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升

时代的悲剧与无望的逃离

——论陈谦小说《莲露》

董福升

《莲露》是一部心理探究小说，读者能够通过莲露的悲惨境遇，深切地感受到治愈精神创伤的困难与反复。作者试图采用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更为客观的心态去关注造成莲露式悲剧的超越文革历史背景之外的诸多因素。

莲露 悲剧 心理小说

旅美作家陈谦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革书写方式，《特蕾莎的流氓犯》讲述的是施害者的负罪与忏悔，《下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述对受害者的精神疗治，《繁枝》则描写了两代女人的自我救赎。这些作品的文字虽细腻绵长，但并不过多地描绘文革的具体发展过程及惨烈景象，而是将视角投射进女性的内心，聚焦于人性命运和精神世界，用大量的笔墨渲染特殊时期民族历史对个体心灵所造成的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在对民族历史深刻反思的同时，唤起人们对于个体精神世界重建以及民族创伤疗治的关注，正如陈谦所说：“我意识到，面对历史的重创，如何疗伤，其实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整个民族在文革中遭到的重创到今天也还没有得到足够而有效的医治。”

发表于2013年的《莲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这样的心理探究小说，细心的读者能够通过莲露的悲惨境遇，深切地感受到治愈精神创伤的困难与反复。因为“文革”，莲露从小被父母“遗弃”，三岁起就与外婆和舅舅一起生活在上海普陀杂乱肮脏的棚户区里。外婆的保护与舅舅的怜惜使莲露不像个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外婆与舅舅成了莲露的“爹娘”。在莲露零碎的童年记忆中，在普陀的弄堂里“不停地移动着她和舅舅一小一大的剪影，偶有外婆穿插其间”。不幸的是，正是这个对莲露疼爱至亲的舅舅在她14岁那年性侵了她，给她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文革以后，在大学时代关于处女、贞操问题大讨论的背景下，莲露变得更加沉默，内心的创伤一直挥之不去，直到遇到朱老师，莲露向其坦白了自己的遭遇，并得到了朱老师的谅解。二人婚后，莲露以为精神得到了拯救，却因为朱老师一次“处女”情结的“出轨”，再次将莲露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朱老师这个“解铃人”又变成了“系铃人”。内心的压抑使得莲露通过参加众多社交活动来淡忘过去，却在与白种情人亲昵时被女儿发现，导致情感崩溃去看心理医生。而心理医生“我”却因所谓“职业原则”，将视自己为“拐杖”的莲露推开。最终，莲露选择了“老人与海”般的死亡。

莲露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文革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为莲露、外婆和母亲三代人的悲歌定下了基调。如果没有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打压，莲露的外公就不会在政治批斗中遭打致死，聪颖好学的莲露外婆也不会在生活遭遇种种外界剧烈冲击波后失去自尊和自信，从而导致心理大厦坍塌最终在弄堂里郁郁而终；如果没有“资本家小姐”这么个出身包袱，身为越剧小花旦的莲露母亲也不会“人强命不强”，为了保住上海户口而嫁给性格不合的莲露生父，造成后来离婚再嫁给大她20多岁的莲露继父并与和她年纪相仿的继子辉哥乱伦，更不会因为逃避运动而将幼小的女儿留在上海棚户区，最终导致伦理的悲剧。没有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斯文好看的舅舅不会从名校育才中学高中一毕业就撞上“文革”，升学梦碎，被分到区里的铸造厂当翻砂工，最终因为失意的苦闷与极度的压抑而犯下人生无可挽回的错误。可以说，时代的不安与动荡造成了人心的剧烈波动，个体的命运无法把握成为那个时代所有国人的困局。非正常的社会环境造就了非正常的家庭环境，个体如浮萍般随风飘荡，并随着家庭的激变而愈发不幸。外婆和母亲的遭遇早已为莲露的人生埋下了的悲情的种子，使得莲露的悲剧成为历史洪流中的必然。

