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星星+靖鸣

【摘要】新闻集群效应指的是某类相似的话题、事件或群体在一段时间内被媒体集中报道所形成的新闻聚集现象，报道的对象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为主。根据新闻关注点的不同，新闻集群可分为地域集群、事件集群及人物（群体）集群。从媒体自身来看，这主要与媒介议程设置、新闻报道中的转喻手法及叙事框架相关。新媒介环境下新闻集群效应的社会影响是现实与幻象的交织。

【关键词】集群效应；同质化；议程设置

“集群”一词，在不同专业领域有着不同含义与功能。生物学中的集群效应是指同种生物生活在一起所产生的有利作用；在计算机通信行业，集群指代集群通信系统，指的是一种计算机系统，它通过一组松散集成的计算机软件和（或）硬件连接起来高度紧密地协作完成计算工作；经济学中的集群或者集聚效应则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新闻也有集群效应，当一个热点事件引起轰动之后，各地的媒体就会紧盯类似新闻，广场舞大妈、老人碰瓷、虐童等新闻选题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因此，新闻集群效应指的是某类相似的话题、事件或群体在一段时间内被媒体集中报道所形成的新闻聚集现象，在新闻业界一般通俗地称之为“新闻扎堆”。这种“新闻扎堆”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媒介景观。[1]总体看来，这种因某个典型新闻要素而衍生出的新闻集群现象，一般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为主，并且在新媒介传播环境下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新闻集群效应的分类

媒体在进行事件新闻报道时，在追逐事件最新进展的同时，为了保持新闻事件的“热度”，大量的媒体在短时间内聚集报道力量，聚焦在此事件或者此类事件上，从而形成了高密度和全方位的报道态势。从总体上来说，根据事件的性质可将新闻集群分为正面新闻集群和负面新闻集群，其中以负面新闻集群居多。本文将根据新闻关注点的不同，将新闻集群具体分为地域集群、事件集群和人物（包括群体）集群。

（一）地域集群

一则新闻报道会因其某个新闻要素的典型性引起社会轰动，而新闻事件的发生地也会因此名震一时，成为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2]以山东省为例，从“青岛天价虾”“疫苗风波”“电信诈骗”到“暴走团”，近两年关于山东的一系列负面新闻报道就形成了地域性的集群效应，这一个大的地域集群包括了多个事件集群，如去年的“电信诈骗案”和近期的“暴走团”等。2016年8月间，山东临沂市接连发生至少3起电信诈骗学生案件。先是8月19日，临沂市罗庄区高都街道中坦村18岁的准大学生徐玉玉遭遇了电信诈骗，她在接到诈骗电话被骗走9900元学费，和父亲去派出所报警之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心脏骤停，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期，在临沂市河东区，另有一名女学生被骗走6800元学费。8月23日凌晨，临沂市临沭县即将进入大二学习的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宋振宁也在遭遇电信诈骗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今年6月，据《半岛都市报》报道，青岛市李沧区安顺路上有两个老年暴走团，每天6点之后会在安顺路的超车道上进行暴走健身，经微博网友拍摄被曝光，虽未发生交通事故，但此举非常危险，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近期，临沂“暴走团”在马路上暴走被出租车撞倒造成一死两伤的新闻广受关注，成为舆论焦点。近日，媒体又报道，继临沂“暴走团”之后，山东德州再现“暴骑团”：他们早晨出发，不但成群结队在机动车道上快速骑行，还频繁闯红灯，面对警察盘问，骑行者称：没闯呀！这种突出选择一个地域代表性事件典型负面轰炸，很多偶然性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被媒体强调成一种必然性，迅速吸引了公众的视线。没有出现新闻的地区并不代表该地区没有相关事件发生，只不过“地点”作为新闻六要素之一在新闻报道中被强调，因而在受众的认知和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是刻板成见。

