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希安·戈德曼①
2017-11-14雷蒙威廉斯
雷蒙·威廉斯
李 超 译
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吕希安·戈德曼
雷蒙·威廉斯
李 超 译
去年春天,吕希安·戈德曼来到剑桥做过两次讲演。能够聆听一位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人的讲演,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机会。他说他喜欢剑桥把树木和田地规划在教室附近。我邀请他而且他也同意今年再来一次。更主要的是,我们同意对目前的工作进行交流,因为我们都意识到某种反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近距离常常转换成巨大文化沟堑,尤其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然而今年秋天,他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也许这一天终会到来,原本的计划不得不以出版物的形式呈现。但首先,我想直接纪念他,作为一种尊重行为以及对他的积极肯定,我认为是必要的:收集和讨论在非常不同的传统中产生的作品和概念,并分享了许多共同的立场和关注点。当然,我遗憾的是他不能在这里参与交谈。因为他在剑桥讲课的方式正好是以交流的方式进行: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惊讶的是,只读了他出版的作品,而这些著作通常以定义和系统的严谨著称。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已经注意到了特定社会环境对英国知识分子的长期影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但仍未完全消除。在人文研究中,至少结果不一。英国思想家和作家不断地回归日常语言:不仅在某些节奏和词语的选择上,而且以一种可以被称为非系统性的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也代表了当下受众不寻常的意识:很有可能制约或者促进一个共享和平等的共同体的形成。我认为这种习惯性方式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但我确信这同样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分享的意愿,或至少不太明确地质疑思想家、作家的集体意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描述提高了精确度——思想家和作家无论情愿与否但仍然是其中的一员。而这个集体,当然如此长的时间,特别是像剑桥这样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有时是一个统治阶级。这种对日常语言过去和现在的影响通常是朝向当下意识:在有教养但明确的限制内构思观念。
观察这个过程并不奇怪,看到这么多学生,自从1960年代初以来,选择成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方面,我们已经非常落后了——确实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当然也有许多其它原因。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文学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在剑桥大学比其它地方看得更清楚,这里已经拥有著名的和有影响力的著作。但在英语思维中一种绝对的限制的感觉使寻求代替传统的方法势在必行,因为这种限制似乎与社会中较大的某些限制和僵局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一直是美国的工作:出现了相同的语言,但在这个特定的英语共识之外。理论,或至少系统,似乎有吸引力。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优秀的还是平庸的,似乎都没有与非知识阶层分享这一特定的一体化。知识阶层以尽可能准确的方式解释自己一生的工作,并不能以一种善于交际的方式使某些人立即理解。偶然进入他们的劳动或者其他休闲活动中的人并不时常出现。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类型的研究中,可替代的方式变得有吸引力并被模仿:有时实质上是长期才产生的理论;有时表面上是某种习惯的程序抽象:主标题和副标题的论述;用斜体这样额外的精度来进行定义;高度专业化和内部的词汇表。除了英国人之外,大家似乎都以这样的方式思考或者至少这样写。依靠其他类型的结构和标注重点的方式是二流学者的做法。与英国资产阶级的决裂,似乎要求这些替代程序和风格,作为可以立即通过意志行为形成的少数几个实际的联盟。
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乔姆斯基,作为一名非常严谨的思想家,提醒我们,伴随完全抽象的统治阶级和管理,特定的社会科学的抽象方法和词汇可以多么容易地制造一种共识。如他所举的一个例子,对越南农民、难民的轰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加速城市化的程序。很容易意识到这种危险,这不必被称为,但可以被看作是非人性化和神秘化的。英国思想家虽然可以从传统上理解一个微观世界或者不了解物化,虽然他们可以理解客体的相关性,或者即便不知道如何协调,也知道宣泄,但他们很容易落在他们的旧习惯上,自称不能理解抽象,如权力结构。通过炼金术、具体或者特定的状态,某些接受的习惯,一种非常特别的和有选择性的传统和前民主观念以及调整的习惯得以获得。然而,人们越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越清楚地看到真正复杂混合的社会状况,在这里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只有将自己定义为独立职业:然后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任命但不接纳他们的社会,获得一种单独的自我定义的语言和方式,至少不受更直接的偏见和奖励的限制,但是仍然是一种专著论文和演讲者的语言和方式:黑板上的编号、强调的一个重点、一种教学坚持用的重复定义:与真实严谨的新颖大胆的探索和术语奇怪互动的习惯。
