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世界的生成与显现<br/>——以史铁生的写作为中心

可能世界的生成与显现
——以史铁生的写作为中心

2017-11-13李德南

文艺论坛 2017年18期

○ 李德南

可能世界的生成与显现

——以史铁生的写作为中心

○ 李德南

在史铁生的写作中，对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尤其是残疾人及其“世界”，是史铁生着力书写的对象。他的《我与地坛》《午餐半小时》《没有爱情的角落》《原罪·宿命》《我之舞》《人间》《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来到人间》《足球》等作品，都涉及这一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史铁生在这些作品中对残疾人及其“世界”的书写，都带有浓重的经验成分。在《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文本中，史铁生则尝试从经验世界出发，走向可能世界。这样的书写和探索，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值得关注。

在哲学领域，一般认为可能世界思想是由莱布尼茨提出的。在莱布尼茨看来，上帝心中有无穷无尽的、未实现的可能世界，只有我们这个世界被选择并得到具体化，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史铁生对可能世界的认识与确认，有多方面的依据。其一是来自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理论所给予的认识论的支持。波尔金亨曾这样形容：“经典物理学描述的是一个清晰而确定的世界。量子物理学描述的是云遮雾罩且倏忽不定的世界。”在经典物理学的视野当中，光具有波运动的性质，然而，根据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分析，光同时也是粒子。这意味着，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量子世界的物理过程，是无法进行视觉化的，也无法对它给出完全准确的测定。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便认为，不可能同时测量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却不可能知道它的速度，也不可能知道它的运动方向。因而，现代物理学中的“世界”既有多样性，也具有不确定性。这些观点是史铁生谈论世界的可能性与多样性时经常引用的。再有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可能世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强调，比现实性更高的是可能性，此在总是从它所领会到的可能性来规定自身。“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它不仅只是把它的可能性作为现成的属性来‘具有’它的可能性。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只有当它就其本质而言可能是本真的存在者时，也就是说，可能是拥有本己的存在者时，它才可能已经失去自身，它才可能还没有获得自身。”现象学意义上的可能世界的生成，往往是以个体存在的可能性和多样性为基础，这也是史铁生在写作中用以展开可能世界的方式。

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有一节名为“童年之门”，曾写到“我”在九岁那年进入了一座美丽而出乎意料的房子：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门，所到之处都是关闭着的门，有时候四周都是门有七八个门有数不清的门，门上也没有窗，我好像走进那个残酷的游戏中去了，（来呀试一试，看看哪个门里是美女哪个门里是猛虎）。拉开一个门，里面全是衣服，一排排一层层全是男人的领带和大衣，是女人的长裙和皮鞋，淡淡的樟脑味。推开一个门，四壁贴满了淡绿色的瓷砖，透明的帷幔后面有一张床，以为是床但不是，幽暗中旋起一股微香，是淡绿色的浴盆。推开另一个门，里面靠墙站了一圈矮柜，玻璃的柜门里全是艺术品：麦秸做的小房子呀，石头刻的不穿衣服的女人呀，铜的或者玻璃的瓶子呀，木头雕的人头像呀……退出来，再推开一个门，里面有一只猫有一万本书，一只酣睡的猫，和一排排书架上排列井然的一万本书。另一个门里又有两个门，有一道淡薄而明亮的光线，有一盆又安静又热烈的花。

史铁生好像是在描述一所事实上存在的房子，借助语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似乎是很多事物的具象，然而，整个描述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象征。不同的门象征不同的人生，推开了这扇门而没有推开另一扇门，或推开的不是这扇门而是另一扇门，结果会大不一样。开始时，我们并不知道房门里会是什么，然而，经由两扇不同的门我们会进入两个不一样的“世界”，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也不会相交。这所房子就好像是各种人生的汇集，我们从不同的门进去，实际上是领取或领略各种不同的人生。

