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其林 钟丽美

——奉荣梅散文论

○ 龙其林 钟丽美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更适合于散文化的思维与表达，大众化的文化思潮、传媒的迅速膨胀、散文本身相对较低的话语门槛以及市民文化趣味的形成，都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勃兴和迅猛发展提供了便利。但从作品的数量来看，当下的散文创作无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散文不仅继续占据着包括报刊杂志在内的纸质媒体的重要篇幅，而且在新媒体横空出世的时代里也陆续成为资讯爆炸时代里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文学样式之一。然而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散文作品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当下的散文创作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快餐化的写作、流水线般的观念以及趋同化的写作风格也渐渐成为散文界最为常见的创作症候。在著名学者王兆胜先生看来，“在中国当前，不少著名散文家身上尚存有文化选择的困惑与迷失，而在一般散文家那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更是可想而知。其实，这个问题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普遍性；既具有现在性也具有历史性，还具有未来性，至少它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和文学思想的根本转型直接相关。”市场文化的催生、商品经济的涌起，使得散文创作出现了盲目追随市场潮流、日益沉迷于“消闲”和“消费”的倾向。散文写作者们喜欢堆砌辞藻，矫情滥情，将散文包装成外表华美的语言商品，或是严守套路，将散文的灵动活泼抽象为枯燥的文字演绎，或是如同流水线生产般地将散文写作衍变为整齐划一的复制品，凡此种种皆对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散文写作领域以消闲、猎奇、世俗为标志的快餐文化盛行一时之际，仍有一些严肃的散文家始终坚持着醇厚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既不迎合消费需求亦不流于陈腐僵硬，而是以创作阅读趣味、审美情趣及思想性相结合的作品为旨趣。在当代散文领域，湖南作家奉荣梅是其中辛勤耕耘、成绩斐然的一位。奉荣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散文创作，其近年来撰写的“道州旧影”“留寓湖湘”系列历史文化散文更是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奉荣梅的散文质地醇厚，具有浓郁的湖湘文化色彩，她以饱蘸情感而又隐忍节制的笔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往穿梭，语言精到有力，于随心自然举重若轻之中彰显着散文自在、赤诚、优雅的品质。

一、故土情结与扎根的写作

奉荣梅的散文具有鲜明的故土情结，这是她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奉荣梅看来，这种故土情结即是对“零公里处”的追寻，“零公里处”在她的笔下成为了故乡的代名词和精神的原点：“故乡，是一个人的零公里处，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原点；道州，永远是道州游子的零公里处”。“故乡”或者说道州，对奉荣梅而言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老家，而且是精神上的起点和归宿，是生命的精神寄托。正如绍兴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秦川之于贾平凹、高密之于莫言，与其说是实际空间对于作家的牵连，倒不如说是灵魂上的牵挂对于作家更有吸引力。在她的笔下，故乡成为具有宗教意味的对象：“就像一个原点、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精神的归宿。这个原点也包括原生家庭在内的儿时故乡、街道或村庄、老屋，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历练和沧桑，那个‘零公里处’，永远是人生中最牵念、最温暖的原点”；“故乡，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极力要逃离的地方；故乡，也是鬓发苍苍时，即使穿越千山万水，我们也要回归的灵魂深处的零公里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对于奉荣梅的意义正是为了回到故乡，把身体和精神都安放在故乡。一个人的出生地、成长地绝对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出生地、成长地与人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关系，也是伦理关系、道德关系——它记载着个体曾经的喜怒哀乐、见证了个体成长过程中伦理道德的成长和变化。

奉荣梅年轻时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摆脱束缚着自己的情感牵连，试图冲出困住自己的故乡。但是当奉荣梅在外漂泊多年，走过无数城市、看过无数风景之后，才渐渐地意识到儿时记忆中的牢笼恰恰是自己心灵的摇篮，于是回归乡土、追寻记忆中的家园成为她近年来散文创作的重要命题。于是面对索拉桥，奉荣梅会生发出对于故乡的浓浓思念之情：“这索拉桥，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早已废弃，但它也可以算这个小城历史的见证，保留下来，也让多少飘落异乡的人，回来时，还能捡拾一些记忆。”当现实的故土无法回去之时，精神上的回归便成为一种可能，她在写作中一次次地踏上寻根之旅，“在父亲的指点解说中，我的祖辈身形，也在这一片参差的青砖黑瓦中隐约漂移，一幅幅先民们曾经生息的场景，与我脑海里无数次构想的父亲儿时的风景交融，如同黑白照片的底片一样……”在奉荣梅温婉隽永的文字中，故乡的山水、风俗、人物在记忆中逐一浮现。