（二）事件集群

当某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成为典型，其他媒体便会对与此类事件相似的事件进行跟风报道。这与某一类型的电视节目成为“现象级”节目之后，便出现大规模的同类节目扎堆原理是一样的。“XX地再现/又见XXX事件”是事件型新闻集群常用的报道形式，这类事件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为主。新媒体时代，公众多感觉某个时段某类型负面新闻短时间内集中爆发，比如校车事故、电梯安全事故、校长性侵儿童事件、“毒跑道”事件、哄抢事件等。经对媒体公开报道的事件的梳理统计发现，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地近年至少有30所学校发生了（疑似）毒跑道事件。此外，新闻报道中的“哄抢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中国式哄抢事件，在新闻报道中，一般都呈现出这样的情景：高速侧翻，群体哄抢，司机哀求，警方劝阻，奈何法不责众，最后损失自负。央视《新闻1■1》节目曾经统计制作了一张中国哄抢事件地图，2012年6月—2015年9月的3年中，有18个省发生过哄抢事件。[3]据此，公众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哄抢事件的频发暴露出的是当今社会道德失范的危机，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此大范围相似性质事件的报道，以相同的新闻关注点串联起不同事件，客观上形成无意识的连续报道、一个大的事件集合圈，引发普遍现象感。诚然，哄抢事件确实时有发生，但这并非是社会现实的全貌，当货车发生侧翻事故，货物散落一地，也不乏热心群众或附近居民帮忙拾捡，只不过这类正面案例在媒体上出现的频次远远低于哄抢事件。

（三）人物集群

自“马航MH370失联”事件发生后，“失联”一词的传播频次飙升，之后“女大学生失联”事件频发，“失联”排在2014年最热的四个新词首位。2014年8月，有关“女大学生失联”的话题频频见诸媒体，让这一群体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8月17日，《重庆晚报》刊发了一篇题为《20岁女孩错上陌生人车失联〓家属5万元寻线索》的报道。此后，“济南女大学生搭黑车遭52岁男子囚禁性虐”“江苏女大学生高秋曦失踪”“成都刚毕业女大学生失联”等同类报道陆续涌现，有媒体还就此做了专题，相关新闻报道在进行追问与反思时指向受害人群体本身——女大学生被贴上“天真、轻率、不懂防范”等标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中国留学生”群体，年轻、防范意识薄弱、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令其成为高危群体。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国外遇害的事件也屡见报端，2016年以来，经报道的中国留学生海外遇难事件已有31起，媒体习惯性地在报道某一具体事件时，关联起已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可能讓涉事群体对此产生极大的恐慌与不安全感。某些非典型负面事件被作为群体或代际的“代表作”而诞生。近年来，老年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近日，洛阳“广场舞老人群殴篮球少年”一事引发广泛关注。之后，“广东广场舞大爷拒绝为高考让步”“上海大妈坐地铁一人占两座乘客提醒遭怒怼”“民警救跳河老人反被勒脖”等，关于老年人的负面新闻接连曝出。除此之外，被媒体扎堆报道过的群体还有“城管”“保姆”“警察”“医生”等。关于同一人物（或群体）的新闻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尽管分别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或国家，但由于新闻报道时间上的接近性，同样会造成受众接受的集群效果。endprint

二、新闻集群现象原因剖析

新闻集群现象的出现，必然有客观的社会根源，可能是社会情绪的反弹，这与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不无关系，这里不便展开，本文主要从媒体自身角度深度剖析。

（一）媒体与议程设置

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公众对信息所能给予的注意力是短暂且有限的，并且这种注意力所聚焦的内容多源于媒体的议程设置。在新闻集群效应形成过程中，通常离不开“舆论搭车”。“舆论搭车”指的是媒体借助同类报道的热度和关注度，兜售自己的报道。媒体通过把关，将新闻事件过滤、放大，一条新闻引发强烈反响后，便会有大量类似的新闻被集中报道，媒体的“舆论搭车”可以提高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并渐渐形成一项议程。但这种议程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某一家媒体主动设置了新的议题，而是因为各家媒体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趋于一致。在《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中有一条规定，“报道中一般不刻意突出某一类型群体或某一种身份”，但在新闻实践中，媒体惯用“标签化”的符号捆绑已是常态。常见的包括性别标签、社会身份标签、经济地位标签、年龄标签、姓名标签、地域标签等，上述的“女大学生”“中国留学生”“老人”等被集群化的新闻群体就是通过相关的标签符号与特定新闻事件进行了捆绑。在新闻媒体多样化、分众化的态势下，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很难第一时间抢占独家新闻，只能以新闻深度和广度来弥补时效性上的缺憾，新闻报道的扎堆效应也由此产生。媒体在报道一个事件时，往往会预设一个公众议题。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一方面在深度上挖掘，不断跟风报道；另一方面，媒体也会将视角投向这一事件的相似性事件上，也就是说，媒体会在更大范围内将相近时间段里发生的与此事件相似的事件统统归类报道。[4]