人之存在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每个人的命运最终又是确定的。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也就带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也正因如此，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以O这个人物来强调一点，认为如果是站在四岁的O的位置来瞻望未来，我们可以说她前途未卜，也可以说她前途无限，因为O的生命才刚刚展开，各种可能性对她来说都是悬而未决的。然而，如果我们站在O生命的终点上来看O的生命轨迹，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条已然确定的路，是一条命定之途。不单O的生命如此，所有的人都必然是这样。对于每个“我”来说，生命都是从“童年之门”开始。小说里的叙述者我、画家Z、诗人L、政治家WR、医生F、女导演 N，还有 O、T、X，都由此而展开他们不同的人生。针对这一点，邓晓芒在《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作重复而只想强调，史铁生也试图通过以社会历史、政治问题作为主题来呈现可能世界的多样性。史铁生尤其重视的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认为“就历史而言，每个人都是特例，数不清的心流已被时光消磨殆尽，或仍将被历史埋没得无影无踪。至于每一局部都携带了全息，则只具理论性意义。”这实际上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史，这一生命史在诸多大历史的书写中是常常被忽略掉的，尤其是普通人的历史。而对于深谙现象学精神的史铁生而言，通过各种努力让这些被遮蔽的个体存在及其“世界”得以显现，是他的意愿。他对个人生命史之存在意义的确认也回到了生存论的层面上，他所说的“每个人都是特例”，其实正是对个体的生存论特征的确认。

在社会历史、政治生活的诸种现象当中，史铁生最重视的是叛徒现象。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也是最能显露人性之虚伪的，是两个词：叛徒和流氓。什么意思呢？一，这是两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名，连神明也不予怜悯。二，这是两个仅仅因为疏忽大意即可踏入的泥淖，或深渊。第三，这两宗罪行的种子，无一例外地深藏于所有人的心中。”在《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中，他曾经以类似胡塞尔所主张的本质直观的方式来描述叛徒与流氓这两种现象产生的过程，认为要了解这两种现象可以从上述第三点开始，尤其是从秘密开始。“所谓秘密，一是说确凿有某事物或某念头存在；而是说这些事物或念头切不可让外人——尤其是敌人——知道。”然而，自从有人类——史铁生从宗教的角度指出那是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有了自我意识、穿起了衣裳之后，人间便有了秘密。一个人想要遮蔽的，就是秘密。秘密是叛徒和流氓这两种罪行的种子。亚当和夏娃在走出伊甸园后想要遮蔽的东西，这“最初的秘密”，乃是欲望，是性欲。欲望的存在具有源初性和普遍性，然而，由于“我”的存在乃是与他人在世界中共同存在，“我”就只能小心地保持它却不可以公开它。只有在婚姻这一形式中，欲望才获得自由舒展、自由释放的权利：“你可以保持你的欲望直至新婚之夜，切不可胡乱泄露你的秘密……你要小心，要自我约束，看管好你那火种直到新婚之夜。不不不，我只是说在那样一种夜晚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燃烧，甚至于胆大妄为也无不可，但绝不是说其后就可以放任你的火势，就可以蔓延向众多。”如果不能适应社会世界的规则，致使“火势失控”，那么也就成了耍流氓。这是史铁生对流氓之为流氓所进行的现象学分析。

耍流氓行为的产生离不开他人，叛徒现象的产生，亦与此类同：

叛徒的罪行也在于涉及了他人，尤其是殃及了他人，否则这世界上本没有叛徒。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改变了以往的观点或立场，就好像荷尔蒙悄然改变了一个少年的容貌，怎么能算叛徒呢？倒是可以算弃暗投明。人在其漫长一生中，基于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增加，如果进步，如果发展，如果改变，都可以看作是弃暗投明——至少这是初衷，是自然的造化。只是当你的改变殃及了他人，“叛徒”一词方才脱颖而出。然而，改变，难道不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必然性吗，甚至必要性吗？当然，这是自然的改变。自然的改变可以算主动的背叛吗？但主动的背叛并不就是原初意义上的叛徒，平心而论，当属成长。只有被动的背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背叛。

以上这些，是史铁生对叛徒现象的一般性的现象学描述。史铁生还注意到，在这种描述之外，应该有更为细致的“看”，因为存在着“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的状况。作为个体的“我”，还有“我”所置身其中的、境域意义上的“世界”都是特殊的，都是不可替代的。虽然叛徒现象的产生有大致相同的机制，但每个个体的生存论差异也不可忽视。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到生存论的语境中，对之进行详细的观看与描述。

