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华

新诗的格调、生态问题与文学史的权力

罗义华

关于新诗，我有三个问题：新诗的格调问题、生态问题与文学史权利的问题。首先是格调问题，我之前研究过闻一多的新诗，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新诗最初的发声不管是强调诗的“纯诗”，还是强调散文化，根本上在于对诗歌格调问题的强调。新诗的文体本身就包含格调问题，诗歌的语言、形式都与格调有关系，新诗必须在自由和非自由取得一种和谐和调节。或者说，新诗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包括它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态问题。我们很难对新诗的格调进行判定，我们不容易界定它的格调。一个最好、最优秀的诗人，他也面临着一个困境——他的诗写出来，也可能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相当有限的空间里留下，所以容易被淹没。一个最优秀的诗人他今天也会感到恐惧。这个也是无可奈何。有何解决方法呢？如果想做一个杰出的诗人，或者一个伟大的诗人，或许有时候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第三个问题，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权利问题。今天，如果想写出一部文学史，一部新诗史，好像诗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文学史家的权力好像也很大，想选择谁，怎么评判，都由权利在操纵。但是这个权力肯定是有限制的，因为不加约束的权力就是滥用的权力，对写作是无效的。文学史家的力量来自于公信，一个诗人本身应该是清洁的，当他写作的时候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文学史家应该是自律的，所以说诗人和评论家都应该区别自立，都应该走向最大的公约，这样建立起来的文学史就比较有公信力。比如以余秀华为代表的诗人，其实已经对我们的文学史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争论。当我看到那首《我爱你》之后，大吃一惊。里面有一个稗子，这个稗子太重要了，这个稗子不能得到正视，因为它得到正视的时候就是被除掉的时候。我觉得她找到了自我抒情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讲屈原，他的诗好在哪里呢？屈原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创造了一种香草美人的抒情方式。李白的诗又好在哪里呢？明月，从来没有哪个诗人赋予明月那么多引发特殊的人格内涵。刚刚有提到戴望舒，我梳理了一下戴望舒的诗歌，有28首，可能有更多，我只梳理了这28首。现代诗歌的伤心人，梦就是他的自我人格的书写方式。当代诗歌，你看白草，白草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很有影响力，但是把他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做个比较，他80年代的诗歌艺术特点非常的鲜明，但是90年代，当他作为一个飘零者，在异国他乡，在行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灵魂才真正地沉静下来，那个时候的诗歌才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特点。那么，余秀华，当我看到她的稗子的时候，她已找到了一种自我人格的书写方式。但是，我们怎么入手？文学史家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困境，仅仅从诗上面来讲，余秀华的诗可称作好诗，但是，现在诗人只为在诗坛上获得地位，当初在诗人身上非常高明、一致的东西，现在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甚至无法选择的困境。诗歌不被接受，或许价值得不到实现。但一味为了传播与接受，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创作的灵魂与品质会不会被逐渐消解呢？今天文学史的一个公信力，都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格调问题，对于格调二字，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