（二）新闻报道中的转喻手法

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中的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认为，隐喻与转喻是两种传播意义的基本模式。隐喻是将未知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而转喻是用某个部分或要素来代替其整体。新闻是转喻性的：一个得到报道的事件被当作整个现实的代表，而它只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5]转喻是以概念实体间的邻近关系为基础，在同一认知域内用凸显、易感知、易记忆的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内的其他部分，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6]当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部分上，部分的显著性就高于整体，从而可以转喻整体。转喻基于事物之间的邻近性，应用于新闻报道中，体现在地域上的接近性和时间上的接近性。新闻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它是一种选择性事实的再现与传播。媒介社会学者在讨论新闻工作的惯例、实践和价值观念的时候，使用一种隐喻的说法，他们把新闻报道不是说成现实的镜像，而是称作新闻制造的实践活动。新闻内容是产品，或者说是那些惯例、实践和价值观念的结果，是由“新闻工厂”中的新闻工人构建出来的。对于新闻集群中所涉及的事件，媒体有意突出其共同的新闻要素，而弱化或忽略其他不同但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要素。

（三）新闻媒体的叙事框架

根据现实的社会构建理论，客观事实是无法脱离人们所附加的主观意义而独立存在的，人们所经历的日常现实不仅仅是面对事实和物体，同时它也是被社会所构建出来的。现实的社会构建是由诸多环节串联起来的，其中包括社会和媒介化的过程，引导人们对世界产生某种特定的认知。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现实的解释权，它拥有调整某一符号和某一记忆之间关系的能力，媒介框架的使用就是构建人们所经历的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媒体对某一类信息的选择行为在潜移默化中会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使得这种问题框架之下的同一类信息總是会被选择和重组。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媒体的报道框架。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欧文·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媒体通过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凸显可以赋予事件新的意义，形成社会文化影响受众的感官认知、解释和思考的结构。新闻媒体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以何种角度及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在呈现事实的过程中认同哪种价值观等，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从来就不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媒介表现什么是受根深蒂固的意识支配的。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媒介信息中出现的许多符号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带来的结果。

三、新闻集群现象的社会影响：现实与幻象交织

目前人们处于三种社会现实中，包括客观现实、主观现实以及媒介构建的“镜头式现实”（或者说“拟态环境”），其中真实存在的是客观现实，脑海中呈现的对社会的认识是主观现实，而大众媒介通过新闻和信息构建的是“镜头式现实”。[7]当代社会是一个媒介社会，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对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日益渗透，无处不在，媒介化生存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李普曼最早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说它是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也就是媒体所构建的新闻话语并非所发生事件的客观再现，但人们往往会把拟态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看。之后日本学者藤竹晓又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亦即人们是根据媒介提示的拟态环境来认识世界并作出反应，这些行动的结果作用于客观现实，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具有拟态环境的特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便很难在两者中作出明确的区分。历史学家说，即便所有的历史细节都是真实的，也可能编织出美好的假象而非真相。就新闻集群效应而言，如果简单以媒体报道的比例去描摹真相图景，则未免太片面。

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新闻集群效应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新闻媒体是最有效的舆论监督手段，媒体相对集中报道某种类似事故，高密度、大范围的报道能保证事件关注度的持续性，形成更大的舆论声势，推动媒体议程进入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而更好地促进问题的解决。例如，媒体对“电信诈骗案”的集中报道，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全国各地各部门掀起了打击电信诈骗的热潮，并整理了一条从中央到地方的电信诈骗治理链。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电信诈骗既影响整个产业发展，更牵涉老百姓切实利益，相关部门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同时也要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公安部、工信部、保监会等部门也纷纷表态，将严惩电信诈骗犯罪。山东、广东、湖北等多个省市也频繁出台措施，遏制电信诈骗高发势头。此外，各级部门也加强了制度改进，提升了制度防范能力。但从另一方面讲，新闻集群效应也破坏了新闻报道中的平衡原则，往往会造成事件扩大化，对社会现实形成误判，甚至产生一定的社会恐慌和负面作用。endprint