1991年，史铁生曾写下一篇名为《中篇1或短篇4》的小说。它一共分为四节，小标题分别为：“边缘”“局部”“构成”和“众生”。这四部分内容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之所以被命名为《中篇1或短篇4》，是因为把四部分内容视为一个整体时是中篇，独立开来，则是四个短篇。“局部”所讲述的，是一个跟叛徒有关的故事。它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叙事，从而让“我”成为叛徒的经过得以借助语言而自行显现。作为叛徒的“我”有一个特点：贪生怕死。“我”在多年前被敌人抓住，敌人先是劝导“我”，说“我”是因为年轻无知受了人家的骗。这时候的“我”不但拒绝向敌人透露消息，还一一驳斥敌人，历数敌人的丑恶罪行，揭穿敌人的谎言，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他们的虚伪。“我”也曾经才思敏捷、滔滔不绝，也曾以自己的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把敌人驳斥得瞠目结舌、理屈词穷。然而，劝说无效之后，敌人开始对“我”进行严刑拷打。“我”并没有陈述受刑的细节，而是重点讲述“我”在受刑时的屈辱感：“他们就像揍一条畜牲那么揍你……你别指望还能保持什么尊严，他们把你围在中间像轮奸似的那么轮流着揍你，东一鞭子西一棍子，接得你满地乱滚，浑身是土是汗，满脸是血是泥，你不可能不呻吟不可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别相信电影里那些有分有寸的拍摄，你的衣裳不可能只是在肩膀上或后背上撕破那么一小块，你被打得连裤子全都掉下来这一点儿都不算新鲜，甚至那个最要命的玩意儿都哆哆嗦嗦的上面沾满了土，他们就用不管是鞭子还是棍子去拨弄它还他妈的笑着……”

在这段陈述中，“我”有意把酷刑的承受者换成了“你”，人称的转换，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听众在这过程中通过移情、自行代入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体验”叛徒的艰难处境，希望读者、听众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作为酷刑的承受者，对这一不堪忍受的过程仍心怀恐惧，连提起都觉得不堪回首，试图借助人称的转换来获得适当的心理距离。尽管这过程非常难熬，“我”还是经受住了个把月。可是“我”逐渐意识到，若是继续坚持下去，“我”所面对的无非是两种结果：要么招供，要么剩下的日子便是坐牢和挨打，直到死亡为止。敌人明确地告诉“我”，“我”并非重要人物，即使把“我”毒打至死，他们也不至于要承担什么后果。在死亡面前，才二十一岁的“我”开始害怕了，革命和性命由此成为两难选择。如果我选择站在革命这一边，继续捍卫革命的理想，坚守自己人的秘密，那么“我”就可能要为此牺牲个人的性命。如果“我”选择保存个人性命，就无法继续捍卫个人对革命的信仰而成为叛徒。与这种革命与性命的两难困境相连，“我”还面临着爱情与性命的两难选择。“我”才二十一岁，还没有结婚。“我”正爱着一个女人，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白。“她很美，很有文化很有思想，很有修养，又很有激情性格很开朗。”她是“我”的革命女神，是我走上革命之路的范导者。正是经由她的引领和介绍，“我”才找到了想要信奉终生的革命理想。然而，直到“我”深陷牢狱，“我”还没有来得及对她说些什么。“她”的存在，那对尚未成为现实的爱情的期待，使得“我”在面临死亡时选择的难度增加了，结果成了叛徒。