在思考中回味是陈谦小说独具魅力的地方，《莲露》是一部充满“命运感的小说”，除了故事本身震撼人心之外，更为吸引人的是，它能使读者情不自禁地随作者一起去“探究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去“直面人类内心世界的种种镜像”，从而去思考造成莲露式悲剧根由究竟在哪里？在探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领会作者创作的初衷和作品的深刻主题，在不断的回味中赞叹作者的语言魅力和创作功底。与《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不同的是，《莲露》并没有将人物的悲剧命运和心灵创伤全部归咎于文革历史，作者陈谦试图采用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更为客观的心态去关注造成莲露式悲剧的超越文革历史背景之外的更多因素。

首先，莲露的悲剧并不完全在于行之表层的身体伤害，而更在于叠加在肉体之上的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而这种精神创伤的根源就在于传统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贞操观念。少女遭受性侵后本应尽快得到心理辅导和治疗，但莲露母亲在得知真相后不是帮助女儿疏导情绪，而是立刻堵住了莲露的嘴巴，从而阻断了莲露被尽快救赎的最初可能：“这事姆妈求你了，你千万不能出去说，千千万万啊。任何人都不能说。将来就是嫁人，也不能跟你男人说。要不你会是千刀万剐的命。姆妈别的话你可以不听，但这个一定要牢记，一辈子都不能忘记。”（18）这些近似“哀求”的“叮咛”话语，所隐含的是传统文化对于贞操观念的固有认识，是男权思想施加于女子身上的道德枷锁，以及女子近乎于逆来顺受的沉默与隐忍。当这种道德歧视混杂在文革的政治偏见和所谓的亲情观念中时，被害者精神的压抑与心灵的伤害就显得愈发沉重与严酷：“如果你说出去，你舅舅会被枪毙的，怎么说他也是你舅舅，他养育过你啊。”（18）因此，作为受害者的莲露只能默默吞下本不应由她来承担的苦果，将痛苦放在心灵的最深处尽力消解。她以为这样，童年的伤害就会像“舅舅从此会从你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影响不到你”一样而一去不归。而事实是，这种隐忍将在今后的生活中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她的人生观和处事态度，不管她是否说出真相，关于“非处女”的罪责将伴随她一生，这不能不说是人生悲剧。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对于女性的道德绑架并非个体间的纠葛，而是源于历史和文化的废墟，没有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省，个体的精神创伤并不会简单地因为施害者的消失而消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莲露的悲剧折射出的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其次，作者试图揭示个体命运在面对精神伤害时的无望与无助，即使想努力“逃离”，但伤害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改变而轻易消失，反而会结痂生根，成为抹不去跨不过的人生禁忌和挥之不去的命运魔咒，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给受害人致命一击。文革后走进校园的莲露，本该成为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时尚女孩，却因为人生的阴影而影响到对于异性的态度——舞会上从来不见莲露的身影，总是悄悄撕碎扔掉男生的字条，对于男生写来的信，她也总是没拆就处理了，她看着那些一头墨黑头发，满脸青春痘的同龄男生，心里会不耐烦。即使后来跟着朱老师来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远离了那片生长过恐惧的土地如此之久，但心灵的痛楚仍会悄然突袭，她常会整夜失眠，梦境常杂乱无章。“我非常绝望，真的，就是到了美国，也没人能救我。”（29）面对心理医生时，她常常会刻意回避一些过往的细节，尤其持续回避当年在上海遭受舅舅性侵犯事件的细节和受创后心理状态的辨析——“我们现在谈论它，你甚至都是用‘那件事’‘上海那次’这样的话语，你甚至无法将舅舅的名字跟那件性侵事件联系在一起说出来”（19—20），这些都是心灵创伤对人生活的消极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是受害者想逃离就能逃离，即使莲露认为自己已经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更为可怕的却是难以预知的将来：“我的问题不在过去，而是在眼前。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眼下的问题”。更为绝望的是，身处于受害者周围的最亲的人，往往会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莲露短暂的精神解脱因为朱老师这个“解铃人”的“处女情结”而再次被“系铃”，自己与白人情人亲热时被自己的女儿撞见从而造成精神崩溃。种种难以预知的现实打击成为压垮莲露的一根根稻草，而这一切的根源还都在于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对其人生命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悲惨过去似乎已成为永不消逝的“原罪”，越是“逃离”越陷入其中，最终将人推向毁灭的边缘。因此，从对人性挖掘与人生命运无常的真实呈现这个角度来说，陈谦的小说无疑是深刻而耐人寻味的。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作品中心理医生“我”这个角色，这是一个特别的角色，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角色，与莲露的悲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事是在“我”和莲露的交替叙述中展开的，整个叙事过程呈现的就是心理治疗的场景，那么“我”对于莲露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开始，“我”只是将莲露看作是一名普通的心理病患者，是诸多心理学典型案例中的一个复现，她的所谓“处女”问题，在我这个医学博士看来只不过是“前现代的一个文化符号”。所谓“自责，负疚，缺乏安全感，不稳定的情绪，深度的悲伤，处理两性关系、婚姻关系的困难，是不幸有过童年遭遇的人在成年后会遇到的典型问题”（19）。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我”认为通过“认知行为心理学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完全可以帮助莲露解决这些心理问题的。但是，随着心理治疗的深入，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所料：一方面，莲露的治疗效果并不如“我”预期的那样好，甚至出现在“我”看来的一定程度的不配合，治疗一度因难以进展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我”对于莲露慢慢开始抱有个人化的同情，甚至向她讲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我清晰地感到自己对莲露生出一股带着亲密的情愫，我对她的出现，有了一种超越职业感情的盼望，这令我忧虑”（29）。最终，这些“忧虑”使“我”不得不以所谓的“职业的理性”放弃了继续为她治疗，将她介绍给别的心理医生。在“我”看来，作为心理医生的我已经不能再为莲露提供任何专业上的帮助：“疗程已错过了最佳时机”；而在莲露看来却完全不是这样：“有我这双拐杖，她发现自己走得好多了，她甚至都不再需要去跳舞，社交，心理平静多了”。而“我”却始终以“专业”为由将她推开：“从专业的评估看来，治疗效果并不显著。根本的问题不解决，那旧伤随时可能复发。”最终，莲露还是被“我”从半道上推开，不得不孤独地离去。

