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研究李白、杜甫诗失衡的深层原因

2017-11-13张佩

杜甫研究学刊 2017年1期

张佩

论宋人研究李白、杜甫诗失衡的深层原因

张佩

有宋一代，李白诗在结集、注释、评点三方面均不及杜诗发达，后两者起步尤晚。造成这种巨大差距的原因是：首先，宋人对李、杜诗风格及创作方式的理解比较偏执；其次，李、杜及其诗歌在宋代境遇截然不同；第三，宋代文人群体心态发生剧变，文学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超越以往，文人士大夫阶层亟需树立起有说服力的精神典范以图自强自立。在这种“伦理—心理”模式的选择机制下，李白及其作品那种超越儒家道德审美之外的特质不大符合宋儒审美理想，故而并未在宋人对古圣先贤进行筛选的过程中赢得先机。

李白诗杜甫诗宋代时局群体心态

李白天才纵逸，与杜甫齐名，以其诗歌享誉宇内。然其诗歌的传播与结集不及杜诗发达，尤其在宋代遭遇到与其声名极不相称的待遇。在以往探研李诗版本及注释的著作中，学者们几乎都注意到宋人编纂李白集热情不高这一现象，注意到李、杜研究失衡的局面，但并未对此进行特别深入地考察。笔者在整理、点校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过程中发现，考虑这个问题不能仅局限于李白、杜甫诗歌创作本身或是笼统归结于宋人编纂前人别集各有偏好，还需结合宋代诗学理论、宋代时局以及文人心态等多方面因素。

一

萧士赟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序例》中对李白诗在宋代结集以及注释情况作了一番陈述：

唐诗大家数李、杜为称首。古今注杜诗者号千家，注李诗者曾不一二见，非诗家一欠事欤？仆自弱冠，知诵太白诗，时习举子业，虽好之，未暇究也，厥后乃得专意于此。间趋庭以求闻所未闻，或从师以蕲解所未解。……吁！晦庵朱子曰：“太白诗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则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岂予寡陋之见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数百载之上，多见其不知量矣。注成，不忍弃置，又从而刻诸枣者，所望于四方之贤师友是正之，发明之，增而益之，俾笺注者由是而十百千焉，与杜诗等，顾不美欤！

萧氏认为与“千家注杜”相比，注李诗者甚少，乃诗家一大憾事，遂欲尽其所能弥补这一缺憾。他所云“注杜诗者号千家”，并非虚言。宋人编辑杜甫诗者，最先是孙仅，为私人别录本。其后有苏舜钦、王洙、王安石、刘敞四家。南宋以后，各种注本蜂拥而出。主要有：（1）黄长睿《校订杜工部集》，以编年为例。（2）赵次公注本，清末沈曾植称其：“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杂。”（3）《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托名王十朋，称百家注本。（4）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又称《九家集注杜诗》，其中大量引用王洙注。世传王洙《注杜诗》，是杜甫诗的第一个注本，千家注杜的创始之作。原书已佚，注文散见于今存各种宋人杜诗集注。南宋以后著录此书，多称为王洙注。然而，所谓王洙注，实际上是邓忠臣注。（5）《分门集注杜集》二十五卷，大约成书于宋宁宗（1195－1224）年间，不知何人所编。此书分类而编，分类的依据多为自然风物，如花草、竹、木、星河、雨雪……这种分类实则毫无道理，琐细非常。（6）黄希、黄鹤父子编辑的《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嘉定丙子（1216）成书，编年较为精审。（7）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外集一卷。所采文献颇富，汇聚众说；因刊刻次数颇多，内容稍异。对杜诗进行全面地评点也始于宋代，现存最早的有刘辰翁《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二十二卷，明初刻本。综合起来看，宋人对杜集的研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补遗、校勘、编年、注释、集注等五方面均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为后世奠定了相当深厚的基础。

太白诗文集至宋则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宋咸平元年（998），乐史所编《李翰林集》三十卷（诗二十卷，文十卷）为源。后人用宋敏求本补充过，在宋代最主要的版本是南宋咸淳己巳（1269）刻本。另一个是以宋敏求编、曾巩重编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碑序一卷，诗二十三卷，文六卷）为源，在宋代最主要的版本是蜀刻本。此外的“当涂本”，基本上还是从两大系统中演化而出，虽然篇目次第略有不同，诗歌数目有所增减，但大体上相差不多。而到嘉定十一年（1218）前后，杨齐贤还在担任夔路运司帐干，观察蜀地的风土人情，收集李白散佚诗文及轶闻事迹。则最早的李诗注本成书不早于1218年。至于给李白集作评点的，宋代主要是伪托严羽所作的，成书时间当不晚于宋度宗赵禥卒年咸淳十一年（1274）。足见，有宋一代，太白集在结集、注释、评点三方面均不及杜诗发达，尤其是后两者起步就晚了许多。