（一）新闻集群是同类新闻事件的串联，是部分社会现实的映射

李书磊在《再造语言》中指出，语言从来就不仅仅只映射现实，它还塑造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符号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媒介，同样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且也是构建现实的基石。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决定了它是符号环境的主要构建者。新闻报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性，对事件的直接性与接近性的强调使真实性成为新闻的使命和旗帜。因此，集群化新闻报道的本质还是对事实的揭示，是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了纵深和延展性的挖掘，同类的新闻报道被堆砌到一起，受众据此进行串联。构成新闻集群的单个报道都是真实的，但叠加在一起未必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某一类新闻在短期内以集群状态出现，可能是媒体对某类普遍或潜在社会问题、现象的公开揭露，也可能只是社会生活中小概率事件在媒体上的集中呈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类事件的发生率突然飙升。新闻集群效应的形成更多是因为这些报道所共有的某个新闻要素恰好满足了媒体的新闻选择标准，或在一段时期内触及公众痛点，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但当媒体对某一事物的累积报道达到一定程度时，即经过塑造、巩固、修正、解构刻板印象之后，公众对新闻事件的舆论导向很容易发生偏差。[8]

（二）新闻集群效应加剧新闻同质化，易成“维特效应”的推手

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多数媒体的报道具有高度的类似性（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产生“累积”效果）；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产生“遍在”效果）。新闻集聚效应也是通过这三个因素来积聚影响力的。“同质化”，在新闻媒体中是指产品内容的来源、含量、品质基本雷同，选择内容的标准、视角、价值大同小异，产品载体的版面、画面、外观几无区别，千报一面，百台一腔。[9]随着全面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闻源公开化、传播技术迭代更新，媒介竞争日趋激烈，新闻同质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过于频繁的集中报道或长时间关于某话题的持续报道会形成新闻集群效应，自然也加剧了新闻的同质化。此外，新闻集群效应还容易成为“维特效应”的推手。“维特效应”的本意即自杀模仿现象，是指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模仿性和传染性。国外研究者在研究“维特效应”时指出，媒体过多地关于此类事件的报道，会在其他有类似压力或已经萌生厌世情绪的人群中产生微妙的心理暗示。[10]“维特效应”应该不仅仅限于自杀行为，对其他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也同样适用。媒体报道的集群化，有些人会在一些消极行为中找到于己有利的部分加以利用，这样无形中就造成了“维特效应”。

（三）舆论生态单一性：輿论幻象的价值陷阱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其含义是指公众的情感和个人价值比事实更加能够影响舆论。在媒体的影响、互联网的扩散下，扎堆的“坏老人”新闻，导致极端个案被夸大成普遍现象，更加强化了公众长期以来对“老人变坏”的认知，同时也引发“舆论场上老年人到底怎么了”的大讨论。舆论将老人群体污名化，留下了负面单一的“刻板印象”。因为不同主体的认知基模各异，即便是同样的信息暴露环境，也会得出不同的处理结果。在信息弥漫的今天，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强化了公众的选择性接触、理解、记忆，更加剧了这种信息处理断层。当前，信息已不再稀有，注意力则是媒体争夺的稀缺资源，新闻集群效应可能会过度消费受众的“注意力”，单一性的信息输出和价值引导，不仅会带来个体的阅读疲劳，更会导致舆论生态的固化，让公众迷失在“舆论幻象”之中。

参考文献：

[1]易艳刚.同类新闻为什么喜欢扎堆[J].青年记者，2015（24）.

[2]朱筱伶.浅议新闻报道的扎堆现象[J].今传媒，2012（9）.

[3]哄抢大米被拘，“法必责众”的示例[EB/OL].http：//news.cnr.cn/co

mment/latest/20151004/t20151004_520050890.shtml.

[4]周闻杰.跟风报道背后媒体责任的缺失[J].青年记者，2013（9下）.

[5]李彬.传播符号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55.

[6]戴理敏.从认知视角看新闻标题中的转喻[J].青年记者，2012（4中）.

[7]钱霜霜，吴衍发.镜头式现实：大众传媒的现实建构[J].新闻论坛，2017（1）.

[8]代平.媒体客观形象探析[J].新闻窗，2008（3）.

[9]邵培仁.新闻媒体同质化的根源及突破[J].传媒评论，2014（4）.

[10]刘一夫，马亚琼.负面新闻集群效应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