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城

是什么让知识分子越来越灰头土脸？

文－宗城

怀疑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批判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知识分子不需要崇拜别人，

也不需要被人崇拜。

记得电影《驴得水》2012年舞台剧巡演时，宣传单上曾印了一行小字“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导演在解释这句宣传词时说：“面对社会，知识分子相当没有行动力，是最无力而容易妥协的。”

抨击或表现知识分子灰头土脸的一面，并不是《驴得水》的首创。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的《伤逝》与郁达夫的多部小说创作，都已然体现对当时知识分子行为的怀疑和反思。而钱钟书的《围城》、王朔的新时代市民小说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作品也在不同时期揭露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大时代下的尴尬。

如今，当消费社会的观念不再新鲜，金钱代替知识成为大量年轻人的首要目标，知识分子已经且仍然处在逐渐边缘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被污名化，成为很多人“降格”的工具，“百无一用是书生”也一次次被老调重弹。那么，是什么让知识分子沦落如此，是什么让知识分子越来越灰头土脸？

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

要谈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矫正的误区是——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读书读得多，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令人佩服，但还不能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需要带着怀疑的眼光入场，对眼中的一切提出疑问，进行思考，发表出属于自己的创见。知识分子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会被鼎沸的哄闹声盖过，知识分子的发声目的，不惟取得预期成效，更在于对得住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读书人闭门自居，不过是前人观点的复述机或者收藏库，那他充其量只是知道分子。

可惜的是，今时今日，很多“知道分子”装裱一番，却也能冒充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头衔，已经被过度消费，似乎读过些书，能发发议论，就可成为知识分子。

犬儒之风的蔓延

如果知识分子因为外界的压迫或境遇的苦闷就阉割自己批判的责任，他可以抱怨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凉薄，但他要明白：是他自己选择了龟缩。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做一只沉默的乌龟，这对社会的良性运转没有建设性意义，也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面对强权的施压，越来越多在言论上具有优势的人选择闭嘴，选择犬儒。

知识分子用力有不逮做沉默的理由，本质上不过推诿的说辞。他没有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条有必要被指出来，有必要被怀疑。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封建时期，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歌功颂德，内心隐隐欢喜。若是从前脑后有“反骨”的知识分子一改话风，那于统治者便是招安成功，喜上加喜。小喽啰的夹道欢迎，自然是例行公事。毕竟，知识分子之于公文写手，社会地位与名望皆更上一层，且其语言的公信力尚有左右民众思想流向之效，其威力，甚至盖过国家宣传机器。也难怪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动过脑筋，希求知识分子主动流入宣传机器。

既是歌颂的话，那就服务于宣传的性质，就面向万民，力求在百姓间传播更广，难免大而空泛。知识分子参与歌颂，往往主动或被动，迎合上层需求，那么当他写下那一团一团蓬松的“棉花”时，难免趋于自上而下的视角。加上他正处于“狂热”的状态，与底层的距离就更加疏离，难免有空中楼阁之嫌。

知识分子的笔触大多游走于善与恶、黑与白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为何，一旦过于用道德审判知识分子笔下的文本，往往两头尴尬，不得要领。而歌功颂德，恰是一种掠过灰色地带，直截了当肯定“正面”，其实质是一种粗暴偷懒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不沉默，却滑头

如今，很多知识分子不沉默，但也很滑头。怎么个滑头法？净说片汤话。

足球直播，有一种解说，一遍遍念叨：“主队要加强进攻，做好防守，场上队员不要心急……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听起来，都很对，可仔细一想，分明是有道理的“废话”。这些话不涉及深入的战术分析，不清楚交待场上的形势，不过是讨好八方的片汤话。

滑头的知识分子便如此，佯装积极参与公共议题，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又生怕得罪人。出于讨好、迎合的目的，一遍又一遍撰写文章摇旗呐喊。如果你细细剖开会发现里面不过一团糨糊。滑头的知识分子像变色龙，总能在不同立场间切换自如，又看似每一次都站在正确的三观上。也许，他们最大的立场是使自己介入公共讨论，又全身而退。

缺乏悲悯意识

知识分子要看得起自己，一个看不起自己的人，希冀他看得起别人，恐怕一厢情愿。看得起自己，不是要知识分子自恋，自恋容易自大，自大的人享受被他人崇拜。知识分子被崇拜不是好事，知识分子自身也要被批判看待，也要不断反思。我们说看得起，是叫知识分子正视自己，认清自己，珍惜自己的权利，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知识分子明白个体的可贵，才会尊重一个人存活的价值，才会对掌权者、暴力者对他者的施虐、奴役行为保持警惕，并站出来为被欺凌者说话。

有悲悯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可贵，这不是说知识分子要有圣母情节，不顾事实与现实的困难、不顾人的正常心理，只一味抢占道德制高点。悲悯意识恰恰是贴近烟火，设身处地的。一个没有悲悯意识的知识分子，冰冰凉凉，近乎刻薄，眼见人文的破败而不作声，遭逢生命的残害仍无所动，过着所谓隐士的生活，有幸享有孤高的清誉，可又留下了多少对世界有益的东西？

对待权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知识分子尊重权威，但更尊重追求真理的信条。权威的遗产是用来反思的，是用来被超越的，知识分子不需要像游客一样隔着玻璃赞赏恭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研究鲁迅，写论文，有意见就写出来，没有意见不要凑字，哪怕到截止期，为了赶任务，东拉西凑掉书袋，洋洋洒洒万言书，也称不上合格的成果，也不是对权威的尊重。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对权威保持怀疑并不意味着打破原则地去冲击权威。知识分子破坏原则地去打倒权威，是在给自己掘坟墓，也是“知识分子污名化”的重要原因。权威既可以通过权力、武力获得，也可以通过智识树立，前者如政治领袖、军人头领，后者如知识分子中的大师。知识分子的言论威力和自身名誉，本身就要靠言行构建的“威信”来支撑。打倒权威是乱世的政治家或军人乐见之事，比如战乱时期的军阀。因为他们的胜利势必要先瓦解上一代或对立者的权威，知识分子此举无异于帮他们清扫障碍。

说出这些话，并非要知识分子臣服权威，知识分子，尤其是想要建立新的政治或文化生态的知识分子，要挑战过去的权威是情理之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需要遵守基本的底线，要保持知识分子的风骨，如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折损的是知识分子整体的声望，降低的是知识分子行事的底线，害的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责任编辑：张斯絮