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2017-11-14张艳茜

新文学评论 2017年3期

◆ 张艳茜

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 张艳茜

2016年5月5日早上，在西安市殡仪馆咸宁厅，我被人流拥推着与陈忠实老师告别。看惯了陈忠实老师那张像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布满深深褶皱的脸庞,那是他形象的标志，也是沧桑，是阅历，是智慧，是灵魂搏斗的写照。但是，躺在那里长睡不醒的人完全不像他。于是,我对自己说,这里躺下的人不是陈忠实老师,他又回灞桥西蒋村的原下老屋了,或是,正走在某个地方,向自己锁定的目标前行,就像六十年前,在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声中,赶考少年陈忠实咬紧牙关,艰难地向远方赶路一样……

六十年前，陈忠实还是一个不曾走出灞桥西蒋村3公里外的少年，那年他13岁，高小毕业。6月份，班主任杜老师带领着少年陈忠实和20多个同学，徒步到距家约15公里的历史名镇灞桥，西安市第十四初中考区(今西安市三十四中学)参加升初中考试。少年陈忠实是这一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这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因为激动又惶惧，前一晚，他几乎一夜没有成眠。第二天，少年陈忠实肩上挎着一只书包，书包里装着课本、毛笔、墨盒、几个混面馍馍，还有母亲用织布机织出的手工布巾，口袋里空空的没有一分钱。他起初兴高采烈地走着，然而，渐渐地却落在了赶考队伍的后面，长长的砂石路将脚上的那双旧布鞋磨烂了磨穿了，脚后跟磨出了红色的肉丝，流出了血，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老师和同学退回来，鼓励他跟上队伍，然而，这份关爱并没有减轻他脚下的疼痛。他不愿讲明布鞋鞋底磨穿的事，担心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一步一步钻心的疼痛中，他又与杜老师率领着的这支小小队伍拉开了距离。路上的杨树叶被少年陈忠实塞进鞋窝垫在脚下，母亲给他织的用来洗脸擦汗的布巾也被用来包了脚，接着是书包里的课本无奈之下被一页一页撕下来垫在脚下……然而一切的努力都只能维持几分钟，几乎是光脚踏在砂石路上，每一步的行走都让少年陈忠实疼痛得难以忍受。赶考的队伍渐行渐远，少年陈忠实几乎绝望了，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就在这时，突然，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响起，接着，少年陈忠实看到一列火车奔驰着呼啸而过：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而根本不用双脚走路！那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似乎给少年陈忠实注入了一股神力，他愤怒了，他对自己说：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于是，他将残留在鞋窝里的烂布条、烂树叶、烂纸屑统统倒净，咬着牙在砂石路快步行走，脚后跟还在流血，但是脚上有了力量。他终于在快到考场还有约1公里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小小少年的赶考经历，让后来的陈忠实终生难忘，也仿佛预示了，陈忠实今后的人生之路终究不会是坦途，终究要经历一次次砂石路的磨砺，而每一次，都必将艰辛，流血或是流汗。小小少年的赶考经历，也给了成长中的陈忠实深刻的生命启示，每当他遭遇人生重大挫折，或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他的生命深处总能响起那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当想到那个穿着磨透布鞋底还依然拔地而起去赶考的少年，无论“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脚下流着血参加升初中考试的少年陈忠实，是这次赶考的同村同学中唯一一个考上西安市36中学的学生。13岁的少年陈忠实要到距家25公里的学校寄宿，每天的伙食是开水泡馍馍，到了周六下午，步行回家背上母亲给他准备的一星期的干馍馍返回学校。但是，即使这样艰苦的求学之路，少年陈忠实在初中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寒假回家，他听到父亲无奈地对他说：“你得休学一年。”

西蒋村地处灞河南岸，土地丰饶，吃苦耐劳的父亲陈广禄，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却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为了供两个儿子——陈忠德和陈忠实上学，只有勒紧腰带，靠卖粮和卖树供儿子读书。1955年底，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集体，父亲无地可种，也没有树可卖了，父亲说：“钱的来路断了，树卖完了。”父亲想让哥哥陈忠德先上完初中，如果能考上师范学校或是技校，学费由国家负担，压力缓解之后再供陈忠实上学。“你得休学一年。”这是少年陈忠实无法逃开的“砂石路”，虽然委屈，但他理解父亲。幸运的是，“那一声汽笛的鸣叫”响起了，一位乡政府的书记，帮助少年陈忠实联系学校，免除杂费，保证这个少年复学。结果，学校不仅让少年陈忠实复学，还给他每个月六元钱助学金。

然而，正是休学的这一年，从此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接下来全国性的大饥饿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致使1962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陈忠实命运改写——1961年西安市34中有一班学生考取了大学，只隔一年，1962年这个学校四个毕业班考上大学的人加起来只是个位数，学习成绩在班上称得上优秀的陈忠实名落孙山，而且全班无一人考上。上不了大学，陈忠实只能回到乡村，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了农民。这一次，脚下的砂石路变成了一个个锐器，脚跟的流血他忍受了，但是现在心在流血。痛苦不堪中，父亲的一句话再次成为激励他的那一声火车汽笛鸣叫：“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