然而，作为一个叛徒，苦难才刚刚开始。“我”后来对“叛徒”一词有周密的思量与定义：

一种情况是，经过劝导，你真的相信是你错了，你真的认为你是受了骗，于是你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你不应该算叛徒，你只是改变信仰罢了，信仰和改变信仰那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吗？另一种情况是，敌人，譬如说用高官用金钱或用美色来引诱你，于是你就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依我看你也不是叛徒。因为这说明你原来就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你只不过是找错了升官发财和享乐的途径，你本来就是个利禄熏心贪图享乐的人，现在你只是调整了你的经营方式，你并没有背叛你的初衷。再一种情况也就是我的情况，我一点不怀疑我的信仰，我懂得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至今都相信那是人间最最美好的理想，可是，在死的威胁下我放弃了它，背叛了它，为了活命我出卖了它，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真正让“我”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种复杂的辩证，而是“我”在成为叛徒后并没有丧失作为良知，也并没有丧失作为一个个体的罪感意识与耻感意识。丸尾常喜在论述鲁迅的著作中，曾把“耻”看作是一种包括“耻辱”“惭愧”“含羞”等不同形态的、意义相当宽泛的意识。“‘耻’是在自己之中兼具‘能够看见的自己’与‘看人的自己’的意识。所谓‘看人的自己’，是指人给自身设定的典范或征象；而‘能够看见的自己’，则是在这一典范或征象映照之下显出否定性真相的‘现在的自己’，换言之，这是同典范或征象相背离的意识。人希望弥补这种背离、超越现在的自己，因而在这种深度的背离之前不能不表现出含有紧张的沉默。”耻感，则主要是指主体或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建立起的一种道德自觉或伦理意识。对于“我”来说，成为叛徒具有不得已的成分，而生命不可逆转，“我”又无从自我说服，自我修复。这就注定了“我”要活在愧疚中，要在良知的深渊中不停地挣扎。“我”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从“我”被敌人抓住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已经不可逆转，“我”的命运就早已被重新规定。如果“我”选择坚持信仰，要迎来的将是死亡。我当时害怕死，一方面是害怕死亡本身，另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到已不可能与她成为恋人。从“我”选择保存性命而牺牲革命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了叛徒。叛徒的命运意味着被遗弃，意味着“我”最终要被“自己人”所遗弃。小说里写到，“我”被敌人放出来后，不敢回到所生活的城市，只能在城市边缘的深山里生活。“我”害怕被“自己人”找到，“因为我害怕看他们仇恨、轻蔑的眼睛，但我希望他们处死我，快些处死我。”“我”有死的决心，却又没有勇气选择自杀。

1995年，史铁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这是史铁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小说的第十三节和第十六节被命名为“葵林故事（上）”和“葵林故事（下）”，女主人公则被称为“葵林里的女人”。她同样是一位叛徒。与通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不同，《务虚笔记》里的人物并没有确切的名字，通常是被用 O、WR、L、N、X、T、Z这样的字母才代替。小说有意凸显这些人物的虚构性质，他们有时会拥有共同的经历与遭遇，人物与人物之间很容易被混淆。一些非常个人化的遭遇、情绪、性格，则成为他们的“存在密码”。这实际上是拒绝对人物进行某种本质主义的处理，着意强调人的具体行为对人的生成意义的做法。葵林中的女人也有某些个体化的经历。她与画家Z的叔叔自小便认识，曾经在葵林里一起捉蛐蛐，逮蝈蝈，也曾经在葵林里看到他们的哥哥姐姐在青春年少的时刻开始迈向爱情。十三四岁时他们同在北方县城里的同一班上念书，中学毕业后，葵林里的女人不再上学，Z的叔叔则继续读高中、读师范。虽然相见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们还是相爱了。Z的叔叔不断地给她介绍书籍，将她引向革命的、进步的道路：“经由那些书，男人把女人带进了一种秘密，那种秘密被简单地称做：革命。女人，开始在那间小土屋前为一群男人放哨。当然，她心甘情愿，那秘密所描画的未来让她激动不已，憧憬联翩。她独自在小土屋周围走来走去，停下来细听虫鸣的变化，走到葵林边，拨开葵叶四处眺望，阳光明媚或者雷雨轰鸣或者月走星移，她感到奇妙的生活正滚滚而来因而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以后她又为他们送信，传递消息和情报，便不可避免地参与进那种秘密，知道了也许是她的软弱所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若是到此为止，葵林里的女人和Z的叔叔之间的这段故事就不过是《中篇1或短篇4》中的“我”及其革命女神的故事的再现或翻版，不同的只是参与革命的青年人及其“范导者”互换了身份与性别。接下来的经历，却让葵林中的女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命运，或者说，获得了属于她个人的“存在密码”。革命事业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他们开始遭到敌人的追捕。为了掩护将自己引上革命道路的爱人离开，葵林里的女人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Z的叔叔因此得以脱险，葵林里的女人却被捕入狱。小说里写到，她原本是个软弱的女人，因为革命也因为爱情，她获得了一股“浪漫的豪情”，曾立下了为革命也为爱情献身的决心。被捕入狱后，和《中篇1或短篇4》中的“我”一样，她也遭受了严刑拷打。叙述者甚至设想或暗示，她在监狱里遭到了轮奸：“也许会的。但她无力反抗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在她，已经没有了责任。她甚至没有特殊的恐惧，心已僵死心已麻木，只有皮肉的疼痛，那疼痛不见得比其他刑法更残酷。她不知道他们都是谁，感觉不到他们之间的差别，甚至辨认不出周围的嘈杂到底是什么声音，身体颠簸、颠簸……她感到仿佛是在空茫而冷彻骨髓的大海上漂流……所以对于她，贞操并没有被触动。”更让葵林中的女人痛苦的是，敌人在抓住她的同时也抓住了她的亲人。敌人把她的母亲和妹妹抓来威胁她，如果她不肯说出秘密，她的亲人也将遭受同样的酷刑和屈辱：“那时候她没能够想到人民、更多的人的长远利益、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方向，就像她没有得到拒绝生的方法一样，她也没有找到在无辜的人民和无辜的亲人之间作出取舍的方法，没有找到在两个生命的苦难与千万人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的逻辑。看着母亲，看着妹妹，两个活生生的性命，真实的鲜血和号叫，她的理智明显不够。或者是智力，人的智力于此时注定不够……两个亲人两个鲜活的性命真真切切在她眼前，她选择了让她们活下去让她们免受折磨……为她们，葵花林里的那个女人说出了秘密。”

