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耕原

杜甫华州诗论

魏耕原

杜甫贬放华州为时不到一年，所作诗歌与以后相较，数量不多。然此时不仅是弃职掾属走向布衣的转型期，也是诗歌创革的发轫期，尤其是把堂皇典丽的七律一变而为“白话七律”，而且以瘦病之丑化而为美进入审丑阶段，又从淳朴的友情与深挚的亲情感到温煦，而与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对于杜甫人生与创作道路，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贬放华州 白话七律 瘦病之丑 友谊亲情

杜诗分期，无论三期、四期，甚或分为八期，或是前人所论，从来未提到华州时期。一来杜甫在此地为时不长，二来作品亦不丰，故不为人所注目。新时期以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日渐兴盛，方有着眼。然华州时期不仅对杜甫政治上进退关系至大，而且对杜诗的转型影响甚巨，因此有必要予以充分的关注。

一、华州时期的重要意义

峡而思乡也。上四追忆华州，下四华州有感。”又谓颔联为“此在峡而忆华州也”。浦起龙说：“何缘独思华州，适览‘巫峡’‘蜀江’，有如‘华岳’‘黄河’，故以为言尔。华在两京之间，亦思乡也。境虽相似，而病泊愈时，与‘潼关诗兴’迥别矣。”实际上思华州、思“华州诗兴多”、思乡，三者为一事。因华州为“京邑”，而长安南“杜曲幸有桑麻田”。所以思华州即思长安，思华州亦即思“潼关诗兴多”。仇注说：“向贬司功，而诗兴偏多，以华岳、黄河足引壮思也。”山河壮思的说法不太可靠，因华州时期没有写过黄河的诗，虽有一首《望岳》则意不在山。写此诗时离开华州已七年多，时年55岁，而为何对华州即“潼关诗兴多”如此怀念呢？

话得从头说起。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被贬放华州司功参军，上年四月从沦陷之长安冒险逃奔肃宗行在凤翔，五月授左拾遗，旋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在朝廷立足，就很不自在，便请假探家，闰八月至鄜州。期间两京收复，十一月携家返长安。次年六月肃宗宿怨积发，房琯、严武、张镐先后贬放。杜甫六月贬华州参军。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李白、杜甫、王维诗歌新论”（编号：13FZW059）成果。

作者：魏耕原，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710125。年冬探省洛阳访旧，次年春返华州，写下著名的“三吏”“三别”，而在洛阳有《洗兵马》之杰作，七月即决意赴秦州。在华州时间首尾不足一年，而期间往返洛阳与蓝田等地将近半年。此时作诗41首，除去作于外地13首，也不过28首。杜诗共1457首，从25－55岁的30年为作诗总年龄，年均48首，华州诗低于一生年均数，入陇前作诗总数263首，年均为11首。在陇半年为126首，入蜀至去世11年为1194首，后者年均108首。居夔两年半共470首，年均170首；流落湖湘两年半为148首，年均59首；居草堂两年半为175首，年均70首；流落两川三年半为280首，年均80首；35岁前的壮游十年为24首，年均2.4首；长安10年为113首，年均11首；辗转兵燹三年半为126首，除去华州近一年余二年半为85首，年均34首。按年均排列：居陇第一，夔州第二，两川第三，草堂第四，湖湘第五，华州第六，辗转兵燹第七，长安十年第八，壮游第九。由此可见，在未离开关中前华州年均诗数量最多，离开华州后居陇为一生最多。仅从年均数量看，华州诗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华州时期是杜甫由官员到布衣的转型期。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已经44岁的杜陵布衣，经过长安十年的苦苦追求，才争取到右卫率兵曹参军。然任职一月左右赴奉先探家。次年二月就职，四月又赴奉先，经白水，移家鄜州。八月赴灵武，途中被叛军押回长安。肃宗至德二载（757）四年，从长安逃奔凤翔。此后，已见前文。由上可见任右卫率兵曹参军仅两月左右，任左拾遗在朝仅10月，任华州司功11月，断续三次做官实际不足两年时间，前后连续四年。比起陶渊明五官三休实际任职三、四年，只有一半。作为入世者的杜甫与出世者陶渊明绝然不同，然而却像陶渊明一样，不，比陶还坚决，而且还提前两年就铁了心弃职，难道他不“致君尧舜上”了？也不想“再使风俗淳”了？作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杜甫，难道他的政治观念就真的像陶渊明那样，“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了吗？