如果说灵魂的归宿是故乡，那么生命的归宿是死亡，每一个生命的最终点都是指向故乡的那一片土地。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生与死的记忆，死亡是人类永恒的母题。在故土的环境里，那些逝去的人们似乎永远不曾真正离开，他们萦绕在故乡的土地上，任岁月流转、时光荏苒，他们依然生活在亲友们的记忆深处。如果说都市生活是快速、变幻、速朽的话，那么故土乡间的生活则是缓慢、永恒、静谧的，昔日的人和事似乎永远不会在民间社会里消失。奉荣梅笔下的文字敏锐地察觉到了乡村民间社会的精神奥秘，她在对故土的追忆中重塑了乡村的精神面貌。当现代社会的精神节奏日渐加快的时候，品读奉荣梅的散文能够带给我们追寻缓慢生活的力量。在怀念早逝的妹妹的《偶然的二十五年》中，奉荣梅如此追忆这位不幸的亲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偶然地降临世上，又偶然地回到天堂。十几个清明后，我方才有勇气，记下一点片段。今又清明，重新整理，不事修饰，只有真情，是为祭奠”。对于生活于故土的人们而言，在死亡面前虽然常常无能为力，却不会在时间的逝波中遗忘昔日的情分与苦乐。因为有了故土的精神栖息地，情感便不会随波逐流，而是在回忆中让往昔共同生活的情境永恒化。在奉荣梅的笔下，情谊成为理解故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词：“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无论对夫妻还是兄弟姐妹来说，能够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先后投胎于一个母腹；能够在亿万众生中，排列组合，天成佳偶，都是一种缘分的设定。而立之年，生离死别，大喜大悲之后，我明白了，缘分既然是上天早已预定，何不在有限的缘分中，坦然地面对，不要让亲情擦肩而过”。在她的散文里，固然有着对于家族消亡、家人离去的伤感，但更为内在的却是面对死亡时的敬畏，以及对于逝者音容笑貌的记忆与精神风貌的铭记。

二、湖湘文化与边缘的活力

奉荣梅的散文创作不仅关注着道县或永州这个具体的地理、文化空间，而且有着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在她看来，即便是“地域文化的写作，也不应局限于一地。”奉荣梅的散文写作“先立足故土人文，后将视野投向湖湘大地，再发散到大江南北”。对于具有强烈故乡情结的作家而言，只有根扎得深才能汲取更多的养分以供生长。奉荣梅把目光投向了道州之外的湖湘大地以及更为广阔的中华大地，并不是一种偶然。在她看来，湖湘地域这片土地上的前世今生也是中华大地的前世今生，只有在对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体认与认同中，作家才能真正地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植于民族大地。她用脚步丈量先贤走过的万丈道路，用手掌触摸历史人物的遗迹的同时，也是在用生命、用灵魂访问湖湘文化的昔日现场。奉荣梅的湖湘历史文化散文所追求的不仅是对文人骚客生命轨迹的勾勒、对其作品的认识，而且更注重追求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故乡情怀：《道州，零公里处》里蔡元定的湖湘情缘和大度豁然、博学才高、授徒不倦；《濂溪一脉湘水去》中，濂溪先生清高人品、洒脱胸怀、不懈治学；《寂寞寇公楼》中，寇准屡遭陷害仍不忘家国不忘君；《右溪长歌吟》里元结清正廉洁、为民请命、以诗文记录山水。在“流寓湖湘——古代文化名人湖湘遗踪”系列散文中，奉荣梅的每一篇文章均记录了一个与湖湘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力图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经历激活今日湘人中逐渐为人淡忘的治学精神、政治情操。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求真理、重实践参政治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弟子，促使他们继承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术传统和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

于是在奉荣梅笔下，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与湖湘文化结下了深刻的渊源。“是永州的绮丽山水成就了柳宗元，还是柳宗元的山水佳文成全了永州山水的美名？无论如何，在我眼里，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间，无论压抑愤懑、病衰孤绝，还是纵情山水、读书著述，都浓缩成一个古代士人傲岸独钓的标志性画面，一千多年来伫立在西山脚下的潇水河畔，让中国的文学史里再添一根顶天的脊梁。”柳宗元因与当权者政见不一而被贬谪永州，历经十年冷冽孤苦，然而正是这十年间与湖湘文化的耳鬓厮磨、在永州山水间经历的陶冶洗礼，然后才有了他流传千古的《江雪》《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才有了他统合儒释的宗教观和“好佛究法”的宗教思想。湖湘文化成就了柳宗元，柳宗元又反过来成就了永州山水与湖湘文化。倘若没有柳宗元的生花妙笔，又何曾会有永州山水享誉湖湘享誉九州的佳名。奉荣梅在贴近故乡、亲近湖湘文化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柳宗元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契合过程：政治理想宣告破产的柳宗元，在孤独彷徨中寄情于永州山水，在时间的磨洗中慢慢释放着压抑愤懑的情绪。湖湘文化的异质文化基因，吸引着柳宗元思考着人生与宇宙的无垠问题，他在暮色苍然时犹不欲归，新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终于寻觅到了文学、宗教思想的更高境界。柳宗元的后辈、南宋诗人杨万里同样是在永州任职期间获得灵感，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另辟蹊径终于成为“一代诗宗”。