一、理论问题
吕希安·戈德曼,作为一名接受过欧陆传统训练的思想家,出生于布加勒斯特,后搬迁到维也纳、日内瓦、布鲁塞尔、巴黎,他很快体会到颠沛流离感和无人道性:在他的著作中这种风格非常明晰。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以那些熟悉的方式阅读他的作品,听到不同思想的声音:在其他意义上的流动性——情绪的富于变化。他的听众凝视这个穿着开口衬衫的微笑男人走来走去,相比香烟他更关心他的笔记,但最重要的是他富有挑战性的论点,一个显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挑战。这里有一种悖论的感觉:有趣但绝对认真,短暂但充满激情的信念;一种自我贬低和自强不息的勇气。也许悖论是剑桥大学的戈德曼,但也可能会是其他地方的。
因为我认为不能否认,我们在社会学与文学研究中正身处悖论,并且它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但最为明显的是风格问题。这个悖论的基本形式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理论,但生活和意识的某些限制阻碍我们得到它或者至少掌握它;然而对理论的需求不断压制我们的思想,一半说服我们接受各种伪论,事实上不仅不能满足我们,而且经常鼓励我们继续留在错误的地方和使用错误的方法。一种理论观念所揭示的定理和函数,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但是正如戈德曼提醒我们的,最有效的定理和最有效的组织方法,实际上来自完全不同的研究:来自作为公正无偏袒研究的基础的物理科学,在那儿要研究的对象可以被客观地看待,在那儿价值中立的观察被认为是可能的,所以客观严谨的实证学科的实践确实可以令人印象深刻且合理。
那么我觉得很清楚,在文学作品中存在如此多充满价值观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直接处理它们,我们根本没有其他可处理的,并导致整个大学的一个显著危机。这些大学越来越多在严格、专业、客观的学科方面定义了自己。毫不奇怪,在英国曾经有文学批评家,他是利维斯,他领导了反对戈德曼称为“科学主义”的东西。我会说,社会学的记录不太清楚,是不值得尊敬的。当然,在社会研究中,通过划界、隔离、定义等行为来制作或计划某些可以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没有与其余的经验或其他的关系建立某种联系。即使价值观本身也可以这样研究,就像在一个或多或少复杂的民意调查中一样:当一部分比例支持这个,另一部分比例支持那个并且直到下一次开始这都是最终的调查结果。而我不想说这些工作的结果可能不会对社会研究的核心业务有非常的价值贡献,因为在社会关系和历史上必须涉及人类,无论是否了解,都要涉及积极的价值和选择,包括观察者的价值和选择。我所说的是,最后这个核心是缺席的,或者没有充分地呈现;并且必须承认,历史上还没有以任何适当的方式发展英国的社会研究(我记得在剑桥成立时的困难),开始提出这样的主张:在文学、语言中价值和对它们的讨论是明确的,是可能被发现的一个真正的中心,一个人文的中心。
但这就是文学与社会研究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顺便说一句,在文学方面,我们不能像在社会研究中一样,认为对虚假目标的追求是不能进行的。古典语言,以及通过匆忙推导而得的它们的文献,可以通过严格的内部方法来研究。这些方法对几乎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有影响。以同样的精神,通过一系列孤立的文本研究其他语言,同样被应用到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通常明确地作为一种方法提供给一些较为严谨学科。在我们自己非常丰富和重要的英国中世纪文学研究中,这样的内部方法论,以及与具有积极价值和历史性问题的相对分离,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按它自己当前的条件,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些条件与核心探究的联系已经成问题了或者最终过于慷慨了。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突出差异不仅仅是表达和价值取向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也是变化的事实:社会和文学有活跃的历史,永远与价值取向分不开。但在文学上,正如在一些社会、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中,这些变化的事实可以被设计为一个明显的总体,它具有容纳它们的特点,从而使它们最终像岩石一样静止。在文学中,这些最常见的虚假总体就是传统,它即使在最新的时刻也不被看作一种积极而持续的选择和重选,也不被看作一个具体的选择;而现在更为方便地作为一个对象,一个预期的现实。我们必须按其条件来达成一致,即使这些术语总是为其他人所评估、选择和遗漏的。固定教学大纲的观念是这个假设最普通的方法论产物。当然,考虑到这种总体性,事实的变化可以被接受,但必须在特定的方式下。我们可以被热情地邀请到文学史课上学习:只是现在没有改变(change)但已经发生变异(variation),静态整体中一系列变异:这一时期的特点和其他时期的特点;正如在经验历史中,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和其他时期,但这个“和”不是被强调的,或者是在任何情况下被理解为时间的变化而不是质的改变。