对此，陈贻焮先生说得很详细：“乾元二年这一年，对杜甫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诗人经过了多时的反省和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谱写出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新篇章，为他前期已取得的辉煌的诗歌创作成就，增添了新的耀眼光彩；同时也清醒了头脑，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坚定了去志，于这年七月，属‘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新唐书》本传语），从此便走上了后期‘漂泊西南’的坎坷的人生道路。他的《立秋后题》说：‘……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这简直是老杜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弃官的宣言书。可见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污浊时政痛心疾首的鄙弃，所传因‘关辅饥’而弃官，只不过是托辞而已。”此年弃官确对杜甫很重要，标志又回到布衣，这确实是痛苦的抉择。然他本身是政治诗人，无论为官为民，关心时局与忧国忧民始终是生死不弃的人生准则。任兵曹参军期间，他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任左拾遗期间，有《北征》《羌村三首》；任司功参军期间，又有《洗兵马》与“三吏”“三别”，然而一旦离开关中，弃官漂泊，固然有许多佳制，但像上边这样重大题材的划时代之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从数量看，弃官后之作多到1194首，此前仅有263首，但从精品比例看，前者远迈后者。政治诗人本应在政治中心地区，才能发挥本能的政治作用。朱熹曾说“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晚年诗都不可晓”，“其晚年诗都哑了”。反过来说，弃官前的诗绝不会“哑”，而是响，响得很厉害。如果没有弃官后的诗，杜甫也不失为诗人；若没有弃官前诗，起码会黯然失色，无法与李白相比。这也正是他本人何以要言“忆在潼关诗兴多”的原因。“诗兴多”非谓诗的数量多，对一个政治诗人来说，关乎军国大政的题材多，才能触发创作的兴致，才能有举足轻重的大制作，才能充分发挥政治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杜甫的弃官，出自于对肃宗的失望。而对肃宗的失望，自疏救房琯触怒肃宗以后就已萌生。他请假探亲，长达二月之久，而凤翔距鄜州只有300多里，鄜县距长安也不过400多里，往返用不上十天。说明这时远不如三个月前逃奔行在那样激动而满怀热忱。他对肃宗失望，在《北征》里已看出端倪，一是借兵回纥，二是收复两京，都与肃宗有重大分歧。前者以复京后任从回纥抢掠为代价，不须多言；后者向来尚未为人注意而一直被误解，这就是《北征》所说的：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问题出在对前两句的理解上。“指掌收”言出手可得，“不足拔”谓不值得拔取，这二者其实是互文，这两句是说长安、洛阳很容易收复，从战略意义上看不值得急欲收复。那么应当怎样进军平叛呢？目前当务之急应当从根本上消灭敌人，就是以下四句的方案，紧然第三句“请”字意义明显，“请深入”即请先深入敌后，隔断敌人大本营河北、山东与二京的联系，掌控局势，使其首尾难顾，然后聚集兵力扫荡恒碣、青徐。回头收复两京就唾手可得。若从相反角度看，如果先攻克两京，敌人不过弃城而奔，其实力不会得到损耗，平叛岁月就会延宕下去，就不会有“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的局面。然自宋人就误解了前两句，而与上文不要借助回纥纠缠在一起，理解成现在攻克两京很容易，克复后再深入河北。如赵次公注就说：“此正时议以为国家自有恢复中原之理，官军深入自足破贼，不必专用回纥兵也。”后人则从此思路而来，王嗣奭即谓“官军”两句“见不可全恃夷兵，但借为先驱耳”。仇注亦言此段：“此陈专用官军之利。是时名将统兵，奇正兼出，可以收两京，定河北，而擒安史，此为制胜万全之策。”浦注亦复如是，认为此段：“拨家计而忧国恤，为当时反正之急务，深以速收京阙，直擒贼巢为望。……文势直赶到‘蓄锐可俱发’，仍以‘回纥’‘官军’总统言之。盖此时所急，尤在克复，不与《留花门》诗同旨。”⑪今人注亦说：“杜甫殷切盼望即为收复两京，再请以官军为主力，一举而扫平敌人在东方和北方的各个据点。”⑫或者说：“这段议论时局，对借兵回纥表示忧虑，希望以官军为主力收复两京，然后直捣叛军巢穴。”⑬

对于“伊洛”两句，前人亦有不同看法。朱鹤龄说：“当时李泌之议，欲令建宁并塞北出，与李光弼犄角，以取范阳，所见正与公同。”⑭仇注又引朱氏此注，可见心持两端。今人亦有赞成朱注者⑮，可惜此说不为时重。李泌消灭安史之议：“不过两年，天下无寇矣。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⑯此即杜诗“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即先除其巢穴，则两京叛军无所归，根本可以永绝。