奉荣梅不光发现了湖湘文化之于贬谪文人的精神启迪，而且还在其中敏锐地观察到文化人格的新生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她发现，“文化人通常在成名之后，悔其少作，即对年轻时的作品看不上，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这种人。杨万里焚诗，不是悔其少作而是悔其繁作，是一种自我汰洗，是一种凤凰涅槃。果然，那把火锻打出一只全新的凤凰，成就了他的诗名。杨万里永州之野的那把焚烧诗稿的火，成了北宋时代文化高峰中明亮的指示灯。”在杨万里的永州淬火之行中，八百多年前燃烧在永州之野的那把焚诗火，象征着跳出中原文化视野之后的历代文人终于感受到了来自边缘的活力。柳宗元、杨万里在永州山水与湖湘文化的熏陶中所形成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上的嬗变，从本质上而言是中原文化与当时尚处边缘的湖湘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的结果。著名学者杨义曾如此描绘中原文化与边疆、边缘文化的交融：“边疆的文明往往处在两个或者多个文化板块的结合部，这种文明带有所谓原始野性和强悍的血液，而且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之间的混合性，带有流动性，跟中原的文化形成某些异质对峙和在新高度上融合的前景。这么一种文化形态跟中原发生碰撞的时候，它对中原文化就产生了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边缘的活力。”

奉荣梅的散文作品大多可以归入到历史文化散文的范畴，但与一般的历史文化散文所不同的是，她的散文作品并不热衷于对历史传奇的戏剧重现和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是注重从历史人物、历史遗迹出发，挖掘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内涵。奉荣梅散文不是停留在对于史料的堆积与解读上，而是借助历史资料为作家切入历史人物与事件搭建起具体的历史时空，在历史遗迹的现实体验及感性理性结合的基础上，对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努力还原出历史的现场与人物的体温。历史在奉荣梅的笔尖，绝不是隔绝的材料，而是不断穿梭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她选择历史题材，显然不是为了将历史作为归宿，而是以历史为外壳，以心灵为内核，选择历史的某个横断面切入，以今人之心灵观照古人之心灵，以今日之情感激活古人之情感。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人物在奉荣梅的笔下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味道。在《罗隐，晚唐典型“矮穷矬”》中，作家所描写的道学家罗隐面貌丑陋、虽才华横溢却八次科举不中，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奉荣梅的这篇散文不停留于对人物命运遭际的简单描述，而是努力透过现实观念和历史语境对其悲剧命运进行新的探讨。在作家看来，罗隐的时运不济固然可惜，然而其自身性格缺陷也是造就其坎坷人生的重要因素，若罗隐能收敛一些锋芒其仕途或许仍有大作为。奉荣梅看到的却是，罗隐之所以成其为本身，正是在于他的才气、傲气不可轻易转变。

奉荣梅的散文创作植根于湖湘大地，她始终坚持着源自故土的文学观、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她的湖湘历史文化系列散文大气沉稳，在睿智清明、冲和兼容中传达着一位具有历史反思意识和现实关怀情结的当代作家的视野广阔。

三、抒情的散文与散文的抒情

时下不少散文作品喜欢批判社会黑暗、抨击人心丑陋，与之相反，能在世俗欲望与经济喧嚣中以宽大温暖的心态面对现实，在平凡生活中发现脉脉温情的作品却不多。对于习惯以黑暗的心理来看待社会生活的作家而言，培养一种于日常生活中寻找美好和温暖，在平凡普通日子里寻找希望和善良的视野，是当前散文创作中亟需弥补的一种品质。