这是葵林的女人成为叛徒的经过。她所面临的冲突，包含着爱与政治之间的冲突。这跟安提戈涅的处境极为相似。后来在《老好人》这篇文章中，史铁生在思考叛徒的处境时，曾把他们所遭遇的处境称之为“真正的疑难”。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克瑞昂按照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如果她这么做的话，她就会跟她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因此，安提戈涅的遭遇是真正的悲剧性的遭遇。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在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一旦深陷这样的困境并必须做出选择，这样的选择是很难简单地用对错来衡量的。

在2000年写作的短篇小说《两个故事》中，史铁生的笔触同样指向了叛徒的问题。这篇小说的叙事空间是地坛，叙述者“我”则是一个以史铁生为原型的残疾人。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位老者。他与“我”在地坛里相遇并给我讲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同样跟叛徒有关。《中篇1或短篇4》中的叛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叛徒，《两个故事》里的老者“我”却不是。“我”原本是一个敌后工作者，为了获取情报，受单线联系的上司刘国华的指示以叛变的方式打进敌人内部去。“我”经历了许多困难，终于成功地取得了敌人的信任，然而，就在“我”好不容易打进敌人内部却还来不为收集情报干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方已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什么都没干就不需要我再干什么了。”这是一个令“我”觉得很窝火很委屈的状况。真正的麻烦还在于，革命胜利后“我”与上司刘国华失去了联系，只有他才能证明“我”不是叛徒，只有他知道“我”的叛变是为了给我方收集情报。“我”原本是英雄，却因为刘国华的失踪而成了“叛徒”。为了摆脱这种屈辱的困境，我一度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寻找刘国华，也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然而，就在“我”找到刘国华时，他已因为中风而成了植物人，已无法再证明“我”并非真正叛变。这些都使得，“我”这一生的遭遇充满荒诞。“我”的真实身份是英雄，却无端地成了“叛徒”；成为“叛徒”后，我能找到证明我不是叛徒的人，他却又因为病患而不能为“我”作证。“我”终于放弃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想法，决意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的妻子却已过了生儿育女的时机，这是被“我”当年想还自我清白的决心而耽搁的。诸如此类的不幸，一环扣一环，仿佛在证明荒诞才是人生的实有，虚无才是人生的底色。

在《务虚笔记》之后，史铁生于2005年还完成了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跟《务虚笔记》一样，《我的丁一之旅》意在对可能世界的多样与复杂展开探讨，亦用大量篇幅谈到叛徒问题。不单是小说里的丁一曾经出卖自己的爱人，丁一的姑父也可能出卖了自己暗恋多年的馥，两者都是叛徒。馥的情况则多少跟《两个故事》中的“我”一样，一度从事地下工作，被派到敌人家里做卧底。她打进了敌人的内部，却还没来得及收集情报交给上级就患病去世了。这就使得她无从向人证明自己没有背叛革命，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叛徒。临死前，馥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五个字：“我到底是谁？”