可惜肃宗以“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⑰，拒绝李泌此议，而急于收复两京。这实是天大的谎言，迎接上皇早晚问安，纯属掩耳盗铃！因为玄宗逃蜀途中接受房琯设藩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的建议，而肃宗即位本属逆取，就给他造成极大的威胁。即位次年，肃宗就连续贬放从蜀之臣房琯、严武、贾至等人。而急复两京意在巩固抢班夺权之皇位，不惜向回纥出卖抢掠长安的惨劫代价。对于李泌分割其势先取河北巢穴而后再收复两京的战略，当然不会听取。故收京后李泌即归隐。杜甫身在中枢对于当时局势自然明了，不借回纥兵已属当时“时议”，杜甫也是赞成的。对于平叛认为先不急于复京，也就不需要借助回纥，而是“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然后“开青徐”而“略恒碣”。而且在至德二载（757）四月，肃宗调在河东击败叛军的郭子仪赴凤翔，准备收复长安。子仪归至西渭桥，为叛军堵截，五月在长安西清渠大败。肃宗决意收京，郭子仪请借助回纥，九月即收复长安。清渠之败时，杜甫尚在凤翔，如果赞同先收二京，必然也赞成借助回纥。由此亦可见，对此二者均持反对意见，故提出“蓄锐待发”。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说法。然而肃宗倒行逆施，使杜甫对这位“中兴主”失望，加上连贬玄宗身边旧臣，包括自己在内的日子不好过。只要看看在鄜州所作的《收京》其三的“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语带讥讽，即可知对收京之态度。

回长安后，京华毕竟收复，故《腊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与此时的禁省诗还带有一定的欣望。然而就在次年春，早朝诗刚结束，即贬贾至，杜甫有《送贾阁老出汝州》，就成了“去住损春心”的光景。此后半年他在苦恼中度过。《曲江二首》其一说的“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去志已有；《曲江对酒》说“懒朝真与世相违”，又说“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已经考虑到“拂衣”而去。这年六月贬房琯为豳州刺史，贬严武为巴州刺史、刘秩为阆中刺史，肃宗开始排挤玄宗旧臣。

杜甫坐房党贬华州掾。有长题诗记其事：《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题目告诉：上年冒险从长安逃奔行在，授左拾遗，然而不到一年仍出此门，这次却被贬放州之掾吏，冷热骤变如此，真要“有悲往事”。杜甫在玄宗朝仅作了几月参军，名位低微，还没资格被视为玄宗旧臣，但他疏救房琯，就够上了“房党”中人。时下论者不说肃宗阴鸷，却说杜甫不会做官。肃宗不用张镐、房琯，又疑忌郭子仪、李光弼，重用李辅国，内惧张良娣。宁愿使长安遭受收复后的洗劫，也要收京牢固帝位。房琯本为文臣，自请击敌，大义可嘉。肃宗为陷其于网，仅派四万人，又遣宦官督战，导致陈陶斜之败，事后隐忍不发。至次年因其门客受贿细故，罢免房琯相位。杜甫疏救亦出于大义，并非因与其早先为布衣交，直到房琯卒后，杜甫始终认为此举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肃宗抛弃了杜甫，杜甫对在军国大政与官员取舍诸方面与其相背的肃宗，也彻底失望以至于绝望。至于“移官”华州，犹如陶渊明弃官前就任彭泽令一样，同样只是一个过渡罢了。华州时期不仅是杜甫仕历的一大转折，而且是七律的变革与审美趋向一大转变，对以后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华州是杜甫七律变革的开端

华州是杜甫的贬所，也是他七律发生重大变革之发祥地。入陇前杜甫七律只有19首，除了绝句以外，在诸体中数量不多。早期的七律基本上沿着盛唐高华流美峨冠博带的路子走来。诸如《郑驸马宅宴洞中》《城西陂泛舟》《赠田九判官梁丘》《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以及收京后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题省中壁》《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都是些富丽堂皇之作，注入自己的感情不多。期间只有少数篇章，融入了深沉的情怀。像《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无论结构的顿挫，对偶的起伏，已初露厚重苍凉感慨悲愤之个性特色。然而这一特色，只有到了入川之后期才得到长足发展，此时不过乍露端倪。

在回京任左拾遗的半年中，杜甫诗逐渐出现了一种异常，把俗语俚词间或楔进七律，有意无意地要化解盛唐七律的浓丽，以求新的途径。《腊日》的“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以语见反复的歌行句入律，虽是初唐常见手段，但杜甫这两句全用口语俗词，带有异样的通俗化的特点，所谓“杜七律多有开宋调者，此亦是”⑱，当指这两句。《曲江二首》其一的“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一片飞花”与“风飘万点”均为口头语。特别是“伤”的“过多”义，则是俗词俗义，地域性强，直至现在关中百姓还挂在口头。仇注以为是“伤于酒也”⑲，直至现在不少的注本都注错了⑳，更不会留意杜甫七律在悄然变革。起码在进行以白话语词楔入七律的实验，这对盛唐七律毫无疑问属于一种革新。其二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后句全是口语，自此以后更成为流行的口头语。又以“寻常”对“七十”，如此偶对又好像“家常饭”，简易而亲切，看来杜甫决心要做白话七律的实验，虽然还处于局部的尝试。顾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本现成语。公诗凡俚言俗语，皆可供雅料也”。㉑所言甚是。