进不了大学，陈忠实就通过自学来完成当作家的理想。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陈忠实，一边努力教课，一边大量地阅读和造句练习，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他在心中给自己鼓舞，也在心中设定目标，没有上大学，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之日，就是自己的自学之路毕业之时。在老屋颜色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后来，已经于1982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的陈忠实，在1987年西北大学中文系开办第一届作家班时，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鼓动陈忠实、京夫等作家进入西北大学作家班上学，陈忠实笑着说，我的履历上就填写“高中毕业”挺好。

回首这段于陈忠实不寻常的赶考经历和休学一年带来的没能上大学的遗憾时，是在1993年6月，陈忠实50岁，正值壮年。在这篇《汽笛·布鞋·红腰带》散文中，陈忠实用的是第三人称“他”来叙述，陈忠实仿佛是站在人生的另一个出发地，目送着少年陈忠实一步步走在砂石路上的背影，有爱怜，有欣慰，更有一分知天命之年的坦然。就在几个月前，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当代》杂志分两期刊出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陈忠实到家附近的邮局去买《当代》1992年第6期杂志，被告知已经售完。这家邮局每期拿10本《当代》。陈忠实又赶到钟楼邮电大楼，那里每期的40本也已告罄。营业员说因为刊发了《白鹿原》卖得很快，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售货员询问陈忠实是否登记预订。陈忠实留意看了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文学圈的熟人，也几乎没有文学单位的人，感到大为宽慰，知道《白鹿原》进入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了。1993年的6月长篇小说《白鹿原》正式出版，《白鹿原》一问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畅销异常的火爆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罕见。陈忠实后来回忆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当年，认定将文学创作当作终生事业来做的陈忠实，在1982年的早春，又经历了一次赶考，这一次是在渭河边一个深夜的乡村土路上。陈忠实到渭河边的一个人民公社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分田到户”，一天深夜，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突然想起他崇拜的作家柳青，想起了他阅读了多遍的《创业史》，一想之下，险些从自行车上跌落下来，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行走，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他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是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

这种巨大的疑问，无疑是陈忠实作为作家身份的一次人生大考，这次需要他深刻思考，追问个水落石出。这次的“赶考”，对他是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成功的作家关系巨大并且深远。

作家曾经是一个很诱惑人的职业。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习惯，非常迷信书。常说书上怎么说的。这种迷信往往转化到写书人，教书人。我们把孔子、孟子尊为圣人，放在帝王将相之前。很多人只看到作家一旦成名，就名利双收，很风光。其实作家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在外界诱惑力很强、成才机会很多的情况下，选择文学就注定要忍受更多的清苦，要甘于寂寞。陈忠实对自己的要求要比一般作家更高一个层级，除了忍受清苦和寂寞，陈忠实有很清醒的意识，就是要在不断地“剥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对“剥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这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

这次，陈忠实成功地在“剥离”与“寻找”中，完成了创作《白鹿原》必要的艺术创造心路历程，应该说，没有这次主动地清醒地“赶考”，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也就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白鹿原》。

陈忠实说，他的这种“剥离”意识从1982年春天开始，尔后贯穿整个上世纪80年代，其实，陈忠实之后的每一阶段：“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

20世纪80年代末，贾平凹和路遥都有长篇出版了，许多人认为，陈忠实会急不可耐地把一个长篇拿出来，但是，陈忠实很是沉得住气，写作《白鹿原》的那五年时间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省作协院子里，而他则躲到乡下去写作。五年磨一剑，陈忠实写得非常非常辛苦，那个过程是一种非人的自我折磨，如同他光脚走在又一条赶考的砂石路上，流血又流汗，但是他又一次坚持了下来。他说过一定要在五十岁以前写出一部可以到棺材里当枕头的东西，他做到了。

就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当选为省作协主席，他深知作家生活的不易，创作的艰难，身在其位，得谋其政。这时候的陈忠实，放下身段，他全身心地投入，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一些实事。这于他是不小的牺牲，牺牲作为作家身份的时间和精力，为作家们的生活和写作创造一定的条件。

2000年，省作协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化，作为“精神领袖”的陈忠实，再一次转变角色，这一次应该说是一次无奈中的“剥离”，2001年到2002年陈忠实回到乡间，回到他写作《白鹿原》的祖居老屋，他住了两年，似乎也是隐居了两年。当他告别妻女，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这一年他59岁，已经是摸到60岁的人了，他问自己，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这两年的“隐居”，陈忠实在重新打量世事人事的同时，也在重新打量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理，归于宁静，再次获得宁静，既是这两年的最大收获，应该说也是他又一次的“精神剥离”。

这个西蒋村赶考的少年，六十年前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流着血从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西蒋村，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已然堂堂正正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攀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