在经济学、政治理论、人类学甚至当代社会学中,类似的虚假总体已经非常广泛地被设计。在这些学科中,变异被视为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涉及积极的价值选择的复杂过程。当然,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不从事实出发,虽然通过艰苦的、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获得。但是,这种极具说服力的经验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事实可以保持静止,而且像我们一样保持中立。我们被告知,理论可以稍后到来,但重要的一点是,从一开始它存在于静态的、被动的、可获得的经验的整体的方法论的假设之上。文学研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研究“类型”或者“体裁”的方法论。为了使所有的实证工作成为可能,在文学的身体之内,诸如史诗、悲剧或浪漫主义存在一种先验假定。然后我们所有的积极研究都在它们的变化之内,这种变化可能被认为具有直接原因,但甚至一种社会历史本质特征的变化在实践中被认为是自发的、具有内部规律。这种先验的唯心主义式的假设阻止我们看到形成这种形式的重要历史。事实上该形式从来不是永恒,而且也应该在表面的连续性上看到那些激进的、质的变化。这种形式通常在自身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有时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依赖于这种一般分类的方法。
二、“实用批评”②的限度
然而,这些方法并不是任意一种,它们明显的客观性表明以人为研究中心的文学已经终止了。它存在于关注文学自身的“实用批评”中,然而矛盾的是,从“实用批评”开始,文学社会学的英文研究开始出现。我知道戈德曼惊讶——每一个游客都吃惊——满足这种特殊和地方忠诚的全面强度、非凡的人类承诺。在他对“科学主义”的攻击中,他可能假设在剑桥大学有盟友,这些盟友用同样的话攻击了“科学主义”。但是这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戈德曼首先是以批判社会学的名义对科学主义进行攻击——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不加批判的方法转移;而“社会学”这个词仅在“实用批评”的圈子中被提及。我会给它约十五分钟,因为戈德曼开始描述他自己的方法,那个决定性的引文是从劳伦斯那里来的:
我们通过它对我们真诚和重要的情感的影响来判断一件艺术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所有关于风格和形式绕来绕去的批评,所有伪学科分类和模仿植物学书籍的分析,都是不恰当的,大多是无聊的行话。
所以在这里没有方法论;只有真诚和生命的情感。但是谁决定真诚(sincerity)和活力(vitality)?如果你问那个问题,那么你不能够开始理解答案。人们自己决定,在一个积极的、协作的批评过程中。
但哪些人,在什么社会关系中,彼此之间还是和其他人?无论有什么风险,这个问题都是社会学家必须回答的。“实用批评”在几点上是脆弱的:在一个明显教条化的客观方法中,甚至公然依据一些主观原则;把文本从其背景中隔离出来;在批评过程中,这往往使它对新的文学作品产生敌意。当它被应用,所有的这些弱点暴露出来:优秀还是平庸成为内部标准。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弱点或潜在的弱点都来自其实践者的具体社会状况。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哪些人,在什么社会关系中——的真正答案是确切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少数有学问的批评者。在真正的压力下,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团体,最开始的一种主张是以真诚和活力这样显然绝对的品质为中心的一个明显的人类过程。但是,由于批评活动是真实的,因此非常不同的社会关系——一种从主流文化(在其中真诚和活力遭到限制或破坏)中分离出的感觉,坚持反对所有代理人的限制或者破坏——形成并迫使原本立场的普遍化。实际上,英国文学社会学开始从一个激进的批评小组来定位和证明自己的活动和身份:优秀文学作品的实际差别从平庸的和坏的标准扩展到潜藏在这些不同价值之下的文化条件的研究——文学和文化的批评史;然后进一步延伸,从批评活动的起点到这些条件的一个主要因素,即阅读大众化的本质。然后给出的具体解释当然是文化衰落;彻底被隔离的少数批评者是这个判断的起点和结论。但任何文化衰落的理论,或者说更为中立的文化危机理论——实际的评论家并不难提出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广泛的社会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主义和大众文明破坏了有机社会。
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诊断与其他激进的解释重叠或者几乎重叠,特别是受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的影响。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几乎存在着根本的敌意:回顾过去,《细察》(Scrutiny)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交锋,我们毫不怀疑,《细察》取得胜利。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细察》批评者更接近于文学,而不仅仅是适应于其他种类如经济类型的证据所构想的理论吗?我相信确是如此,但存在真正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正如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实用批评”强大的决定性区域是薄弱的:“实用批评”能够对实际的意识提供准确、详细、合理的描述:不仅仅是一个方案或一种概括,而是实际的作品,充满丰富的、有意义的、具体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相对薄弱的原因不难发现:它接受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这一公式将“上层建筑”仅仅作为反映、表征、意识形态表达——这一简单的事实也就不会有任何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它是还原论的理论和实践——人类具体的经验和创作行为如此迅速和机械地进行分类,并在其他地方找到最终的现实和意义——这实际上使艺术品向任何可以说明它的人开放,这种艺术在其亲密度和强度方面与艺术品的制作和价值的真实的人类维度相一致。
