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

崇高的诗的流体与大块

韩子勇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列强东来。中华运势，“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鲸吞蚕食，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失败、屈辱、受欺侮，成为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以敌为师、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与艺术，又成为中华文明在遭遇挑战时的应战模式，“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成为近代主旋律。

历史不会过去。大历史的余绪，比个体想象要长，超越具体感受，超过一代又一代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所谓宿命，是说有前前因，虽经历数道轮回，仍现后后果。即使对鲁迅所言“健忘的民族”或暗中鼓励遗忘的机制下，这余绪仍隐隐作疼：比如南海、台湾和周边的不息颤动……比如话语权缺失和文化焦虑……及至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百年前的旧疾、沉疴和遗患，仍时时发作，深究远析，令人百感交集。

外来思想、文化和艺术进入中国，有一个在我们文化和民族的沃野上落地生根、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华文化不是一张白纸，它有很强的原创性、主体性，早已布染广大、惟妙惟肖、自成一体，它开放包容但检视严格。所有“他者”，要融入这浩瀚博大、复杂幽微的美景，须经层层过滤、反复发酵、变化调适，最终才纵浪大化、天水一色地演变为我们心灵的一部分。比如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历经数百年，经由多少高僧大德的点化、揉搓与重造，才最终与本土的儒道合流、同构、共生，成相犄、拱立之势，化为中国观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