情感是文学的灵魂，真实性又是散文的本质，但散文的抒情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深沉凝重的抒情与逻辑理智的结合。在林贤治看来，“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直接的谱言文字形式。散文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处于同构状态。”散文的抒情应是适当的抒情，这种适当，是通过对生命中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的把握来实现的。换言之，散文的有节制的情感抒发往往发生在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经验、细节和感悟的勾勒上，这种抒情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云鬓花颜泪嫁娘》是奉荣梅抒情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它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母亲在孩提时代曾经追着新嫁娘的双副嫁奁跑，那时她心里浮现的是隐约的艳羡与小女儿的幻想。但是“等到母亲十二三岁时，外婆已是经年卧床不起，家徒四壁，所有能借钱借米的地方，都是母亲去借的，借债压迫得她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再看到热闹的嫁娘，她不再追着去看，虽然心里也有羡慕，但她知道，她的家境已经没能力给她置办什么丰厚的嫁妆了”。在节制的、冷静的笔调下，作家将母亲从少女时代对嫁奁的美好期盼以及美好理想最终在现实面前显露出风霜凄苦的矛盾勾勒出来。在嫁奁梦想破灭的背后，是母亲身为女性的无奈，但更是母亲长大成人后的坚韧。“我无法想象，那个年代，嫁奁对一个乡村女孩来说，是怎样的美好梦想，有的，一辈子就那一回风光一辈子就做了那一次主角，此后，默默地劳作和苦难，是她们终生相随的影子。”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悲凄命运及无法言说的苦楚，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之中得到了隐忍地抒发，读者在母亲失落的少女梦想中，见到的是她为了全家生计奔波的身影、布满沧桑的面容以及那曾经闪耀希望的双眸。

好的散文既要有真挚的情感，又要有知性的理智，情感受理智克制，理智借助情感表现。尽管在文学作品中情感往往是最易打动读者的因素之一，然而过度泛滥的抒情则会使得作品流于个人感情的宣泄。矫情、伪情常常充斥字里行间，从而最终损害散文作品的真实性。而恰到好处的抒情则显示出散文雍容典雅的规矩，它不将过多的自我情绪通过叙述强加给读者，而是在细腻的叙述、细节的刻画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真性情，如此才能使读者与作家真正产生情感的共鸣。奉荣梅在描写城中的古楼时，通过温情脉脉的文字，在环境的对比中抒发了一种贯通古今的生命沧桑感：“回身西望鸟瞰全城时，花花绿绿的世界，随即粉碎了诗中的宁静与野趣。在川流不息的喧嚣市声中，这古楼悄然寂寥地立生残垣上，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媪妇，给人带来沉思和感喟，淹没了所有的故事，把静穆和庄严归还人世。”作家目睹古楼周围的世事变迁，仅仅用三言两语便写出了生命的得失与遗憾，作者此时仿佛与那千年古楼融为一体。如果说思想质地是是散文的内在灵魂，那么语言表达便是散文的外衣。散文光有深沉的内在会让人望而止步，还必须搭配合适得体的外衣方能让人赏心悦目。奉荣梅的散文语言如同“严谨治学的理学家，一样有着浪漫、超逸的情怀，踏雪寻梅，吟风弄月，寻找的是一种高洁，抒写的也是一种清雅愁怀。古道与田野、鸥鸟与江声，那些名存实无的风景，在朱张的诗句里永恒。”饱满的思想质地不一定得通过瑰丽华美的语言加以呈现，流畅、朴素而富有存在感的语言有时更能贴近质朴的生活，实现文学叙述与生活本相的一体化。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社会剧烈转型、商品观念渗透至各个角落的世俗化时代，它摒弃终极理想而崇尚现世享受，拒绝空洞的理想却也容易跌入虚无的平庸。时下不少散文作家的精神观念日益在与物质、欲望的耳鬓厮磨中认同了生活的琐碎，日常、平凡的观念渐渐消弭了寻找传奇的冲动。而奉荣梅的散文创作跳出了世俗生活的狭小圈子，她躬身于故乡山水、历史人物、民间习俗之中，在对湖湘文化的不懈探寻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奉荣梅的散文擅长表现昔日曾在道州或湖湘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文人骚客，她在作为边缘的湖湘文化激活作家们的文化新知为切入点，细腻地揭示了湖湘文化对于中原作家的文学转变、视野扩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奉荣梅的散文语言朴素、淡雅，具有内在的思想质地，她在收放自如的叙述中传达着对于人心、社会和历史的看法。奉荣梅的散文作品风味醇厚，具有鲜明的创作特质，在隐忍与抒怀、在历史与现实的左右奔突之中，书写着关于故土、关于湖湘文化的精神传统和民间生活。对于她的散文创作，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收获。

注释：

①王兆胜：《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李建军等：《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②③⑫刘绪义、奉荣梅：《零公里处的命运追问》，《文学界(专辑版)》2014年第12期。

④⑦⑧⑪奉荣梅：《寒花淡影》，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第158页、第158页、第26页。

⑤⑥⑮⑯⑰奉荣梅：《浪漫的鱼》，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第28页、第36页、第36页、第13页。

⑨⑩奉荣梅：《灵魂踏歌而行(创作谈)》，《创作与评论》2013年3月号上半月刊。

⑬杨义：《从文学史看“边缘活力”》，《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⑭林贤治：《论散文精神》，《美文》1994年第2期。

⑱奉荣梅：《张栻：记取湘中最佳处，橘花开时香满城》，《老年人》2013年第12期。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