值得深思的是，“我”到底为莲露的治疗提供了帮助没有？“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在拯救莲露？故事的最终结局似乎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我”的推开，使得莲露失去了精神的依靠，本应作为“施救者”的群体，最终却并没有为成为莲露企盼的救命稻草和精神拐杖，反而由于自身刻意的冷漠和所谓的“职业”，迫使莲露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我”最终也陷入了无尽的内疚与忏悔之中：“我将挂件放回屉里的瞬间，无法再否认自己心里的内疚——莲露是被我推出去的。在她和我相处的那三个月中，其实我是她唯一交往的男性。作为心理治疗师，我应该知道这种可信任异性关系对莲露的极端重要。她甚至说了，在那三个月里，我是唯一一副支撑她的拐杖。”（31）不得不说，作者陈谦写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怎样去疗救那些曾经受过心灵伤害的人？我们现已所知的专业心理治疗案例是否适合于所有文化背景的病患？民族文化心理的精神创伤该如何治疗？心理治疗师的个人同情是否毫无必要且毫无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在我们阅读文本之后所产生的疑问，不要说普通人，连作为心理医生的“我”也会产生这样的迷茫与困惑——“我真的越来越像一位合格的心理医生，却不知该喜或悲”。人性是如此的复杂，命运是如此的无常，施救者同样也面临着自我救赎的命运，我想这正是作者想让我们去思索的难题，也是这部作品值得反复咀嚼的地方。当然，我们并不能将造成莲露最终悲剧的原因全部指归于作为心理医生的“我”的“失职”，也不能一味强调周围人的“冷漠”，我们还应该看到莲露自身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因素，正如“我”所说：“如果你心理上足够强大，对过去的事真的放下了，舅舅就再也击不倒你；而朱老师做什么，也不会让你滑倒。”