除了上述这些小说，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文革”记愧》《老好人》等散文和随笔中也曾谈到叛徒的问题。史铁生对许多问题的探讨，都是源自自身的生存经验，时常将自身的经历作为书写和省思的对象，对叛徒问题的关注也是如此。《记忆与印象》《“文革”记愧》等散文就详细地记录了史铁生自身被当作叛徒或差点成为叛徒的记忆与印象。作为一位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史铁生也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或见证了中国当代史中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尤其是对革命年代很多人所遭受的命运困境有独特的体会。他对叛徒现象的关注，便首先与这种个人记忆或集体记忆有关。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史铁生发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存在处境。不管是个人的具体存在，还是个人的“世界”，都是不能简化的。叛徒及其“世界”也是如此。史铁生注意到，叛徒的存在千差万别，有的可能是因为怕死而成为叛徒，有的是因为担心亲人遭罪而成为叛徒，有的原本是英雄却因为一些意外事件而成为叛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叛徒如此不同，属于他们的“世界”也就大不相同。

史铁生对叛徒现象的思考与书写，也具有多重的意义。其一是借助现象学的精神，着力恢复个人与历史的真正联系，让个人在历史中真正归位。正如张清华所指出的，中国人自古便有特别敏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加上受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革命历史观念影响，在二十世纪形成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并由此派生出“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类历史信念：

但事实上正像德里达所反对的那些“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一样，“历史”“人民”“时代”“真理”等等一类宏大的词汇，究其实质不过是一些“没有所指的能指”罢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这应该是一句真理，但“人民”又应该是具体的时空里体现为某一个的“单个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可能就只是一个空洞而无所指的词语而已，在这方面，倒是存在主义者真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除了“单个的个人”——克尔凯戈尔所说的‘thatindividual’以外，根本不存在作为“群众”的主体，因为这种集合概念往往是“虚妄”的“虚构”。

所以我们所习惯的宏伟历史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正是真正“剔除了人民”的模式，它的汪洋恣肆和冠冕堂皇的历史叙事中间的所有生命体的个人内涵与经验都被删除了，剩下的只是对权力统治和伟人意志的膜拜。

对于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局限，史铁生是感同身受的。他之所以有意以叛徒作为书写对象，也不乏想要拆除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的意图。这与他自身具体的历史经验有很大关联，与此同时，他又尝试对具体历史经验进行提升，将之放置在更广阔的生命时空中进行打量。更为根本的，则是与他在写作中一贯坚持的现象学理念不无关系。现象学强调要回到事物本身，要回到存在本身。反映在写作上，便是要写出事物、事情的复杂的全体，要真正写出人之为人的具体生存境遇。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把被各种观念所简化、所遮蔽的所在重新释放出来。史铁生很早就意识到，“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对叛徒的认识，也同样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悖谬的是，“成为叛徒的道路与通向理想的道路一样，五光十色奇诡不羁，可以想象出无穷无尽罄竹难书的样式。但这些故事，结尾都是一样，千篇一律……从古至今，对于叛徒，世界没有第二种态度，对叛徒的归宿不给予第二种想象。一个叛徒，如果不死，如果活着，除了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之外没有第二种后果。”而人的生命意义首先在于过程。即使结果是重要的，也不意味着过程并不重要。史铁生之所以写作几个不同的叛徒故事，正是希望在重视目的的同时，也能对他们的生命过程本身有所关注。那些按照宏大历史事件而组织起来的历史叙事，很少会关注到个人及其生命世界。而这恰恰成了文学，尤其是小说显现自身力量的场域。比之于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它的最大优势，正是关注那些时常被忽视的人，找到合适的渠道来进入他们具体的、内在的生命世界，展现他们的欢乐与苦难，让他们个人具体而细微的经验得以复现。

史铁生的这种书写尝试，也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形成了对话关系。程光炜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史铁生是五零后知青作家，这代人所经历的大风大浪和政治训练，在前后几辈的中国人中绝无仅有。政治的残酷，让他们养成了对政治风云激情的敏感……他们文学作品的底座是一座无言的纪念碑，抑或也可以叫做历史记忆。”史铁生之所以一再思索叛徒问题，也与个人的历史记忆有关。他曾差点成为叛徒，也曾经目睹各种各样的人在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因各种问题而成为叛徒。这一点，史铁生在《文革记愧》等文章中有记录。当史铁生一再以文学的形式回望、思索这种记忆，他的书写，也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发生关联。