至华州，这种实验就大面积地开始了。杜甫是悲剧诗人，他本身便是悲剧的好材料。越是痛苦与不幸，他的诗愈好。曲江诗时期，杜甫很郁闷，七律就作得有些别样。华州时期心情别扭，心理的创伤之深，对他这样入世观念很强且要致君尧舜自比稷契者，就不待言之。但他意志坚毅，受过不尽的磨难，骨子里有不少倔强，而且很有些反弹性。他每以幽默在过不去的坎儿中“穷开心”。他被逐出长安时的“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不亢不卑，倔强之中有反讽，这就是杜甫的性格，这和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区别得很鲜明。进入华州的第一首七律《题郑县亭子》就很异样：“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因心里有了“拂袖”的念头，不快自减。一入手即“发兴新”，“发兴”是“凭高”临远时习见情怀，而“新”在何处？中两联景观一大一小，先远后近，为盛唐七律正宗格局，然颈联两句拟人化，是杜诗前此没有的。盛唐七律以拟人颂圣，他却用之讽刺。“异味化”很浓，又是一种象征，仇注说：“雀欺蜂趁，喻众谤交侵，而一身孤立。”㉒这是隐痛，故有“幽独伤神”心境。群雀欺燕、山蜂追人，俗化性小景这是过去没有的，也是不会入诗的。而且属于拗体，可见精心为之，虽然难臻上品，风格却是独特的。

至华州，则全面展开，出现一种全新的白话律诗。《望岳》即属一种新面孔：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看题该是山水诗，而且是名山，然而这与早期望泰山的同题诗绝然两样。华山诸峰环抱，西峰最为险峻。首句气象峥嵘，次句却出之家常俗语。三四句一庄一俗，以下全为口语。借助谷、峰、山门名组成“有”“无”对偶，斡旋有力，末两句言秋凉后登山。此诗浑朴雄劲，通首为比。以峰之高低尊卑，象征帝王高高在上。以秋凉登山，是说将来有机会很想向肃宗问个明白。卢元昌说：“公出华州，以见愠群小，不得于君，故寓感于望岳。曰‘安得仙人九节仗，悲青云无梯’；曰‘车箱入谷无归路’，喻人情艰险也；曰‘箭栝通天有一门’，分明望君门兮九重，欲向重华陈辞也；故遂结曰‘稍待……’。何以待凉冷后？时小人之炽方张也。意者，‘移官岂至尊’？公反复思之，未得其故，故欲向白帝向真源。”㉓此诗与一般望山迥然有别，意不在山，不写景，不设色，全从贬斥失意中写出，空中描述，纯出想象比拟之词。从语言看，则又是白话一片，属于十足的白话律诗。

此年夏天炎热难奈，又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颇引人注目：

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如此粗腔大调，使我们看到杜甫的另一面，就像以儒家为依归，而有时却大喊“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循规蹈矩的杜甫也有不依礼法的一面。如果再看看《春宿左省》的“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就觉得如出二手。或者说简直是两个杜甫，互相的差别是多么大呀！就此诗本身看，感觉不出是七律，更增加抑塞愤懑之气。显示出作者特意为之，而非率尔之章。蝎与蝇在《诗经》中出现过，《小雅·都人士》的“彼君子女，卷发如虿”，《青蝇》的“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齐风·鸡鸣》的“匪鸡之鸣，苍蝇之声”，或形容女性卷发如蝎，或仅作起兴，目的在于所引之词，或以其声作陪衬，却非直接描写。曹植《赠白王马彪》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即来自《青蝇》谗言之喻，是诅咒痛斥，而非只给人看。大概自晋宋以降，蝎蝇很少入诗。杜甫用这些东西作足偶对，大做文章，古诗都拒绝的东西，他却写进富丽典雅的七律，这简直是破天荒，属于“破题儿头一遭”，就像把人装进热笼，层层加温；曰“炎蒸”，曰“对食不餐”，曰“夜里足蝎”，曰“秋后多蝇”，曰“束带发狂”，曰“簿书何急”，总之热得发狂大叫，恨不得“赤脚踏层冰”，就像韩愈所说的“当流赤足踏涧石”，那样还不解热，而且“踏层冰”！这里没有夏日热景，没有七律不可或缺的装饰，也不讲究对偶技巧，亦无闪光的名句，全为纪实，不需要凝练，亦不追求言外之意，也是直述真情实事，连夸张也拒绝了，只是用了大嗓门喊了出来。特别是语言不是诗化的，而是生活用语，是日常习见的，包括开头之月日记时与末尾现象，都是彻头彻尾的大白话，只是用来就题即事，而成就了十足的“白话律诗”。卢元昌说：“当时朝中小人如王玙、崔圆，又有李辅国之奸恶，其为蝎蝇，不一而足。公忧谗畏讥，不能显斥，托之此物。”㉔就是没有看准这种“白话律诗”就题直述的特性。唐元竑说：“《望岳》诗及《早秋苦热》诗，皆全首纵荡，如骏马挣脱羁勒，奔逸难制。时公初到华州，失意时所作也。微带离骚，故笔底乃尔。”㉕看出了情感的纵荡，而语言同样“纵荡”，挣脱了盛唐富丽堂皇的格局的“羁勒”，显示了白话律诗“奔逸难制”的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曲江诗是在格局上对七律予以白话的楔入，充其量是一种尝试或实验。华州诗则出现整首的白话七律，从《题郑县亭子》鸟虫琐事入诗，到《望岳》的通篇象征，再至《早秋苦热》的日常生活记录，全都以生活化口语为语科，构铸成风格乃至语言，包括所用材料，都带有民间化特色，全方位的“白话律诗”至此形成。虽然不占杜甫七律的主体，仅是其中一种分支而已，而且这三首七律亦非杜诗上乘，但却标明杜甫七律革新初步形成，为以后入川草堂初期田园七律亦即白话诗作了创作趋向的基奠，为集大成的杜甫七律，提供了新的品种，也是对盛唐七律大刀阔斧翻天覆地的革新，其风格意义的确立远远超过诗歌艺术价值的本身。