同样是探寻人性心理的实验性作品，较之于《繁枝》、《下楼》等前期创作，这部《莲露》对于心理小说的建构和把握显得更加纯熟，更能在润物细无声之处展现生活中“客观的真实”。陈谦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曾说，为了“使小说看起来更‘真’，我必须去掉真实生活里更为复杂的戏剧性元素”，表明了她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生活的创作态度。孤苦无依的外婆、内心压抑的舅舅、人强命不强的母亲、自责内疚的“我”等等人物，陈谦虽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的人生，但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合理的艺术想象，依然能够细腻而丰满地写出各自的人生沉浮与心理状态，使读者如见其面，如闻其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屏息凝神，身临其境地随着人物的命运而思潮起伏。为了去追求这种真实，她付出了许多努力——“选择以心理医师的视角直接进入，却相当冒险，又极具挑战性。幸运的是，我获得了作为美国临床心理医师的友人耐心而专业的帮助。当小说完成的时候，我对当下临床心理学前沿理论和实践有了更好的理解。”确实，这部小说包罗了大量的心理学现象，让我们领略到“人类内心世界的种种镜像”。例如，莲露对于舅舅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恋父情结”的一种表现，她不止一次表达出舅舅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父亲，“他其实就是阿爸”，“她也是有爹娘的人”，“跟弄堂里的人家相比，年幼的莲露并不觉得自己家庭的特别”（8），舅舅悉心的照顾给莲露的童年带来了一丝温暖，使失去父母照料的她不再孤独无依。莲露对舅舅的感情是复杂的，即使舅舅强暴了她，她仍然在心里保留了对舅舅美好的回忆，“莲露提到他时，她那两颗仿佛久浸在酸坛里的梅子般瞳仁突然明亮起来，褶皱被撑开”（7）。甚至于在今后的生活中，莲露对于恋爱对象的选择也受到“恋父情结”的影响，不管是朱老师还是辛普森，他们都是大莲露十几岁甚至二十岁的人，可见舅舅已成为她人生中抹不去的符号，这些信息都在莲露不经意的叙述中传达出来；再如朱老师的出轨，源于心理上的所谓“补偿心理”，即使表面接受了莲露非处女的身份，但内心的不安与不甘还是表现了人性最初的真实想法，正如莲露所说：“大部分的人活着，后天获得的教养、道德、规范，都是用来压紧那些可能跟现世安稳相抵触的屉盖，让盒子能够平稳地搁置在人世间的大柜子里。其实那些屉里的东西是人类基因的各种搭配，无所谓对错，朱老师那次‘意外’，无意间让她揭开了自己盒子里那些令人难安的屉子。”（27）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莲露撞见母亲与小她二十岁的“继父儿子”乱伦，这种极富冲击力的童年画面为她去美国后与白人情人亲热被女儿发现最终造成心理崩溃埋下了伏笔，也印证了童年创伤对于人心理的毁灭作用。至于莲露的梦境，老人与海的意象表现出人物内心真实的渴望与灵魂的归宿。作品中人物的种种表现看似怪诞不经，似乎离真实很远，但细细想来，却极其真实地反映出人性心理最本能的状态，正如陈谦所说：“在《莲露》的写作过程中，我常想到西方评论家对生活和小说家关系的这一说法”——“人类行为形形色色的无限性远远超越小说家的想象力”。

注解【Notes】

①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楚文化视域中的湖北籍海外华文作家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5ZD038）的研究成果。

②陈谦：《莲 露》，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6期，第7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陈谦：《〈莲露〉创作谈》，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6期，第31页。

[2] 陈谦：《〈莲露〉创作谈》，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6期，第31页。

[3] 陈谦：《〈莲露〉创作谈》，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6期，第31页。

Title: The Era Tragedy Hopeless Escape — Comment on Chen Qian's Novel Lian Lu

Author: Dong Fusheng is from 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law, Wuchang Shouy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Lian Lu

is a psychological novel that readers can deeply feel the dif fi culty and repetition of healing trauma through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Lian Lu. The author attempts to use a more diverse perspective and a more objective attitude to focus on the more factors of the Lian Lu-style tragedy beyo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an Lu

Tragedy Psychological Novel

董福升，武昌首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