我说过有一场胜利,而且确实令人震惊,本原性问题几乎没有被一代英国人提出过。人们已经知道了,或者认为他们知道答案。今天,我毫不怀疑,卢卡奇或戈德曼的工作可以很快地被称为那个废弃的战场。毕竟,他们除了稍微更新了一下词汇,除了某种政治上的起死回生之外,还有什么呢?我认为他们有更多的东西,但我相信我们必须记住,因为某些真实的东西被了解,确定的承诺使得英国人在继续探究上所做的贡献仍然是有意义和活跃的,然而我们中的任何一员都希望能从英语共识抵达一个完全不同的共识和词汇中。
最重要的是,正如我所说,接受“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公式使马克思主义在解释文学和思想的实践中是如此的脆弱。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公式仍然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议题,并指出文化史和文化批评的适当方法以及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基础”决定并限定“意识”的社会关系,而社会意识又决定了实际的想法和作品。关于这些术语,可以有无休止的辩论,但除非相信这一点,否则马克思主义似乎失去了最具体和具有挑战性的地位。
三、社会总体性
现在我自己一直都反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不是因为它方法论上的弱点,而是因为它的僵硬、抽象和静态的特征。此外,从我关于19世纪的工作来看,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方式; 更具体地说,处于功利主义思想的中心位置。我不想放弃经济活动和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我在《文化与社会》中的研究只是从转变变化的意义开始。但在理论和实践中,我相信我不得不放弃,至少要放弃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尝试发展一种社会总体性理论;将文化的研究视为整个生活中元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寻找研究结构的方法,特别是作品和时期,这不仅可以与特定的艺术作品和形式保持联系并说明它,而且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关系保持联系并说明它;如果它们之间也是不均衡的决定力量,那么用更积极的相互作用的思想替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那就是《漫长的革命》里的计划,似乎我是独特的,但回头看,我竟不知道卢卡奇或戈德曼的工作与它们高度相关,尤其是在一个更自觉的传统和较彻底的封闭状态下。我甚至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效用理论”的分析,在那里——正如我现在进行阅读和重读马克思时发生的——一种非常精确的历史的和分析的焦点给我一种包含着“基础—上层建筑”公式的还原主义的感觉。
就这样,在卢卡奇和戈德曼的工作中,当我发现一个积极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很容易想象我的感受。我正在探索许多拥有相同概念的相同领域,但与其他人相比存在一个十分不同的范围。事实上,我同时认识到,这是被谴责为邪教的事实,即回归左派黑格尔主义,左派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等等;我不怕被指责。如果你不在教堂里,你不用担心异端邪说;唯一真正的兴趣是实际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我来说,卢卡奇和戈德曼所说的“物化”(reification)是真正的进步。在这里,经济活动对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的主导地位,其价值标准对于所有其他价值标准的统治地位都得到了准确的历史解释:这种主导地位,这种变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并且在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这种优势力量——确实可以观察到——正在增长,以至于这种“物化”,这种虚假的客观性更是彻底地渗透着所有其他的生活和意识中。这种总体性的观念那时正是对抗这种精确变形的重要武器;的确,对抗着资本主义自身。不过作为其价值观的首要主张,这不是唯心主义。相反,正如变形只有通过经济分析才可以从它的根源上被理解,因此克服和超越它的尝试不存在于孤立的见证和分离活动中,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找到的,以更多的人类政治手段主张和建立更多的人类社会目标来实现。
在最实际的层面上,很容易达成一致。但总体而言,总体性的核心要点是认识到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法处于危险之中。而在文学分析的特定领域,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困难:我们不得不看的大部分作品就是这个物化意识时代的产物,所以看起来像是理论上的突破可能会很快成为方法论的陷阱。最终我还不能说这就是卢卡奇的思想,因为我还没有机会接触他所有的作品;但在其中一些方面,至少他现在已经部分否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没有转化为批评实践的重要见解,而且某些操作——基本上仍然是“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断重现。而且我仍然看到戈德曼同时批判性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总体的做法对任何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深刻甚至明显艰难的。