三、从瘦丑与朴实中发现美

华州诗在白话七律的建树上，往往不为人注意，但却具有在风格创新上的里程碑作用。除此以外，以丑为美，以朴实的友情为美，人们注意到了，但却没有留意与华州诗的关系。这应当是仪态万方的杜诗中两种重要的范型。

美之为美，人所尽知，而丑之为美，则非人所尽能发现。杜甫是从辛苦流离中的过来人。他对贫穷最有切肤的体会，早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贫穷卑贱的折磨，并非炫耀的“资本”，只能遭人鄙夷。但对抱负甚高的杜甫，却充斥着“儒冠多误身”的不平之气，而更激愤，所以贫穷之丑就转化成感慨不平之美。《北征》写到陕北的酸枣：“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琐细之果既不能食用，也没有观赏价值，杜甫却从瘦丑中看出美来，为之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同在一个天地，丧乱使人不得安宁，而瘦丑的酸枣却照常结实，好像处于另外一个世界——桃花源，而引发“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的感慨来。这种发现是根源悲惨世界中的人对平安社会的向往。即便今日诗人与画家，可以画出陕北的山丹丹花，也不会歌咏或去描画不入诗的瘦丑的酸枣。杜甫途中沿路所见都是可畏可伤可痛者，正是在奔走愁绝时，“偏有闲心清眼，看景入微”㉖，从中却看出“可喜者”㉗，犹能各遂所生，比起丧乱中的人就幸福多了。

还有到家一段：“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这是贫穷导致的脏与丑，绝无美可言，按理看到子女如此，只有“所愧为人父”的内疚，而绝不会有“亦可悦”的心情。然而含泪的杜甫却绽放出慈祥的笑容：“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这是多么奇形怪状的衣着，本来好端端的图案花纹，却异样地分布在不应有的位置上。——大人的一件旧官服裁成童装好几件㉘，原本在胸前的或者处背后，甚至裤子的背后；连在一起的分开了，端正的却翻倒了，如此之滑稽，比起戏剧中的丑角打扮还要丑。所以，李长祥说：“移曲折，则文理失；颠倒，则形影非。又是在短褐上，既可笑，又可怜，想见旧家贫困。”㉙“可怜”是人情之常，“可笑”则是从“可怜”中看出，从穷丑中看出“美”来。杨伦说：“叙儿女事可悲可笑，乃从《东山》诗果蠃瓜苦等得来，故不嫌琐悉伤雅。”㉚杜甫可能就乍进门眼前实况写来，不会在瞬间的哀乐中想到《诗经·豳风》中的《东山》来。张上若说：“凡作极要紧极忙文字，偏向极不要紧极闲处传神，乃夕阳反照之法，惟老杜能之。如篇中‘青云’‘幽事’一段，他人于正事实事尚铺写不了，何暇及此，此仙凡之别也。”㉛此节文字亦与“青云”“幽事”一节有同样的效果，都属于从丑中发现出美来。此中审美必须有坚毅之个性，幽默之情怀，否则不会破泪为笑的。

以上从穷从瘦看出美来，只不过是大篇巨制的点缀，是苦难叙述的缓解与间息。而从整篇表现出了以丑为美，当从华州诗正式伊始，这就是著名的《瘦马行》。杜甫在郊外偶然看到一匹被弃的官军战马，因它瘦得失去了奔走的能力，引发感慨。所以发端即言“东郊瘦马使我伤”，以下则铺叙其瘦而丑：

