云变化和人生命运的曲折。这部小说的大致框架已基本确立，至于怎么写还在考虑中。我希望在叙事技巧上有所突破。

史修永：从2012年至今，您连续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可以看出您对长篇小说的钟爱，下一步有没有打算写中短篇，您如何看待小说长中短体制？

亚东：小说的长与短根据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定，清人王夫之说：“文以质立。”有多少质就载多少文，有什么样的质就载什么样的文，我不赞成那些为了表现文体而刻意炫技的作品，去写命题作文，所以根据我所想要表达的内容选择长与短，或许以后我会写中短篇吧。

史修永：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

亚东：刚才，我的意思也是在说，文学创作因人而异。比如有的作家在创作之前，先制定周密的写作计划。我写小说时，在脑子里先有些印象。《风起毛乌素》我列了章节，规定每天写3000字左右，但是比较熟悉煤矿生活，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性格因为生活经历的变化也有很大变动，自己的写作计划也随之被打乱。比如《风起毛乌素》中郜新闻和方政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我计划将他们之间写成对立矛盾的关系，但是在写作之后，我发现，郜新闻的形象并不是我计划好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郜新闻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把握一点，人物要符合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风起毛乌素》一开始计划写成官场小说，但是写了几章后，发现矿长、管理者并不是官场小说中的貪官污吏。如果这样写下去，说明我对煤矿生活、对矿长并不了解，会脱离煤矿现实生活而滑向胡编乱造的窘境。这就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

史修永：您现在担任陕煤化集团职工作协主席，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文学机构？

亚东：成立陕西煤化集团职工作协是有前提条件的。2004年2月份陕煤集团成立，下辖多个矿业公司。陕西煤炭厅撤销，原来的国有煤矿公司都划归到陕煤集团，集团目前拥有职工13万，但是各个公司都没有作家协会，文学爱好者缺乏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8月份，经陕煤集团公司党委批准，成立了陕煤化集团职工作协，将13万职工中的文学爱好者汇聚起来。当时陕煤集团文学爱好者申报了四百多篇文学作品，我们聘请陕西省社科院文研所的博士对作品进行评价，根据作品的质量，从中选取了100位会员。同时创办了纯文学期刊《梅花》（季刊）。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等栏目，另外增设“名家看陕煤”栏目。陕煤集团网站上也开设了“文苑撷英”栏目，登载文学作品。比较起来，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小说创作相对较少，而长篇更少。

集团职工作协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交流的平台，而这些文学爱好者也引导了陕煤化的文化生活。作协还组织一些研讨活动，比如小说创作研讨会，扶持和推出文学新人。陕煤化集团下属公司分布较广，比较分散，组织笔会不容易，较多是私下交流，这样，文学爱好者与作家的交流进步就会快些，视野也变得更开阔。

史修永：您正在将《窟野河》改编成电影剧本，准备拍成电影。能不能谈谈您改编的情况？

亚东：现在电影剧本的初稿基本完成。小说《窟野河》与电影剧本不同，小说描写较为细腻，故事情节丰富，叙事节奏较为缓慢，人物形象依靠读者的想象力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电影要求叙事节奏要快，人物形象依靠演员来表演，故事时间有限。因此，电影剧本改编没有将主线放在爱情上，而是定位在环境保护，试图依靠高光亮和高扬威等形象来讲好环境保护的故事，突出人与自然、煤矿发展与窟野河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关系，以此启示人们思考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当然其中也涉及精彩的爱情戏。

史修永：我们很期待电影《窟野河》成功拍摄，走向银幕，传递出更多的美学价值。

亚东：我对电影《窟野河》充满信心，也很期待。

史修永：山东省新泰市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煤矿文学与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两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校级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本文为中国矿业大学创新人才科研项目《中国当代煤矿文学研究》（2013RC23）的阶段性成果。

亚 东：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煤化集团职工作协主席。陕煤化作协《梅花》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陕北煤老板》《风起毛乌素》《煤矿子弟》《窟野河》。散文集《文化稗草》，诗歌集《在季节淡淡的容颜里》《秋天的离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