然而已经取得了进展,我想向他们致谢。特别是戈德曼的“结构”概念,以及他对于意识的区分——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思想——似乎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首先,它们对文学和社会研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更简单的层面上,文学和社会研究之间的许多联系点可以被处理:对大众阅读的研究,例如,对正在阅读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和对大众真正形成的社会学分析几乎没有结合;或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集团的作家的实际历史,与其工作实质的任何完整重要的关系;或文学形式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以及与其它形式的复杂化关系。我在《漫长的革命》中初步尝试分析这些问题,但是我当时觉得而且自始至终觉得重要合作者的缺席,特别是那些没有说或不得不说的人。当我们接近最困难的中心问题时,不幸的是,这里存在一个限制他们的领域。
戈德曼当然不接受这些限制。他现在作为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化史学家;而且在自己知识传统中,哲学和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沉着的文学研究从这种事实情况出发。因此,当他谈到“结构”时,他有意识地应用了一个没有太多交叉的术语和方法作为明显的独立的学科基础。在另一方面,这是关于意识的一个术语和一种方法,因此文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并不是各种作品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关系在总体的意识之内:一种先被假设然后揭示而不是被理解然后阐释的关系。根据我们的传统,许多关系特别是文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极具意义的关系必须得到证明,这在一个积极的总体立场上是可以被超越的。在特定分析开始之前,方法论通常可以在哲学和社会学的术语中制定。看着我们的作品,可以说,我们在任何成熟的哲学或社会学中缺乏一个中心。看着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不同之处,他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可以说,在开始与内容充分接触之前,他在论证层面存在一个被认可的中心。
四、感觉结构
如果可以被发展,我认为随后的论证就有这种必要的张力,甚至方法上的矛盾。我会给出一个主要的例子。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我不得不提出“感觉结构”这一概念。这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一群作家中的某些共同特征,也是其他人的共同特征。我以后会回到它的准确应用上。但是后来我发现戈德曼从一个“结构”概念开始,非常有趣,它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和文学事实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内容上的,而是精神结构的:它同时组织特定社会集团的经验意识和作家创造的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根据定义,这些结构不是单独的而是集体创造的。再次,在几乎不可译的术语中,这是一种“发生结构主义”,不仅关系到结构的分析,而且与历史的形成和过程有关:它们的变化方式以及它们的构成方式。这种方法的基础是相信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试图对特定客观情况做出重大回应。谁做出这个回应?据戈德曼说,既不是个体也不是抽象集团,而是在个体与集体的真实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反应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view of the world):一个组织的观点。而组织这一元素在文学中是重要的社会事实。作家和他的世界之间的内容对应关系远不如组织结构这种对应关系重要。内容的关系可能只是反映,但是结构的关系往往发生在没有明显的内容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展示特定“世界观”的组织原则,以及社会集团的一致性可以维持结构真正在意识中运行。
为了突出这一点,戈德曼跟随卢卡奇区分“现实意识”(actual consciousness)和“可能意识”(possible consciousness):现实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充分性和一致性。一个社会集团通常限于其“现实意识”,这包括许多种误解和错觉:当然,这些虚假意识的元素通常在普通文学(ordinary literature)中被使用和反映出来。但也有许多的“可能意识”:“世界观”被提升到最高和最连贯的水平,只有集团超越自己,变成或者被一个新的集团所取代,这种“世界观”才能受到限制。