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

马瘦得几乎都站立不住了，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皮毛干枯凋落，满身泥土雪霜。瘦丑得已没任何价值，所以被官军抛弃了。由此推想到它的过去：“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它不但瘦的极丑，也极可怜。见人似乎要哀诉它的过去，眼神沮丧而无光彩，只有大雁与之为伴，连乌鸦也都欺负它。瘦骨嶙峋的丑马，真是马中的“欧米哀尔”，——罗丹对他雕塑的这一老妓如是说：“她弯着腰偎踞着。她移动绝望的眼光，……肌肤松弛而无力，包在隐隐可见的骷髅上；关节在遮盖的皮下显露出来——都在摇动，战栗，僵硬，干瘪。……是一个可笑又可怜的人的无限痛苦，她热爱永恒的青春与美貌，然而看到自己的皮囊一天天衰败下去，却又无能为力。这是一个有性灵的人，她所追求的无限欢乐，和她的趋于灭亡、将化为乌有的肉体，成了一个对比。现实将要告终，肉体受着垂死的苦痛；但是梦与欲望永远不灭。”㉜罗丹又说：“所谓‘丑’，是毁形的、不健康的，令人想起疾病、衰弱和痛苦的，是与正常、健康的象征与条件相反的——驼背是‘丑’的，跛腿是‘丑’的，褴褛的贫困是‘丑’的。”㉝人们看到欧米哀尔的雕塑，而有“丑的如此精美”感觉，就在于“内心的苦痛越是强烈，艺术家的作品越显得美”㉞。外在形象的丑就是“内心苦痛”的外现。“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㉟。杜甫瘦丑的病马，不但是性格化的，使人想起——昔日“恐是病乘黄”的美的推断，这是过去。而且期待将来“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如果把它养起来，“明年春草长”时就会重新奔驰起来。丑于是变成美，疲丑的病马使人想见将来健壮的驰骋，一变而为千里马。

杜甫爱马之神骏，此前就写过许多精神抖擞的马。诸如《房兵曹胡马》《高都护骢马行》《沙苑行》《天育骠骑歌》《骢马行》，都是骏美的，而这时突然出现了丑陋的瘦病马，这和杜甫当时的处境有关。疏救房琯而被贬斥，亦即马之“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瘦马行》），不正是杜甫这时的处境和心理？由奔腾之马而至被弃的瘦马，也显示了杜甫受挫后的思考，末尾的期待话，也在次年春失望了，于是至夏便弃官入陇。

然而杜甫此诗提供了重要的审美启示，以丑为美，或者说审丑，从丑的事物发现美的一面，自此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在秦州有《病马》，扩而大之以至于其它残败废弃不美而丑之物，如《除架》《废畦》，甚于《空囊》也成了歌咏的对象。申涵光说：“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的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见《杜诗详注》所引）这在华州以前诗是看不到的，也就是“丑”的事物在他的诗里自此以后就多起来。入蜀后干脆以“病”为题头的有《病柏》《病橘》，还有带“枯”字的《枯棕》《枯楠》。如此命题，就和华州时期的“三吏”“三别”有些接近。或许也受到庾信《枯树赋》的启发，这种影响还应包括《瘦马行》在内，然主题均与庾作有别。

如果再看《发秦州》与《发同谷》两组纪行诗，沿路描写由陇至蜀各地奇山险水，加上时代的动乱，行旅的艰难，三者融为一体，则和王维、孟浩然、李白、岑参诸家山水诗清幽明丽的惬意或轩豁，迥然两样。他把大谢的寓目直书的铺写，注入了乱离人慌恐惊惧的心理。改变了之前盛唐清净宜人或闲雅冲淡升平时代风格，把描写山水清丽的美，一变而抒写大自然的险恶，转向抒写山水的高险给人的压力与危惧，由山水之美转向山水之险阻恶丑。风格上接近鲍照山水诗的奇险，但减少了景物芜杂，更多注入丧乱时期流离人的心影，“使诗歌内容扩充到人世间一切景物都可以表现的范围，并开出了后世各种风格流派的源头。因此杜甫山水诗的出现，实际上从‘大变’的角度，给陶谢王孟山水诗的传统艺术作了对照性的总结”㊱。而这一“大变角度”实际上是从华州诗发轫的，这不仅可从《题郑县亭子》的野雀欺燕、山蜂逐人看出苗头，而且更重要的从《瘦马行》以丑为美的创作趋向上得到昭示。而华州诗这一重大转型在入陇之初就已体现出来。《秦州杂诗》的冷落萧条的景观，不仅显示了漂泊者的孤独，而且有景中浸透浓重的边愁，给人不是美感，而是“丑感”：荒冷，枯寂，忧虑，而震撼人心。