叛徒作为革命时期的特殊现象，不可避免地要进入革命历史叙事当中，郭剑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叛徒形象及其相关的文学史问题》一文中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叛徒形象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的叙事成规做过深入而细致的梳理。在郭剑敏看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是当代文艺生产中红色叙事的高峰期，当代文学中的叛徒形象也正是主要产生于这批作品中。红色文艺作品是彼时革命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构成，对叛徒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则关涉革命意识形态的打造与传播，以及革命语义系统的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叛徒形象主要承载的叙事功能在于：衬托革命英雄形象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时也是那些革命道路上的成长者成为合格的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考验。郭剑敏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一点：《战斗的青春》等作品中叛徒形象的刻画，有一个“化繁为简”、以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修改过程，“修改后的作品失去了原作中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情感的力度与人性的深度，党性立场成为左右人物思想情感和行动的唯一指针，革命叙事的纯洁性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但人物内涵的丰富性和人性的真实性却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扭曲。”而史铁生对叛徒形象的重新塑造，正好填补了这一文学史的空白，起到了反抗简化主义的效果，也将那些被删减、被遮蔽、被忽视的生存经验重新召唤出来。

史铁生对叛徒形象的思索，除了试图实现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抵抗简化主义、复活具体经验等目的，也有伦理学上的诉求。革命年代意识形态的泛化，曾使得很多人成为政治理念的牺牲品或是遭受各种冤假错案。史铁生对叛徒问题的思索，便与此有关：“我屡屡设想过叛徒的处境与原由，有些比较容易甄辨曲直，从而取舍归弃也自明朗，但更多的却是迷蒙晦暗——观其情也真，察其心也善，然其处境却是进退维谷；即便让我这局外人冷静地选择——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危吾危以及人之危——也仍是百思难取所归。故常暗自谢天地——谢那个任谁也拿捏不准的偶然性，庆幸着危难未临于我，否则就怕于某史犹豫之际，这世上早又多出了一个叛徒。”史铁生在《务虚笔记》等作品中对葵林中的女人这些叛徒的关注，并非是为了给叛徒“正名”，为叛徒的存在建立合法性，更不是起来号召人们起来充当叛徒，而是因为他们处于两难境地，处于“人间最无助的境地”。如果说《中篇1或短篇4》中的叛徒所需要面对的两难选择是个人的性命与集体的革命的话，葵林中的女人所需要面对的则是在自己的亲人和“人民、更多的人的长远利益、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方向”之间作选择。史铁生曾对此连连提出疑问：一个人可以蔑视敌人的用刑，但是否也可以蔑视亲人的受刑？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去死，但是否也有权替亲人作这样的选择？“譬如当神的珍爱与人的律法相悖之时，或爱与正义发生了冲突，你将怎么取舍？譬如一边是至爱亲朋的受苦，甚至惨死，一边是城邦（或组织）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骂名，你怎样取舍？”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对叛徒现象的持续关注上，史铁生实现了现象学和伦理学的融合：他首先是一个“现象学家”，重视面向事物本身，试图呈现事情复杂、暧昧的全体，而不是以偏概全，只看到事情的一个点或面。在写作中，他也注重呈现个体的生成过程，注重展现个体独特的生存经验，尤其是个体丰富多样的存在困境。在面对参差多态的可能世界时，他并不隐瞒自己的伦理立场。这并非是说史铁生要给出适合于所有人的答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而是将问题揭示出来，借此激起人们的伦理感受。他既不刻意简化“现实的混沌”，又始终有自己的伦理立场和伦理意识——这是一种现象学与伦理学的结合。虽然史铁生对叛徒形象的塑造不算特别生动、立体，但这样一种追问和思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前所未见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JohnPolkinghorn：《QuantumTheory：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age26.

②[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0页。

③⑭⑮⑯⑲⑳史铁生：《务虚笔记》，《史铁生作品全编》（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第267页、第271-272页、第274-275页、第273页、第270页。

④⑤⑥⑦⑧史铁生：《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页、第326页、第326页、第326-327页、第327页。

⑨史铁生：《“文革”记愧》，《史铁生作品全编》（第 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⑩⑪⑫史铁生：《中篇 1或短篇 4》，《史铁生作品全编》（第 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第105页、第100页。

⑬[日]丸尾常喜著，秦弓、孙丽华编译：《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⑰史铁生：《两个故事》，《史铁生作品全编》（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2页。

⑱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㉑程光炜：《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重识史铁生》，《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㉒㉓参见郭剑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叛徒形象及其相关的文学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