戈德曼随后认为,大多数文学社会学涉及普通文学与“现实意识”之间相对明显的关系:表现在内容层面的关系,或者常规阐述中常见的错觉。新的文学社会学——发生结构主义——将关注“可能意识”的更根本的关系,因为在他研究对象的中心,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正是那些以最连贯、最充分、尽可能高的水平实现一种“世界观”。我们不应该主要研究外围关系:内容和背景的对应;公开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应该在最伟大的文学中学习组织策略、基本结构,这些东西赋予作品统一性,具体的审美特质,严格的文学品格;同时向我们揭示社会集团——实际上是社会阶级——最大的“可能意识”最终,社会集团通过他们的个体作者最终创造出“可能意识”。
现在,我相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我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我的看法。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当然熟悉某种“世界观”,一种特定的有组织的观察世界的观念。事实上,我自己不得不花很多年时间来摆脱它,我发现它以一种普通的形式被呈现。我开始相信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世界图像(world-picture)是一种迷人的东西,但是往往更多的是阻碍而不是帮助看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戏剧的全部内容。再次,我了解了希腊的世界图像,然后为希腊戏剧所迷惑;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图像,我发现了令人惊奇的英国19世纪小说。我认为戈德曼的区分可能会帮助我们。他会说,我们正在以一种摘要的形式被提供的是“现实意识”,而我们在文学中所发现的,通常是非常不同的“可能意识”。毫无疑问,这通常是事实,但因为它通常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意识本身的观念。在实践中,通常作为“世界观”被提出的一个机械的总结:比起绝大多数时间人们能够产生的意识,它更具有组织性和一致性。然而,我不确定我可以在实践中总是把这个与戈德曼自己进行分析时作为“可能意识”所引用的证据区分开来。此外,我认为任何说法通常距离文学的真正结构和过程有一些距离。我提出“感觉结构”的概念,以回应这种意义上的距离。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关系,并在当代的机构和信仰中,这些关系的形成相对地有组织并具有连贯性。但是,在最伟大的文学中,似乎发生的是同时实现和回应这些潜在和生成性的结构。事实上,对我来说,具体的文学现象是这样形成的:戏剧创作的过程,一本小说的构成,在其中,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信仰的所构成的要素被同时实现并以一种方式被不同地体验;差异存在于想象的行为、想象的方法、具体和真正前所未有的想象的组织方式。
在这一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个人才能的主要影响,并且实际上,我相信在作家的最近历史中,有一些可发掘的具体的社会类型的原因,为什么这种富有想象的代替方案被寻求。但我也确信这些创造性行为在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一个在“感觉结构”中可见的共同体和在形式的根本变化中可证明的共同体。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末的欧洲戏剧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与危机中,我曾试图表明这一点。而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感觉结构”中,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它们通常在构成普遍的历史意识的正式观念和信仰的可辨认的变化之前;而当它们与真实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对应于生活在实际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它们通常在正式制度和关系的可辨认之前,而这些制度和关系是更容易获得、实际上是更标准的历史。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是人类主要的活动之一,并且它可以成功地表达不仅是强加的或构成性的社会或知识系统,而且还可以立即体验这种生活的后果。方式非常接近新的社会活动和我们所知道的个人生活的其它类型的积极回应,但通过艺术更容易获得。只是因为艺术是专门形成的,因为当它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甚至是自主的,并且是可以传播和传达超出其原始情形和情况的那种工作。
现在如果是这样,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那些与滞后和复杂化的基础的决定性直接相关的意识版本。卢卡奇和戈德曼对主动意识(active consciousness)的强调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真正的超越之路。也许可以说,我曾经试图描述的关系——在常规意识(formal consciousness)和新的创造性实践之间——能够更好、更准确地描述卢卡奇和戈德曼:“现实意识”和“可能意识”。事实上,我希望可能是这样,但我看到一个主要困难。这种关系虽然微乎其微,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是静态的。“可能意识”是一个阶级在变成或被另一个阶级取代之前可以达到的客观极限。但我认为这显然导向一种宏观历史:除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即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所取代的激进和根本的时刻,在与现实文学相关的许多方面,随着变化的连续性,其类别通常太宽泛,以至于非常接近。