华州诗另外一重大转型，就是对友情、亲情的叙写。长安十年的追求，杜甫对大唐社会由盛转衰已有比别人超前的觉察，上层社会的腐败给他留下刻骨的体会。他在事功上的苦苦追求，逐渐发现肃宗并非他所希望的“中兴之主”，他在思想上与肃宗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以致于被视为“房党”中人。疏救房琯本为平叛大局着想，然居然诏令三司推问，若非张镐援手，险些要蹲天牢。而同朝僚友却对此显得非常冷漠，如他推荐的岑参，早年壮游结交的高适，他同情并赠诗上年已复官的王维等，都保持了沉默。这在杜甫心底不能不投下一层黯伤的阴影。官场人情冷漠，激发了他对世间人情温暖的寻觅。他往洛阳探省故里与访旧，都是这种心情的促使，这时所作的《赠卫八处士》，留下了这一心理追求历程。观此诗发端的连连浩叹，已知人生沧桑的感触涌满心中：“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这虽然是一般访旧探友，但在杜甫对肃宗失去政治希望的已生去志之时，有特殊意义。卫八处士无论何人，然属在野布衣则无疑。他由以往对上层社会的干谒，转向对官场以外的友情的寻觅，也似乎为弃官离开关中做了情感上的准备。或许这是与友人最后的见面了，所以这里的反复慨叹，充满了人生苦味与友情的珍贵。“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这里有太平年间的时光流逝，也有战乱年间人口锐减的时代灾难带来的不幸。升平突变为丧乱，旧友不在人世，一切都在变，苦难与灾祸到处存在，涌动的“惊呼”，五情内热的衷肠是那么激动，又永远感发无论升平还是动荡中的后人。以下叙写儿女的问候与热情接待，在“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粗茶淡饭间：“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在这种毫无间隔的友情中，我们想起了与此相仿佛的《彭衙行》的“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这些话势必语在其中，然而都省略了，也没有说出。人之本性在这里得到回归，没有任何功利的障碍，官场失去的温暖，在友情中得到极大的补偿和抚慰，可以说友情与亲情是杜甫特有的精神上的“桃源境界”。结尾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桃源境界”只是精神间或的栖息，一踏入多难人世，将是忧苦不断的处境。

前人谓此诗：“相见寻常事，却说的骇异不同。”㊲在太平时为“寻常事”，而遇丧乱则异样，于杜甫准备弃官远避之时，自然别有“骇异不同”。张溍说：“全诗无句不关乎人情之至，真到极处便厚。”㊳这种“人情”诗，是杜甫在他最困惑艰难之年的发现，这是人间最真淳的至情。只有洗尽铅华，只就真境，信手写来，如道家常，自然成文，正是此诗价值所在。如果“若涉一毫客气，变成两橛”㊴裴斐先生有段话说得好：“此诗以喟叹始，喟叹结，中间全为纪实，既无意境，亦无言外意，亦无名句和技巧上的讲究，只是一片真情实事平实道出，但却是感人至深的名篇。关键在于它表达了一种带永恒性的人类普遍感情。……这是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都会有的。……据载天宝十四年人口统计数为52，919，309人，到乾元三年统计人数降至16，990，386人，兵燹中人口锐减如此，这就是老杜‘访旧半为鬼’的背景。但我们要不了解这种背景，甚至于不知道此诗产生于何时何地，读后也会同样产生感情上的共鸣的。因为这种悲剧是属于人类的永恒悲剧，任何人或早或晚都会有‘访旧半为鬼’的时候（除非本人早夭），因此表达这种悲剧感受的作品也就有永恒的价值。”㊵这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如果再结合此时的处境与创作趋向选择，标志变革的意义，那就更为重要了。

在华州除了友情，还有兄弟间的亲情涌入心怀。此前的忆弟诗有《临邑舍弟书至……》《得舍弟消息二首》《得舍弟消息》，可见兄弟情深，但还不深挚感人。而从华州至洛探省故居，未见其弟，而有《忆弟二首》。其一说：“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吾不到，兵在见何由。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杜甫在困守沦陷长安的至德二载有《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说“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其二说“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就很挂念诸弟在丧乱中的存亡。此诗发抒相见无由的遗憾与苦闷。其二是为名作：“且喜河南定，不问邺城围。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弟所在平阴，属济州东边，洛阳在西，虽然故园花还开鸟还飞，然东西阻隔，消息无闻。丧乱三年以来日夕望归，而今河南已定，虽然还残余邺城未得，赶来相会，任未能见上一面。杜甫这时探省洛阳，也应是为奔陇告别作计，结果未逢，未免有感于怀，怅然不已。这时还有《得舍弟消息》，写得凄惨感人：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这是在洛阳的目睹，乱后未归，存亡挂念。所书还挂在墙上，然未随其弟出走之妾，久待不归，不安于室而辞去，只有老犬还依恋破家。开头的“他乡胜故乡”，是倒叙不归的苦语，是得舍弟消息语。汪瑗说：“此并前二诗，流落之叹，离别之悲，存亡之感，无所不备。读者当得其情，还不必求其工与拙也。”㊶很明显，此时的五律也悄然起了一种不变化，不写景，不琢句，不求工拙，只是清空一气，发抒情感或加以叙说，亦和早年格局即盛唐五律典则拉开了很大距离。自此春返回华州，七月后便弃官而奔。自此以后，无论在陇在草堂，还是夔州，他的这类亲情诗便络绎不绝，成为杜诗中的重要题材。而在华州不足一年，忆弟诗多至三首，而上诗所言弟家之悲，也是“安史之乱”给千家万户带来灾难的缩影，和他忧国忧民之诗同样都见出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在洛阳时杜甫写了另一名作《洗兵马》。当时二京收复，安庆绪盘踞的邺城被九节度使60万大军围困。叛军内部分裂，史思明于河北称帝。但叛军的实力并没有遭到重创，肃宗听信李辅国谗言而猜忌郭子仪、李光弼诸将，于九节度使中不设统帅，特设观军容使，以一宦官鱼朝恩全权指挥，宰相张镐有文武经纬并被外放。外在的忧虑潜伏各种隐患。此诗整饰雄亮，富丽典雅，以宏腔大调运以高词伟义，主题涉及军国大政，极为重大。平叛全在于将相得人，前后特别提出“独任朔方无限功”“幕下复用张子房”，对肃宗昏庸荒唐的举措提出明显的讥讽，大量以形象的语言作为议论，自成一体，为以后夔州的《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的先导，后者不过把歌行转化为七律，而以组诗达到歌行大篇的容量。