二

那么，造成这种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宋人对李、杜诗风格及创作方式的理解比较偏执。认为杜甫诗喜用典故、熟语，堪称“无一字无来历”。其创作技巧复杂，又多牵扯社会动荡兴衰，个人流离播迁，不搞清楚典故及创作背景，便不能充分理解杜诗深意。因此，阅读杜诗亟需好的刊刻本、注本及评点本。相比之下，李诗貌似要“容易”一些，书卷功夫不深，没有那么多语言障碍，亦不灌注过多家国历史，用典也甚少选择极为冷僻者。即使没有注本协助，也不会太妨碍理解诗意。

其次，李、杜及其诗歌在宋代境遇截然不同。杜诗几乎取得了满堂喝彩的效果，而李诗则有些“冰炭同炉”的意味。欧阳修在《太白戏圣俞》（一作《读太白集效其体》）写道：“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又云：“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黄庭坚《题李白诗草后》：“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张戒《岁寒堂诗话》：“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太白多天仙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李唐群英，惟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这些赞誉主要针对太白诗充沛的才力，无可匹敌的表现力。尤其是欧阳修，他对太白的认可，更深层次上来说，是在强调诗歌创作中“天分”“天才”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称颂李白才力的同时，宋人对李白的人格存在偏见，近乎苛责。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舒王编四家诗”条引用王安石之语：“然其（太白）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钟山语录》云：“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喜好妇人与酒者，非太白一人；乐于将其作为诗歌创作题材者，《诗经》《离骚》以下不胜枚举。若以此作为判定“识见污下”的依据，恐前人作品当删削大半，污下者当盈纸累牍。况太白集言女子之处并不太多，断然不似王安石所说比例。即便写女子，也并不局限在娱乐怡情、玩赏淫乐范畴之内，有勇毅果敢的侠女、热心馈赠的老妇、温柔贞静的妻子，还有求仙修道的高士……至于言酒，魏晋诸人岂不更甚？古人非为酒而言酒，多借以抒情言志、浇心中块垒，荆公自己也不能免俗。苏辙《栾城集》第三集卷八《诗病五事》：“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徐究白之行事，亦岂纯于行义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洁身而去，于君臣之义为如何？既合于刘，又合于鲁，又娶于宋，又携昭阳、金陵之妓，于夫妇之义为如何？至于友人路亡，白为权窆；及其糜溃，又收其骨，则朋友之义庶几矣。”⑪苏、葛二人指太白“不好义”，不是“纯于行义者”，其所列事例并非不可靠，而是观者单纯从负面来看，自然得不出正面的结论。葛立方的批判更是经不起细究，拿古代男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言事，则近乎苛责；对刮骨而葬的迁葬方式不甚了解，从而大加批判，则近乎主观、盲目。陆游则一边驳斥“伪荆公”之言，一边诟病其为人：“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尝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坷也。”⑫陆游批评的方向有所转变，他所说的“识度浅”，不再纠结于“人伦纲常”，而是针对太白的性格及处事方式。这种算是“软性指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欣赏者可称其“豪放不羁”“潇洒翩然”“傲岸不屈”“桀骜不驯”，不欣赏的人则可说其“不拘小节”“任性放浪”“傲慢无礼”“放肆嚣张”。这是一个解读视角的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绝对的好恶。

然而，无论赞誉、批评是否得当，这都代表了当时主流话语的观点。这些在政坛、文坛份量极重的人士，势必会对他人接受评判李白及其诗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支持李白者阵营的缩小，带来的无疑是学人对注释李诗兴趣的低迷，既然诗风粗率，人格不合于“义”，又何必下苦功夫学习，不如研学杜诗来得稳妥。

三

最后，便是至关重要的宋代时局及群体心态因素。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是处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中，来自周边异族的挑衅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种“不安全”在宋代表现的倍加突出，由于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中。北宋初期一直与辽交战，但并未收复失地。至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的缔结才使北方获得稍许安宁，然而这种“宋兄辽弟”的和谐场面是以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作为代价的。这期间，无论粮食收成丰欠、年景好坏，定期交纳“岁币”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北宋中期，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庆历四年（1044）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元昊接受册封，愿意称臣，但北宋每年须给西夏“岁赐”。也就是说，这个“君臣关系”与之前的“兄弟情谊”一样，也是有前提的。

这种方式的“议和”，在秦、汉、隋、唐比较少见。前朝在战事上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可以说，汉民族相当骁勇善战（对匈奴的抵御与驱逐，直接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有合理的军事制度作为支撑。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开始，宋代便形成了一种对武将的强烈防范意识。“更戍法”造成军中“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危机，而打仗必须依照“阵图”的教条方式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北宋军队不再具有前朝威武雄壮的气势、取得最终胜利的强大实力。与武将的沉沦相比，文人士大夫阶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宋代庞大的官僚机构，繁复的职官制度便是旁证。文士主持大局，注定了“忠君爱国”会被上升到崭新的高度。偏偏文士的“爱国”基本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徘徊，具有指导意义，实践上则稍弱。一方面对本国议和的不平等性质心怀不满，抱着收复失地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却只能作为参战将领的后盾，无法亲临实战。文人参预度最高的只能是政治改革：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十项改革主张，实行“庆历新政”；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都涉及军队改革，前者主张加强武备；后者更是提出具体的“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将兵法”（废除更戍法，提高军队战斗力）、“保马法”（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军器监法”（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只是每次改革都在保守派的反对声浪中，在长期的战乱影响下，逐渐走向沉没，没能取得实质上的成功。宋朝在恢复原先的统治之后，一步步走向衰亡。