当我读戈德曼时,我发现他非常清楚这个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个偶然:他对在封建和资产阶级世界之间一个明显的危机节点的拉辛和帕斯卡尔的分析比他对19世纪和20世纪小说的分析更有说服力,在这些小说中,没有将资产阶级社会重要的变化进行微观的结构分析。到了卢卡奇那里,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里,一个人试图超越客观有限的社会和命运——这本小说,也就是说,有问题的英雄——立刻具有启发性;事实上,为此提出的证据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我们几乎立刻产生了警惕。根本没有考虑英文小说:围墙另一边的我们,在海峡的这边通常都是如此自觉。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提供《远大前程》、《在流亡中出生》、《无名的裘德》,并且以更复杂但仍相关的方式提供《米德尔马契》时,剩下的就是面对不同的现象,例如在《小多利》中。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关于特定情况的争论。在阅读卢卡奇和戈德曼时,对我来说最令人兴奋的体验是对形式的强调。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已经相信,最深入的分析将始终是形式,特别是文学形式。其中观点的变化、已知和可知关系的变化、可能和实际的决定的变化,可以作为文学组织形式被直接证明,而且只是因为它们涉及的不仅仅是个别的解决方法,而是可以合理地与真实的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从基本关系、失败关系、有限关系来分析的。这就是我在《现代悲剧》中所尝试的一个例子,那么我就不得不说,从理论上讲,我从卢卡奇和戈德曼等人成熟的社会学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对于形式的大部分必要的分析,我几乎没有开始,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进化时间观的问题。
也许我可以把这个原因最清楚地说出来,在卢卡奇和戈德曼那里,形式经常翻译成类型(genre)或种类(kind);我们经常待在一个已经接受的终极的学术理想主义的传统中,在这一传统中,“史诗”、“小说”和“悲剧”拥有固有和永久的属性,分析通常从这些属性出发并且例子的选择也与其相关。我非常愿意同意,在形式和“世界观”之间的这种广义的关联可以被显示出来。但是,我们首先在过去一百年中就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比如说,悲剧和小说在相同的文化中是密不可分地存在着,被相同或非常相似的社会集团所使用。或者在现代悲剧中,甚至在小说中更是如此,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在这些形式中,文学和社会的许多变化可以被最直接的理解。当然这是在实践中得到承认的。戈德曼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小说与娜塔莉·萨洛特或罗布·格里耶的新小说之间进行了有趣的对比,他将这种对比与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相关联。卢卡奇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从巴尔扎克经由曼恩和卡夫卡到索尔仁尼琴。但是,形式上的全部问题,也许特别是在这个更为抽象、更超历史意义上存在一种没有被污染的形式,在我看来仍然令人困惑。因此,甚至戈德曼可以说,就像他是一个普通的理想主义者和学术评论家一样,作为希腊剧作家的索波克勒斯的作品是唯一一部可以“在现在被接受的意思上”称为悲剧。继承体裁的优点令人震惊和令人生畏。
五、过去的胜利,现在的惩罚
但是,这种限制与这种替代传统的优势有机地相关联。习惯性和不可避免的结构关系学说,或者正规范畴的应用是成熟哲学立场的一个特征,在大多数其它方面是实际力量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超越在1930年代英国发展起来的那场争论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尽管这种或那种阅读,这种或那种方法的特定反驳具有直接的意义,但在我们整体情况的背后,它们可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地方英语的可行性背后是一套未经考察的总体思想,其突然作为一套社会理论在完全不同的层面被具体化:从关键的少数到少数人文化与教育;从过去文学的丰富性到使用过去对抗现在;与过去相似,永远不会是未来,从来没有未来的感觉,是唯一的价值源泉。1930年代地方性的胜利是以我们全部付出为代价的:文学和社会研究之间更加积极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社会,包括当前的社会之间更为根本和持续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被忽视了;因为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它们的任何批判性的考察,都会彻底地扰乱我们现有的社会关系,以及扰乱表达和保护它们的利益分配和专业化分工。