至于“三吏”“三别”，为至时最突出的杰构。然杜甫弃官奔陇以后，远离政治中心，缺乏身历目经的机会，这类叙事性五古组诗因缺乏重大题材，也画上了句号。有则只不过是《三绝句》（其一“前年豫州杀刺史”）之类，便不成规模。或者是《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消息传来则在数月之后，且传闻有误，这和《洗兵马》的差距就更大了。

注释：

①朱瀚：《杜诗七言律见意·七言律辨赝》，见萧涤非等《杜诗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册3594页。仇注引朱瀚这节文字，出入较多。语末还有“断非少陵真笔”。

②④仇兆鳌：《杜诗详注》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1289页、1289页。

③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

⑤以上各期时间与诗与数量，参见裴斐《杜诗分期分体数量一览表》，见《裴斐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卷，第244页。

⑥⑬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497页、第394页。

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0，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⑧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216页注22。

⑨王嗣奭：《杜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59页。

⑩⑲㉒仇兆鳌：《杜诗详注》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3页、第477页、第484页。

⑪⑱浦起龙：《读杜心解》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页、第605页。

⑫冯至、浦江清等：《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⑭朱鹤龄辑注，韩成武、孙微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⑮见聂石樵、邓魁英：《杜甫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9－100页注57、58。

⑯⑰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15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008－7009页、第7018页。

⑳只有萧涤非说：“伤多酒，过多之酒，即超过饮量的酒。齐己《野鸭》诗：‘长生缘甚瘦，近死为伤肥。’伤肥亦即过肥。前人有的解为‘伤心之事多于酒’，误。此二句为上五下二句法，当在花字、酒字读断。”见《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注3。这条注很精采，可惜后出注本未注意。

㉑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9页注2。

㉓卢元昌：《杜诗阐》卷七，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0页注2。

㉔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2页注2。

㉕唐元竑：《杜诗麕》卷一，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3页。

㉖钟惺：《唐诗归》卷十八，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8页注18。

㉗周甸：《杜诗会通》，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8页注18。㉘“海图”四句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赵次公：“天吴，海图所画之物；紫凤，旧绣所刺之物也。剪旧物以补竖衣，故拆移而颠倒也。”一是蔡梦弼：“言妻子寒冻，以图障旧绣补绽而为小儿短衣，故波涛为之拆，天吴及紫凤之类，或颠或倒，其贫苦可知也。”前一种说法较为可取。

㉙李长祥：《杜诗编年》，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52页。

㉚㉛杨伦：《杜诗镜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1页、160－161页。

㉜㉝㉞㉟罗丹口述，葛赛尔记，沈琪译：《罗丹艺术论》，人民美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页、第21页、第22页、第23－24页。

㊱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㊲《杜诗集评》引吴农祥语，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8页。

㊳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上册，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44页。

㊴《杜诗集评》引查慎行语，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8页。

㊵见裴斐：《裴斐文集·杜甫分期研究》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367页。

㊶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卷一，见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0页。

责任编辑 刘晓凤

大历元年（766）初夏至夔州，见到巫峡、蜀江，对于“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杜甫，不由地思念往事，感慨系之，而有《峡中览物》忆及过去。诗云：“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经春长薜萝。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朱瀚说：“初联似写帐簿，‘忽如’‘犹似’趁笔庸滑。‘瞻’‘见’合掌，‘巫峡’‘华岳’首尾痴肥。见巫峡而如见华岳，岂非捏目生花！下句同此。第五是病呈，使人欲呕。‘移’字尤晦，‘洞口’指何地？七、八庸笔。”朱氏论杜诗甚苛，动辄斥为赝作，仅凭感觉为结论的说法不可取。仇注说：“此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