在这样的时代局势下，文人们内心的激荡可想而知，群体心态发生剧变，大不同于以往。由于国家统一强盛而形成的优势心理明显削弱，取而代之是对家国民生更多的忧虑与揪心，心态转向内敛。此时，文学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超越以往，“文以载道”的功能突显出来；文人士大夫阶层亟需树立起有说服力的精神典范以图自强自立，这就势必要对古圣先贤进行一番筛选。诚如林继中先生所言：“对典范的尊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也许还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自中唐至北宋，诗人们一直在寻找本时代的最高典范，而北宋人的自立精神就寓于遴选乃至改造这一典范之中。”⑬杜甫便是在与其他诗人“竞争”中，最终胜出的一位。苏轼《王定国诗集叙》：“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⑭作为宋代文坛领袖，苏轼这个“一饭未尝忘君”的赞誉份量非常重。

秦观《淮海集》卷第二十二《韩愈论》：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⑮

张戒《岁寒堂诗话》：

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余”，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⑯

秦观、张戒对杜甫诗的论述，能够从侧面展现出这个“筛选”的过程。前者采取了“类比法”，后者则采用了“对比法”。秦观列出众家之长，包括高妙、豪逸、冲淡、峻洁、藻丽等。诗歌风格之间本无所谓高下，然每种风格能被发挥至何种程度却有可比性。杜诗便集诸家之长，将每种风格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成为集大成者。实际上，与其他诗人一样，杜诗也有自己最为突出的风格——沉郁顿挫。而这个风格未必与“集大成”直接对应，不是各种风格简单叠加或是混合杂糅就能造就的，其中也浸润了诗人纸面以外的功夫。即张戒所云“知世间一切皆诗”，随物赋形、收放自如。然而张戒为凸显杜诗的优越性，不惜罗列出一堆对其他诗人作品浅薄、片面的认识（李义山只知“金玉龙凤”，何来《夜雨寄北》《登乐游原》；李长吉只知“花草蜂蝶”，又何苦写《老夫采玉歌》《苦昼短》……反证俯拾皆是）。盖秦、张二人除了对杜诗真正的赏爱之外，在“伦理—心理”模式的作用下，先入为主认为杜甫写诗得的是“大道”，其他诗人各执“一端”罢了。

这个“大道”，是儒学范围内的，符合宋儒的评判标准：道德第一，审美第二。李白道德上已备受苛责，自然不会成为这方面的楷模。由于“道德”先输一程，在“审美”上的优势也不明显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遯斋闲览》：“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⑰太白笔力变幻莫测，唐人已承认其“横被六合，力敌造化”（李阳冰《草堂集序》），“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盖太白那种超越儒家道德审美之外的“自由”与“变化”，沿袭庄周一路，是不大符合宋儒审美理想的。

当然，并非没有人发现李、杜诗研究方面的这种失衡。去宋代未远的萧士赟便不满于此，且将酝酿已久的想法付诸实践，力图弥补这一诗家憾事。然而，他并没有因为立志注释李白诗而采取一套与之完全相适应的方法。宋人的群体心理与审美倾向对萧士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运用的是一种“沿袭”“不割裂”的处理手法，即以注释杜诗的心态与方法来注释李白诗。宋人编纂李白集热情不高，给李白诗的传播造成一定的麻烦，不仅影响注家的诠释思想，也间接影响了同时期以及后出的李白集、李白诗注本的质量。詹锳先生在《李白诗论丛》中说到：“若夫李诗编次，则分类出于敏求，考次出于曾巩，而分体出明人之手。宋氏分类碎杂无足观，明人分体一时风气所趋，居功多者以南丰曾氏为最。惜其用力尚未深至，仅寓先后于各类之中，而未能通体为之编年。后之注家不明斯旨，肆意颠乱，无复旧貌。是故以注释而论，固后来居上。若言编次，则后不如前也。今传李集各本实无善者。”⑱诚哉是言！

注释：

①邓小军：《〈邓忠臣注杜诗〉考——邓注的学术价值及其被改名为王洙注的原因》，《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②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1页。

③张佩：《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版本系统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3页。

④（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6－87页。

⑤陈伯海：《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50页。

⑥（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⑦（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0页。

⑧（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

⑨⑰（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7页、第37页。

⑩（宋）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2页。

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