我想以戈德曼所使用的两个概念作为结尾,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尝试澄清并且尝试协作地在实践中检验它们。第一个是“集体主体”(collective subject)的概念:显然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但是具有重大的潜在意义。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相关的概念。我们不仅说“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 “浪漫诗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而且我们经常以非常奇怪的意义来使用这些描述,来表明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文学的方法、一种语言的特殊用法等等。在实践中,我们常常注意分解这些归纳:了解琼森和韦伯斯特之间的差异,或者布莱克和柯勒律治之间的差异,或者狄更斯和艾米莉·勃朗特之间的差异,在那个真正意义上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考虑到所有的个体差异,我们都会看到某些真实的共同体。只看到布莱克和柯勒律治之间的差异,但也不是浪漫诗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有意义的限定,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然后,为了能够精确地说明这个共同体,共同体形式也是一种看待其他人和自然的特定的一般方式,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集团的问题:因为不是通过一些平均过程将个体减少到一个群体;这是通过个体差异看待一个集团的一种方式:在语言、惯例、某些特定情境、经验、诠释、观念等方面,个体及个体创作的特殊性,都不能过多地否认确证的社会身份。事实上,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也许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找到描述值得注意集团的方法,其中从根本上包括了那些个体现实,否则这些个体现实将被归入相当独立的领域。让社会学只涉及抽象的群体,让文学批评仅仅涉及抽象的个体和作品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分工;这是在实际生活中,在最终联合的意义上,避免最具个人化形式和最具社会化形式相互渗透的现实的一种方式。
这个问题总是一个方法,而第二个概念,发生的结构意识(the structures of the genesis of consciousness)必须给予特殊关照。在社会研究的这个领域,我们是最弱的:所谓的社会学知识,总是比这更多,因为不仅是我们关心的知识,而是所有学习、想象力、创造、表现的活跃过程。而且在已有的学科内部存在许多丰富的材料。为了在许多个人作品中对这些过程进行详细地描述,要想办法延伸这一点,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背景或思想史,而是其它积极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社会集团的形成和自我鉴定将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又是必要的。将文学过程与社会生产关联,或者将社会过程与文学生产勾连最终都要分解,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将退回到自己原来的阵地。但是,如果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分析来尝试超过特定的生产到其真正的过程——它最活跃和最具体的构造——我相信我们终会找到一些可以回答的联系点,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分离研究往往不是自己最近的生活过程。
在这些概念中——集体主体以及发生的意识结构——吕希安·戈德曼的贡献虽然未完成,但却是重要的。由于他很快引起争议,他似乎经常被限制在重申他最基本的立场;然而,即使在这里,我无法以概括的方式说明,他在如此复杂的领域中提出了精炼和更深远的定义。这些定义都值得我们学。像往常一样,我们可以从特定的公式和应用中提出异议,但仍然应该认识到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文学和社会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问题。除了这些论据之外,就像去年春天在剑桥听他讲述的,不难看出,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卷入了一场社会危机和人类危机之中:为了获得清晰和重要的意义,这些大多数的人类研究与人类的斗争方法密切相关,并在一个没有保留区、没有安全主体和没有中立活动的世界中结束。现在,在这里,在尊重他的记忆里,我描述他给我的感觉:持续地调查,持续地论证,持续地关注; 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重大回应的人;正如我想他可能会说的,通过他,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共同体,一种在世界上观看、存在和行动的方式。
❶本文是作者1971年4月26日在剑桥米切尔夫人大厅发表演讲的文本。译自: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 In Memory of Lucien Goldmann . New left Review 67,1971
❷译者注:“实用批评”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常被看作瑞恰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代名词。所谓“实用批评”,起源于瑞恰兹在剑桥文学教学中的一项实验。这项实验的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到书页上的文字,而不是前人的阐释和回应,其实用性在于通过细读文本进行语义和结构的分析,以寻找出作品内在的必然性和艺术的真实性;通过领悟和理解文本中的所有情感和微妙意义,获得一种整齐有序的回应,从而最终使读者获得心理和心智上的收益,并以此塑造个体心灵和改良社会的风气。这种批评范式对之后在英美兴起的“新批评”具有重大的影响。
❸译者注:《细察》杂志由利维斯创办经营,1932年创刊至1948年停刊。利维斯苦心经营十多年,将它办成了一个集文学。电影、音乐等文化形式于一体的批评杂志。包括雷蒙·威廉斯在内的很多剑桥求学的作家、学者都是在阅读《细察》的过程中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